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佐藤俊二其人

从以上历任部队长来说，最值得一提的是佐藤俊二军医少将。战争结束时，他是历任“波”8604部队长中唯一被押上伯力审判法庭的（因其当时在东北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任上被苏军俘虏，其他的几任部队长均侥幸脱逃），也是日军细菌战罪魁祸首之一，在日军五大细菌战部队中，他是唯一的曾在两个细菌战部队担任过部队长的人，因而罪恶深重。同时他也是历任“波”8604部队长中唯一有点个人资料的人。（见图1-7）

图1-7 “波”8604部队部队长佐藤俊二

图片来源：[日]《战争责任研究季刊》第15期（1997年春季号），第53页。

佐藤俊二，1896年出生于日本爱知郡丰桥城，1923年毕业于东京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32]毕业后即在日本军队中服务，他与伯力审判的其他大多数罪犯一样，都有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相似的经历，两次在军医学校的特别训练班受训，担任过该校讲师。[33]佐藤俊二“1931年就主张使用细菌战，1936年又支持建立第731部队，深受石井四郎的赏识，推荐他任广州和南京的防疫给水部队长达4年之久，是石井式的第二号人物，多次立功受奖，获得过‘旭日’和‘金鸡’勋章并晋升为中将（笔者按：此处恐为笔误，应为少将）”。[34]1940年12月以军医大佐军衔担任“波”8604部队部队长一职，两年多后，即1943年2月卸任，迅即赴南京接任“荣”1644部队长一职，1944年3月卸任，转而到关东军第5军团任军医处长，直至1945年8月被俘。

在佐藤俊二研制细菌武器和进行细菌战的生涯中，他主要的罪责有以下几点：

其一，他是推动日本走向细菌战的重要人物之一。与大力鼓吹细菌战的军国主义分子永田铁三、“细菌战之父”石井四郎关系密切，被称为“石井式的二号人物”。他与石井四郎曾同在军医学校任教，受到后者的赏识和荐举。

其二，他作为“荣”1644部队长，协助731部队开展了鼠疫菌、伤寒菌、副伤寒菌的细菌战。伯力审判的检验委员会结论说：“业已证实，‘荣’字第1644部队曾同石井部队一起向中国和平居民进行过细菌攻击。同时又已证实，‘荣’字第1644部队内也在活人身上进行过残酷的试验。佐藤被任命为‘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的这一事实本身，也就证明他是细菌侵略战的一个积极参加人。”[35]

其三，他作为关东军第5军团军医处长，承认指导过731部队的两个支队。

其四，他作为“波”8604部队长，利用副伤寒菌大量毒杀手无寸铁的粤港难民，研制鼠疫跳蚤，与航空部队合作在中国内地散发鼠疫弹等。[36]

在伯力审判的法庭上，佐藤俊二在审讯中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曾很久都拒不招供。只是当他面前已摆有各种证据之后，他才迫不得已承认说他指挥过这两个（按：指8604部队和1644部队）专为进行细菌战成立的特种细菌战部队。”但也就是仅仅承认作为军人奉命指挥过细菌战部队。对在广州犯下的重大罪行绝口不提。[37]佐藤俊二为其帝国的罪恶严守机密，终于骗取了苏联律师作出如下的辩护词：

佐藤的作用，较之当时所进行的细菌破坏活动和在活人身上所作的种种实验，以及“731”部队内部监狱刑室中有3000人被害的事实说来，是要轻得多，我有根据地认定，佐藤并没有亲自参与过杀害那些落到“特殊输送”范围内被当作“受实验材料”受过种种暴力和侮辱的不幸的人们，起诉书上并没控诉佐藤有此种野蛮行为，我对这点是同意的。[38]

日本学者近藤昭二认为：

当时哈巴罗夫斯克法院的相关人员以及证人有100多名，而其中8604部队的当事人却一个都没有。所以如果向这些人问这件事情，他们即使知道也会打算将这些秘密（按：指关于“波”8604部队及佐藤俊二的情况）继续隐瞒到底。是否有8604部队的人成为苏军的俘虏，我们都不得而知。1644部队的话，因为有当事人，所以可以认定佐藤俊二在1644部队的罪名，但是8604部队却没有当事人在，所以关于佐藤俊二在8604部队的罪名始终无法认定。应该就是因为没有当事人，所以佐藤就能把秘密隐瞒下去。[39]

最终，伯力审判法庭的苏联国家公诉人仅仅以“佐藤是一个积极参加细菌战准备的人”而起诉佐藤俊二。[40]其结果可想而知，伯力军事审判法庭仅判处佐藤俊二20年有期徒刑（此前拟判25年）。此次军事法庭共审判12名细菌战战犯，其中判处25年徒刑的有4人，均比佐藤俊二的刑期要长。[41]如果说从谁是细菌战罪魁祸首的角度来看，那么这4人均不及佐藤俊二罪孽大。其中山田乙三为关东军总司令，没有直接指挥细菌战。其余3人均为731部队的二层首脑，不是指挥决策者。因此，由于佐藤俊二的狡诈、伯力审判的失误，使其逃避了更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