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苗族古歌繁盛于20世纪50—80年代

20世纪50—80年代，我国民间文艺学界两度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经过学者们的搜集、记录和整理，苗族古歌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李炳泽对20世纪50—60年代的搜集整理情况进行过概述：“对苗族口传诗歌的记录翻译工作有几条线在进行。一条是滇东北苗语区苗族知识分子把以前记录的口传诗歌翻译为汉语，一条是其他地区的苗族知识分子和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各地的记录和翻译，主要的一条是一些省区的文联为了编写民间文学史而有计划地记录和翻译，这一点在贵州比较突出，因为当时中央宣传部要贵州负责苗族文学史的编写。”[14]简美玲在《贵州东部高地苗族的情感与婚姻》一书中也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苗族古歌的编印情况：“以1985—198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重新翻印及编印72集的民间文学数据为例，有21集记录黔东南地区的苗歌。这21集资料原出版于1950—1962年，内容反映出黔东南地区苗歌题材、歌曲结构多元，叙述的时空宽广。它们包括有苗族古歌：开天辟地、运金运银（71、72集）；叙事诗：分支开亲、仰阿莎（1、5、7、62集）；酒歌、祝词、嘎百福歌（3、23集）、古理歌（6集）、焚巾曲（丧葬时唱）（48集）、开亲歌（17、66集）、情歌（8集）、季节歌、劳动歌、酿酒歌（24、25集）；歌颂咸同年间苗民革命人物张秀眉的歌与传说故事（2、27集）以及民国年间战乱时代唱的苦歌、反歌、逃荒歌（14、26集）。”[15]

贵州省文联为了编写民间文学史丛书，开始对黔东南的苗族古歌进行有计划的记录和翻译。这些苗族民间文学资料集问世后，“苗族古歌”开始进入学术界人们的视野。1956年，马学良在《民间文学》杂志上刊载了《金银歌》《蝴蝶歌》。1958年，桂舟人、赵钟海、唐春芳、伍略等翻译整理的“黔东南苗族古歌”刊载于内部铅印稿《民间文学资料》，其中的第四集和第六集主要记录和翻译了苗族古歌的《开天辟地》《金银歌》《铸撑天柱》《蝴蝶歌》《砍枫木树》《洪水滔天》《跋山涉水》和《说古词》等，但这些苗族古歌均只保留了汉语译文。

《黔东南苗族古歌》把苗族古歌分为三大部分，共有13首古歌。每一部分结尾处，都有演述者、译者和搜集整理者等说明性材料，还有汉语的注释，尽管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些内容不够详尽，然而置身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对当时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而言，已经是一大进步。该书主要由唐春芳、桂舟人等人在1957年调查苗语的时候搜集上来的，称得上是对苗族古歌进行搜集整理的最早版本。这本未公开出版的资料集后来成为田兵版本《苗族古歌》的基干部分。

1959年1月20日，苗族歌师唐德海演唱了一部长篇口传史诗《说古唱今》，苗族学者唐春芳把这部史诗进行了记译和整理，1962年这部作品由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作为内部资料印出。这部古歌的内容与开天辟地和洪水灭世有关，涉及苗族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可谓一部口传的苗族历史。由于苗族的历史长期依靠口耳相传，所以这部长篇古歌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苗族有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为苗族创制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1956年，国家制订的苗族文字方案试行后，曾有部分学者搜集整理过有关苗文资料，但没有正式出版。1958年以后，民族语文工作受到“左”的干扰而停止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党的民族政策，纠正了过去在民族语文中的“左”的做法，于1980年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1981年，贵州省恢复民族文字推行工作，为了拯救苗族文化遗产，黄平县民委组织搜集苗族古籍的同志不辞辛劳找到了歌师，搜集并整理了《豆纽》《开亲歌》《苗族大歌》等。[16]其中的《苗族大歌》已于1988年12月出版，而他们所搜集到的苗族古歌古词也反映出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和英雄群像。[1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许多民族文化工作者和民间文艺家相继整理翻译和出版了一批苗族古歌，主要代表作品有《苗族古歌》（田兵等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苗族史诗》 （HXAK HMUB）（马学良、今旦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苗族古歌》（燕宝整理译注，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开亲歌》（杨通胜等搜集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苗族古歌》（石宗仁翻译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所编的《苗族古歌》（收入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民间文学选粹丛书》）;《苗族巫辞》（麻勇斌著，台海出版社1999年版）;《苗族理辞》（吴德坤、吴德杰搜集整理翻译，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苗族贾理》（王凤刚搜集整理翻译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贾》（吴培华、杨文瑞、潘定华编译，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出版）；等等。

