第一节 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艺战略评述

风云际会、地覆天翻的1917年既是俄罗斯国家政治发生彻底转变的历史时刻，也是苏维埃文化模式确立发展的开端，这不仅意味着沙皇统治下以农奴制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为典型特征的俄罗斯帝国文化形态彻底覆灭，也昭示了以布尔什维克政党文化为特征的苏维埃文化模式的孕育诞生。苏维埃俄国的第一部宪法由第五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并于1918年7月10日颁布实施。根据该宪法的精神，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得以建立。1922年12月3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成立，这是一个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组成的联邦，即“苏联”诞生了。在经济体制方面，苏联实行典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表现为集中确定社会需求、集中计划和决策、集中和高度行政化管理。在政治体制方面，与之相匹配，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自苏联建立之初，苏共就牢牢控制了国家机器，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拥有巨大的权力，列宁在这两个部门都是最高领导，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苏维埃制度。其特点非常鲜明地体现在苏维埃制度和高度集权的国家管理机构中，表现为党政不分，党内高度集权，实行的是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在联共（布）高度集权的政党统治下，与经济和政治体制相适应并一体化的文化管理体制也随之诞生。

一 苏维埃文化——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下的全新文化类型

诞生形成于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硝烟炮火中的苏维埃文化体制及其政策具有相当强烈的革命色彩，它既要继续保持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时团结凝聚组织的鼓动作用，同时也要开展向广大群众宣传教育革命信仰、铲除旧有沙皇专制文化体制的工作。俄共（布）将宣传文化工作始终作为自身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和重点，最早体现苏俄文化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法令、文告就是在十月革命第三天，即1917年11月9日由列宁批准的《出版法令》和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于同年11月13日就国民教育发布的告公民书。可见，在诞生之初苏维埃政府就将新闻宣传和教育工作作为文化政策的重点，同时也注定了苏维埃文化所具有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文化严密组织性、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等特点。

首先，在文化基本政策方针上，新政权主张在政治上配合消灭私有制、阶级和阶级剥削，统一社会思想，保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舆论一律”，稳固社会政治和道义一致的根基，引导、组织全国人民建立高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为特征的、“消灭富农”阶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遵循上述方针确立的文化工作运行体制主要为：通过设立统一的专门机构、任命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制定统一的政策、控制舆论宣传工具等，对文化建设实行集中领导；利用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进行统一规范，保持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活动在可控范围内的整齐划一和计划性、简单化管理。[2]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的言论和著作是党和国家文化工作的最高指针，他的主张对于文化领导体制的抉择和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列宁关于文化建设的主要政策方针包括：一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作的绝对领导权。列宁认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还是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服务，共产党人必须努力“领导”艺术的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3]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方针问题。列宁一贯坚持党必须领导文化的原则，并于1920—1922年亲自领导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反对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斗争。二是注重文化工作的特殊性，注重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列宁认为，文化工作有别于军事、政治领域的工作，“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字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因此，他一向批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夸夸其谈，很强调继承过去时代的文化遗产。他说：“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4]三是主张对不同的文化部门采取不同的政策。他强调文艺部门同教育部门的区别。他主张艺术创作部门应有相对自主权，不能对它们作“烦琐的管束”，至于对科学教育和政治教育部门，则应将它们纳入党的全面领导的轨道。除了列宁的思想是作为党和国家进行文化建设的最高指导原则而发挥作用外，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理论家，比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有关文化理论和文化政策的思想在20年代大部分时间也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布哈林反对“拉普”（РАПП，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олетар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的文艺政策主张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拉普”鼓吹把战争年代的阶级斗争形式搬到和平时期，在文化艺术战线进行“阶级战争”，主张以直攻近取、军事命令的方式夺取文坛领导权；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庸俗化，宣扬文学即政治，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服务，甚至要求文学作品去图解政治原则。它实质上宣扬的是较“无产阶级文化派”更多加工的、更为精致的庸俗社会学理论。[5]此外，拉普派分子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代表，视所有非拉普派文学组织（如“山隘派”“谢拉皮翁兄弟”小组等）和非拉普派作家（甚至包括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普利什文、列昂诺夫等人）为同路人，挥舞着极“左”的大棒，打击和迫害一大批文学界的创作人士。针对这种状况布哈林认为，“不能按党、合作社、军队的形式去组织一切团体”，“尤其在有关文化问题上”，应“规定另外的、不同的团体纪律”，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发的”、“有灵活性的”、“极其多种多样的”。[6]因此，一是要利用文化遗产，团结文化“同路人”即文化方面的专家；二是要教育无产阶级自己，一方面克服“共产党人的自大狂”，另一方面防止“丧失立场”。这里重要的是要实行正确的政策；“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攥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布哈林的这些思想包含着有关社会主义文化领导体制的一些重要原则性方针。列宁于1924年去世，使他只亲自领导了20年代初苏维埃国家的思想斗争和文化建设。事实上在几乎整个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思想、言论在思想文化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些文艺和文化思想也成为苏维埃政权初期文化的主要指导方针。

