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关中文学家族个案研究
“关中”并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一种文化地理概念。那么，汉代“关中”的范围如何界定？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主编的《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根据史料记载，就“关中”的得名，征引诸多说法予以解释。[1]这说明，人们对“关中”的理解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来自地理观念，也来自文化观念。需要强调的是，本书所用地名，皆载于《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
在《史记》中，“关中”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关中”有这样的描述：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
据此，关中的边界分别为汧、雍、河、华：汧谓汧水，在今陕西千阳县；雍乃雍山，在今陕西凤翔县；河即黄河；华即西岳华山。就是说，关中指自汧水、雍山至黄河、华山一带的区域。显然，这是西汉时期关于“关中”的狭义解释。事实上，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将汉中、陕北部分地域也包括在关中范围内，这大概是对“关中”的广义解释了。另据《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今陕北、陕南的部分区域也被纳入“关中”范围：
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慰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3]
由此可见，项羽将巴蜀、汉中等西南区域亦称为“关中”地，并将陕北上郡（当为今陕北南部）一带纳入关中范围。项羽将秦降将章邯立为雍王、长史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将关中分割为三个部分：咸阳以西、咸阳以东至河、上郡。因此，这里的“三分关中”，显然是将关中分为北、中、南三个部分。
按说，“关中”即诸关之中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云：“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云：“韦昭云：‘函谷、武关也。’又《三辅旧事》云：‘西以散关为界，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4]《史记·项羽本纪》云：“人或谓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语：“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5]如此，关中即四关之中。《史记》最早并大量使用“关中”这个区域性名称，全书提及四十余次。而唐代颜师古为《史记·高帝本纪》作注云：“自函谷关以西，总名关中。”这可能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解释。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曾提到秦始皇在各地大造行宫时说：“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这里的“关中”和“关外”，是以函谷关为界来划定的。“关外”指函谷关之外，而“关中”指函谷关之中。秦汉时期，以诸如“关中”“关外”进行对比叙述的，还有“关内”与“关外”、“关东”与“关西”、“山东”与“山西”、“关右”与“关左”等。因此，汉代还有“关内侯”与“关外侯”的爵位区分。可见，不论是地名还是爵名，无一例外是以函谷关和崤山为分界点的。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关中”大体包括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和弘农郡等四个地区。之所以将弘农郡纳入关中，与汉武帝东移函谷关有关。汉武帝时期，函谷关曾向东迁移，便将弘农郡也划进了“关中”范围。而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时期，这四个区域的建置仍在，但所辖县有调整和变化。
据《汉书·地理志》，京兆尹原属秦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前104）改为京兆尹，有县十二：长安、新丰、船司空、蓝田、华阴、郑、湖、下邽、南陵、奉明、霸陵、杜陵。[6]这些县以长安为中心，分布在“关中”东部、东南部一带。左冯翊原属秦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前104）更名为左冯翊，有县二十四：高陵、栎阳、翟道、池阳、夏阳、衙、粟邑、谷口、莲勺、鄜、频阳、临晋、重泉、郃阳、祋祤、武城、沈阳、褱德、徴、云陵、万年、长陵、阳陵、云阳。[7]这些县主要分布在长安北部、东北部、西北部一带。右扶风原属秦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前104）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有县二十一：渭城、槐里、鄠、盩厔、斄、郁夷、美阳、郿、雍、漆、栒邑、隃麋、陈仓、杜阳、汧、好畴、虢、安陵、茂陵、平陵、武功。[8]这些县分布在长安的西部、西南部一带。弘农郡，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置，有县十一：弘农、卢氏、陕、宜阳、黾池、丹水、新安、商、析、陆浑、上雒。[9]可见，弘农郡包括今商洛一带、函谷关在内的河南陕县以西区域。
而据范晔《后汉书·郡国志》，京兆尹下辖县为：长安、霸陵、杜陵、郑、新丰、蓝田、长陵、商、上雒、阳陵等十县。[10]可见，东汉时期京兆尹所辖县有了调整和变化。变化之一，长陵、阳陵西汉时原属冯翊，商、上雒西汉时原属弘农郡；变化之二，减少了船司空、华阴、湖、下邽、南陵、奉明等六县；变化之三，东汉时将湖、华阴两县归于弘农郡。左冯翊下辖县有：高陵、池阳、云阳、祋祤、频阳、万年、莲勺、重泉、临晋、郃阳、夏阳、衙、粟邑。[11]可见，除了将长陵、阳陵调整给京兆尹外，东汉时期左冯翊所辖县大量减少，减少了栎阳、翟道、谷口、鄜、武城、沈阳、褱德、徴、云陵等九个县。右扶风下辖槐里、安陵、平陵、茂陵、鄠、郿、武功、陈仓、汧、渝（隃）麋、雍、栒邑、美阳、漆、杜阳。[12]和西汉时期对比，东汉右扶风少了渭城、盩厔、
、郁夷、好畴、虢等六县。东汉弘农郡下辖陕、黾池、新安、宜阳、陆浑、卢氏、湖、华阴等八县。[13]与西汉时对比，少了弘农、丹水、商、析、上雒等五县（如前所述，商、上雒划归京兆尹），而将原属京兆尹的湖、华阴两县归于弘农郡管辖。
综上所述，基本上属于“关中”地区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和弘农郡等行政区所辖县，曾在两汉时期发生过变化。根据相关史料来看，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帝都的东迁，对关中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可以说，东汉建都城于洛阳，使得关中地区的人口总量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而且减少的幅度很大。[14]这对关中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都是明显的。