在收集、记录的众多苗族古歌版本中，马学良、田兵编纂的版本是公开出版的两个优秀本子，也是内容较丰富、结构较完整的两种研究材料。在马学良、今旦两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苗族古歌[即马学良、今旦译《苗族史诗》（HXAK HMUB）]重新以崭新的面貌示人。这部古歌的原始资料是马学良在1952年进行苗族语言调查时所搜集的，此后，又进行过多次补充调查。

今旦[18]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歌花》一书列出了120首“歌花”和“歌骨歌花对唱实例”，相对于相互盘问的“歌骨”而言，这些“歌花”的篇幅都很短小，例如第2首《懂歌应在此时唱》有13行，第3首《要撑趁伞绿茵茵》有10行，第5首《唱歌要趁此时光》有12行等。今旦在前言中谈及出版这本资料集的初衷时指出：“苗族古歌是篇幅宏大、内容精深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价值已有定评。不过，我们现在见到的几种版本，不论是汉文的翻译整理本，还是作为古籍出版的苗汉对照本，都只是它的基干，即苗语称为 ‘hsongd hxak'（‘歌骨’）的部分。跟歌唱时的情况相比，缺少了极为重要的内容，即苗语称为 ‘bangx hxak'（‘歌花’）的部分，也略去了许多表示承接或交代的一些套语。缺略的原因是在教唱和记录时为了省时省力，在出版时为了节约篇幅和经费，再者，因为歌花多系即兴之作，难以搜集。现在，我从多年搜集保存的资料中选出120首歌花，并加上《歌花歌骨对唱实例》，编辑整理翻译成册……”[19]这为我们对苗族古歌中“歌花”和“歌骨”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范例。

石宗仁翻译整理的《中国苗族古歌》[20]的篇目与今旦、田兵等版本都不一样，作者选取了古往今来有关苗族历史的诗歌，共分11部，即《远古纪源》《帷公摊母》《除鳄斗皇》《部族变迁》《辰州接龙》《崇山祭祀》《婚配》《纠纷》《丧葬》《招魂》和《赶秋节》等，各部之间既可独立成篇，又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祝注先在《〈中国苗族古歌〉 简论》一文中对这部古歌产生的背景进行了介绍，“早在60年代初石宗仁先生在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实习调查时，即对苗族古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他曾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收集与抢救工作，足迹踏遍了湘鄂川黔边区的山山岭岭，记录了两百多万字的口头传承诗歌”。并对这部史诗进行了评述：“从翻译整理到出版发行，经历了30多个春秋。这一部古歌，可以说耗费了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石先生是苗族人，生长在苗族聚居区，会苗语，明风情，加上汉语功底深厚，所以这部古歌尽可能地保持了原汤原汁原味。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苗族古歌，大多是编者按照当时记录的素材，经一词一句的直译，再综合意译而成的，在此之后，又进行过许多补充调查。比如马学良、今旦搜集整理的《苗族史诗》是对许多歌师演述的版本进行综合而形成的，这本书为诸多学者对苗族古歌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材料。而燕宝整理译注的《苗族古歌》（HXAK LUL HXAK GHOT）和潘定智、杨培德、张寒梅主编的《苗族古歌》则大大丰富了苗族古歌的版本形态。较之以前的版本，燕宝这一版本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苗汉文的互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