其次，在文化管理机构方面成立党内文化事务的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党外事务的文化教育国家最高机关——教育人民委员部，作为苏维埃中央执行机关代表俄共（布）对国家文艺和文化事业进行统一管理。为革旧布新，苏维埃政府首先通过法令，解散了临时政府的旧国民教育委员会，并遣散了旧教育部职员。为了实现苏维埃国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按照1917年11月25日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法令，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该部的教育人民委员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教育家卢那察尔斯基担任。部务委员会由教育人民委员、副教育人民委员和5名委员组成。教育人民委员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遴选，副教育人民委员和其他部务委员则根据教育人民委员提名，由人民委员会任命。首届部务委员会委员依次分别是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潘·勒柏辛斯基、维·波兹涅尔、达·梁赞诺夫、巴·施特恩贝尔格。[7]各地方也纷纷效仿，解散了旧的国民教育机构，成立了地方苏维埃的国民教育机构——国民教育厅或国民教育处。国民教育厅、处按照双重领导原则，一方面属地方苏维埃机关，服从地方党政领导，另一方面又是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地方机构，服从该系统的上级机关，从而实现了国家对文化教育工作的统一领导。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几乎掌握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管理的全部职能，至1918年9月共有28个司。这些司被划分为5个分部，其中学校分部包括统一学校司、学前教育司、高校司、学校改革司等；校外教育分部包括校外教育司、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司、电影司；科学分部内含科学司、图书馆司、科学博物馆司和档案总局等；艺术分部包括戏剧司、音乐司、造型艺术司、博物馆事业和国家文物、古迹、财产保护司；职业教育分部内设职业教育改革司等机构。后来又成立了领导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少数民族司。1920年11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原政治教育司（即校外教育司）的基础上组建了共和国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在行政上从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但同时它是党中央的一个机关，其中包括教育人民委员部政治教育司、全俄中央鼓动社、俄罗斯通讯社、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全俄扫盲非常委员会等。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家出版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报刊发行处和教育人民委员部各司——戏剧司、造型艺术司、音乐司、摄影和电影总局及博物馆也一并纳入，一个包罗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各个方面的领导机关终于形成。俄共（布）十大在其专门决议中对宣传鼓动部的职权范围和它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总的原则是，中央宣传鼓动部主要负责党内，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要领导党外。即党系统内宣传鼓动部，其工作重心是负责党内教育，同时领导各种非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苏维埃选举、吸收党员和与组织工作有关的各种工作中从事宣传鼓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机关，其工作重心是负责党外的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同时协调工会、共青团的宣传教育并负责军队的政治教育。尽管在职权和任务上作了这样的划分，但在具体工作中到底有许多重叠和交叉，因此在十一大上又决定把宣传鼓动部和政治教育局的领导人员加以合并。[8]