当然，关中不仅是地理概念，也是地域文化概念。这是因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总具有相似的文化精神风貌。而所谓文化精神，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文化传统。从特定地域看，这也是生活在特定地域的人们的一种恒久而稳定的文化心理。关于关中文化精神，李浩先生曾在其专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予以归纳总结，主要有五点：其一是人文化成的礼乐精神，其二是耕稼本业的重农精神，其三是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其四是经世致用的事功精神，其五是学究天人的宇宙精神。[15]那么，关中精神的这五大内涵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汉代关中人是否已形成了这五大精神？
如前所引，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根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所注，“地重”即“重耕稼”，“重为邪”即“畏罪不敢为奸邪”。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亦云：“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16]由此可见，汉代之前的关中人承先王之遗风，好稼穑、重耕稼、守规矩、不奸邪。但是，秦汉以来，关中风气发生了变化：“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17]可见，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导致关中区域地小人众，百姓开始本末倒置，不再以重耕稼为本，而是重商业、益玩巧为务。汉代关中的这种风气，也为《汉书·地理志》所记载：
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18]
根据《汉书》的记载来看，关中原有“好稼穑，务本业”的“先王遗风”，但在秦汉时期受到了冲击。追根溯源，秦始皇之初，关中因郑国渠修成而百姓富饶，从而渐次形成崇尚奢靡的文化心理。西汉初年，为了“强干弱支”，充实京师，汉王朝实行移民诸陵的政策。其最为明显的结果是，整个关中区域成为“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文化杂交地。流风所及，就上层社会而言，世家喜好礼文，富人重视商贾为利，豪杰则喜欢游侠通奸，风俗不纯、追求各异；就下层社会来看，由于关中靠近南山（秦岭），易为盗贼所聚，加之“浮食者众”，百姓便去本逐末，不务稼穑。由此，列侯贵人讲究车马衣饰，甚至为此竟僭越犯上，而普通百姓竞相效法，婚嫁丧葬皆重侈靡，追求奢华，成一时风气！
总之，根据史书记载，汉代关中区域虽居各关隘之中，却是西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由于交通的发达便利，而成为多元文化交融的区域。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关中区域成为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区域。因此，以长安为中心，以京兆、冯翊、扶风、弘农为基础，汉代关中文学家族便逐渐孕育、成长起来，一些家族甚至成为横跨两汉的文学世家。相对而言，比较著名的有京兆杜陵杜氏、京兆长安刘氏、左冯翊夏阳司马氏、扶风茂陵马氏、扶风平陵窦氏、扶风平陵韦氏、扶风安陵班氏和弘农华阴杨氏等八个家族。
[1] 《陕西通史·历史地理卷》第八章《历史军事地理》中，对关中地名的来历作了以下解释：“由于关中最初并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所以有多种解释。根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渭谓渭水（作者按：应作‘汧谓汧水’），雍谓雍山，河谓黄河，华谓华山。但《史记》中有时将汉中、陕北也包括在关中的范围之内。后来还有些说法，大抵都是就关立论的。一说是它在函谷关、大散关、武关和萧关之间；一说在函谷关和陇关中间；一说在函谷关和散关的中间。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这些说法虽然晚出，但同战国秦汉时期的所谓四塞意义大体相同，相当符合当时的情况。”该书由史念海、萧正洪、王双怀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3262页。
[3]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页。
[4] （汉）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6页。
[5] （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5页。
[6]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3—1544页。
[7]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5页。
[8]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6—1547页。
[9]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8—1549页。
[10]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03页。
[1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05页。
[12]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06页。
[13]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401页。
[14] 据《汉书·地理志》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京兆尹有682468人、左冯翊有917822人、右扶风有836070人、弘农郡有475954人，总人口达2912314人。而据《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京兆尹有285574人、左冯翊有145195人、右扶风有93910人、弘农郡有199113人，总人口为723792人。从中可以看出，“关中”地区人口锐减，140年间减少了将近220万人。
[15] 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0页。
[16]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2页。
[17]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261页。
[18]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2—1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