实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这种高度集中化领导，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它保证了当时极为混乱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统一，有效地动员了文化方面的人力和物力以解决燃眉之急。但由于各部门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形形色色的机构都集中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内也使后者变得组织过于庞大，造成机构臃肿、混乱无序、效率低下等问题。为此，1920年教育人民委员进行了改组，分设业务指导中心和组织中心两个中心，其中业务指导中心又称为一般理论和计划领导中心，该中心分为科学部和艺术部。科学部又称国家学术委员会，下设3个分部：政治科学分部、技术科学分部、教育科学分部。艺术部又叫艺术总委员会，下设5个分部：文化分部、戏剧分部、音乐分部、造型艺术分部、电影分部。自此，苏联延续70年的国家文化管理体制及其职能基本形成，同时这一机构和体制安排也对俄罗斯联邦成立后的文化管理部门和职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次，在文艺战略领导运行方式上，苏维埃初期主要采取举行各种文化问题的中央会议方式来研究和制定关于文艺战略的具体做法。例如，在1920年12月至1921年1月，曾举行国民教育问题会议及一系列各民族共和国和省负责人会议；在1924年5月、1925年1—3月曾召开文学政策问题会议；在1927年5月又举行戏剧政策问题会议，等等。这些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教育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各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以及各社会团体的代表和有关创作人员。会上，对文化政策和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般都能各抒己见，热烈争论，会议结论则成了党和国家一些重要决议的基础。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简称《决议》）这一历史性决议则是在1924—1925年历次文学问题会议文件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个《决议》重点批评了“拉普”加剧阶级斗争的极“左”文艺路线，纠正了“拉普”打击“同路人”作家和文化人的“左”的政策，指出应对他们采取团结、争取和利用的政策；反对“拉普”以行政强制手段独占文坛的做法，提出党主张在这方面实行“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反对在文学事业上企图采取“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在理论上指出了艺术阶级性的“无限多种多样”和极端复杂性，反对在文艺领域把阶级性简单化、绝对化和庸俗化，反对把文学等同于政治，反对让文艺直接为政治服务。这实质上是对苏俄和俄共（布）队伍中长期存在极“左”文化思潮的批判，是对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深刻而系统的清算，成为苏联思想文化史上总结苏维埃政权初期文艺战略纲领的代表性文件。

二 苏维埃文化政策指导下的文化革命

面对新政权成立后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的严峻局面，特别是整体国民赤贫和愚昧的低素质以及各类专门技术人才奇缺的严重情形，为了促进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政治生活的正常发展，同时也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文化基础，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和文化水平，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高层领导人将扫盲、发展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有专门技能的建设人才、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提高全党的政治文化水平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掀起了一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旨在对社会的精神生活和人们的社会意识进行变革的“文化革命”。

一是进行了扫除文盲的国家文化教育活动。新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半文盲的贫穷国家，“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在所有其他的那些穷乡僻壤，也“到处都是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性所统治”。苏维埃政权从旧俄国继承下来的是一个文化落后的摊子。[9]改变俄国居民文化素质的落后状态是苏维埃政权着力解决的问题，列宁把扫除文盲视为动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9—49岁年龄段居民中有73%是文盲，全国80%的儿童和少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在俄罗斯城市里有将近半数的居民是文盲，文盲在农村居民中的比例更大。因此，列宁在1921年10月的一次政治教育机关代表大会上说，如果扫盲任务得不到圆满的解决，那么去谈新经济政策是可笑的。1918年，苏联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了扫盲工作。1919年年底，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规定不会读写的8—50岁的居民必须学习识字。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的最初3年，尽管处于严酷的国内战争条件下，但仍有700万人接受了扫盲教育。

二是新的国民教育制度逐渐形成。列宁认为发展苏维埃政权文化，第一是发展教育，尤其是初等国民教育；而发展教育的关键，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外，就是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首先是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其次是教育农民，提高其文化水平，至少要让他们识字，把他们吸引到合作社中来，逐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1919年的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中提出了发展国民教育的基本目标，如建立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保育院在内的学龄前教育机构网，对17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实行义务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发展成人职业教育并为工农进入高等学校创造条件。在中学教育领域，苏维埃政府一方面规定学校的教学活动要按照人民教育委员部拟订的教育计划和教育大纲；另一方面，增加教育的经费投入，使全国中学数量和在校学习的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在大学教育方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把培养工农子弟定为苏维埃国家的一项国策，苏维埃政权重视培养新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有利条件让工农出身的青年上大学。除学校教育外，苏维埃国家还搞了一些非学校教育形式，如组织各种技术培训班、文化补习班等。总之，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权教育的大规模改革和一系列举措使得苏维埃国家获得了管理文化的“资格”，奠定了苏维埃文化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为苏维埃国家培养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10]

三是大力开展无神论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消弭俄罗斯东正教的社会作用。无神论是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基本理论，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始终视俄罗斯东正教为党的意识形态最大威胁。列宁早在《社会主义与宗教》（1905）一文里就阐述了宗教与国家完全分离的原则，让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远离国家事务的主张。1917年12月4日，苏维埃政权发布命令把教堂和修道院占有的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几天后，又下令把宗教教区学校、神学校和神学院归于人民教育委员部管辖。同年12月31日，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良心自由法令》，这个法令让教会远离国家事务，剥夺其一切财产和法人权力。此后，俄罗斯全国掀起了一场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大批教堂建筑被关闭和拆除，教堂里的大批珍贵文物被拿走，许多教堂变成仓库、摄影棚和宣传无神论的博物馆。除了容许教民在教堂祈祷外，教会的许多其他活动，如教育儿童、帮助穷人和病人、办教会学校、进行宗教的行善活动等均被禁止。1918年2月2日，布尔什维克政府颁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禁止在学校开设宗教神学课，开始对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加大无神论宣传的力度，创办了《无神论者》（1922年年底）报纸，并且印数很大。苏维埃政权对待俄罗斯东正教教会和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和措施引起了包括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在内的宗教界人士和一批教民的不满，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同时损害了苏维埃政权形象。

四是针对旧有文化遗产进行了有选择性的保护和利用。在列宁的思想中，旧文化应该被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918年春天，列宁在同卢那察尔斯基谈话时指出，要用纪念碑、浮雕等来装饰城市，不仅要使社会主义先驱者和战士的形象，也要使那些著名的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的形象在人民的记忆和意识中扎根。他特别指出，后一类人物虽然与社会主义没有直接联系，但却是真正的文化英雄。人民委员会先后通过决议，拆除沙皇及其仆从的纪念碑，建立革命、社会和文化活动家的纪念碑。而对待一般文物、建筑物、古旧物品和文献则通过对属于私人、团体、机关的古代艺术品和古物进行登记和清点的方式对贵族、官僚的庄园及其收藏的艺术品实行国有化。1918年，教育人民委员部物馆和文物保护的专门委员会做出了一系列决定，如将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收归国有，禁止把艺术品和古物运往国外，因而国立博物馆数量增加，其收藏也不断扩大。

三 苏维埃政权初期文艺战略的主要成就与不足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尽管苏维埃官方对文化进行干预和控制，但苏维埃文化依然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状态。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化的余波冲动；另一个是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结果。[11]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共（布）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从苏俄文化事业的实际出发，运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正确地对待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文化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明水平。

新经济政策初期俄共（布）的文艺战略的工作重点就是改天换地后帮助广大群众克服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群众性扫盲运动有了新的发展。俄共（布）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都对此做出许多相应的规定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新经济政策造成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不但迎来了经济高涨，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新经济政策在文化领域里提供了自由竞争氛围，容许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和小组存在和活动，促使了文化领域的思想、风格和审美的多样化。1925年9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提出的“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原则通过批评的途径和说理的方法，揭示文学的阶级性，与文学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反革命倾向作斗争。在这一方针指导下，20年代的苏维埃文学出现了活跃的、富有生气的局面，文艺界存在着许多自发的团体和组织，意象派、未来派、结构主义等多种流派纷纷出版刊物，包括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等无产阶级作家；也有阿赫玛托娃、皮里尼亚克、列昂诺夫、卡达耶夫等在内的知识分子作家发表不同风格的作品，为苏联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此外，雕塑、电影、音乐和戏剧表演艺术等方面的艺术家们也在进行着不同流派和风格的探索。

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文艺战略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宗教和教会采取了简单化的行政措施。在20年代初期的灾荒期间，政府以没收教会财产为开端，以镇压教会上层人物为结束，对教会进行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同一般教徒发生了尖锐冲突。1925年，以成立由党的宣传鼓动部门领导的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为标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无神论的运动，中央要求政治教育总局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组织、领导和促进反对宗教迷信的宣传。但这一运动经常被搞成露骨的反宗教运动，漫骂式的宣传收效甚微，也并未在文化信仰和精神追求层面对民众的宗教意识产生根本性动摇。

综观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文艺战略，总体而言直到20年代末为止都是积极并值得肯定的。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初期掀起的“文化革命”及其一系列举措对发展苏维埃政权初期的文化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不同文化流派和不同艺术风格的阵地，不同文化思想、各种艺术形式共存和交融，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态势。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就把文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政策和对文化的领导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文化的专制，这也开启了70年来苏联文化专制主义的历程，苏维埃文化从此被强行纳入了单一的模式和发展轨道，为斯大林时期的极“左”文艺战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