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意义
——代前言
文学经典的性质特征
经典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就人文学科的领域看：既有哲学经典、宗教经典，也有历史经典、文学经典。这些不同类别的经典各有其不同的内容、性质和特点，本文只就文学经典言说，这样做除便于结合我的研究对象，以避免空论之外，还与文学经典比其他经典的性质更为复杂和特殊有直接关系。
文学不同于科学，不是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而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这决定了“文学意义以不确定性为特征，文学阐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1]。所以，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人由于身份和经历不同，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与此相关的是文学作品所发挥的熏陶、感染乃至启发、教育作用当然也就因人而异。这些必然影响到对于文学经典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使文学经典问题复杂化。对此，只要看一看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的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解说即可一目了然。
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外部要素和内部要素[2]，外部要素虽然也是必备的条件，但却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内部要素则完全不同，作为文学经典必须具备的本质特征，内部要素容不得任何偶然性的存在。这说明，二者相比较，内部要素更为根本和不可或缺。
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可以知道，任何一部文学经典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内容具有崇高而丰足的道德精神理想，其形式具有完美而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特别是前者，即崇高而丰足的道德精神理想的具体内涵对于决定文学经典的性质更是十分重要。就我国来说，我国古代有多种不同的道德精神理想，如儒家的道德精神理想、道家的道德精神理想和法家的道德精神理想等，文学经典作为古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道德精神理想的影响，而是程度不等地打上了它们的烙印。但是，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思想精华又绝不仅仅限于此，而是有其更为人性化的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事实上，正是这些人性化的思想内涵才是构成我国古代文学经典内容的最为基本的部分。
关于文学经典的思想特征，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结合欧洲的两部文学经典《神曲》和《浮士德》做了这样的论述：
近代两部巨大的史诗，《神曲》和《浮士德》，又是欧洲史上两个重要时期的缩影。一个指出中世纪的人生观，一个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生观。两者都表现两个最高尚的心灵在各自的时代中所达到的最高的真理……许多完美的作品都表现一个时代一个种族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作品除了时代和种族以外，还表现几乎为人类各个集团所共有的感情与典型[3]。
丹纳指出了文学经典作品的两个最主要的思想特征：一个是最高尚的心灵达到了其时代的最高真理；另一个是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与典型。前者是说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达到了时代的最高真理，即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后者是说文学作品中表现了普遍的人性，即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最高的真理”和“最先进的思想”之所以“最高”和“最先进”，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充分体现着人性的诉求，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和心理以及共同的理想和愿望。这说明，丹纳关于文学经典思想特征的论述正是把人性的诉求和光辉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中外无数的文学经典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于文学经典来说，除了道德精神理想的崇高之外，表现这一道德精神理想的力度和广度同样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主要表现在文学描写和揭示的现实生活是否宽广和准确，内心世界是否隐微和深刻以及感情是否充实和厚重，只有足够宽广、准确，隐微、深刻和真实、厚重，才能以其潜在的多重不同内涵形成无限丰富的意义世界，从而使作品孕大含深。
所以，对于生活和自然的由衷热爱，对历史和文化的虔诚敬重，特别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遭际的深切关注及其所表现的对生命的珍惜，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以彰显人性的美好，对于假恶丑的揭露和鞭挞以表现对于良心的拷问，等等，正是这一切构成了文学经典的不朽内涵。
再说形式要素：从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术形式要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扬审美理想；二是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开创性或独特性。前者要求思想境界的崇高和艺术趣味的高雅，体现着艺术作品的追求和品位；后者要求艺术表现方式的开拓和创新，使作品的内容得到完美而恰到好处的表现，从而与形式之间达到高度的统一。
综上所述，具有上述特征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建构文学经典不可或缺的内部要素，而发自作者崇高心灵的强烈爱憎和美好愿望与理想使作品能够从时代最高真理和人性视角的高度直面人生，直指心灵。正是这一切最终决定了文学经典的不可同化的原创性、超越时空的永恒性和不可穷尽的可阐释性。
文学经典的价值和研究文学经典的意义
不言而喻，阅读和研究文学经典是因为文学经典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研究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用？
文学经典既无关根本的经国大略，也无关琐细的日常生活，既不能满足任何实际需要，也不能解决任何理论问题，似乎是没有任何用处，而只是用以点缀升平和附庸风雅的摆设。对于这种观点和认识，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回答：庄子曾用“拙于用大”来评价惠子对于“大瓠”的态度和认识[4]。现在看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对于“文学经典无用论”的最为恰当的写照。
关于阅读文学经典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可以分为两方面：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般是指其非专业目的，对于文学研究人员来说除此之外还有其专业性目的。
先说前者，即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阅读文学经典是因为“文学是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的艺术”[5]，通过它可以加深认识生活，感受自然，关注社会，理解人性，反省自我；同时可以怡养和健全性情，丰富内心世界，多方面和谐地发展人性，形塑自己，从而使自己获得高尚的人格和理想的人生。这一点，对于另有其专业性目的的文学研究人员来说同样也是适用的。关于阅读文学经典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的意义和用途，不是本文的论述目的，这里不再赘述。好在时下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认为论述最为全面、深刻又比较具体的，当数朱光潜先生的《文学与人生》[6]一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下面集中来谈专业人员研究文学经典的目的。专业研究者之所以研究文学经典，归根结底在于文学经典的以下两方面价值。
第一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文学经典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形象书写，集中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因此，对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承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作品加以说明。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总有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其胚胎的孕育则从一个民族跨入文明历史门槛的那一天起就已开始。从此以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总会在文学经典中留下自己脚步的痕迹，文学经典因而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直接承载者。就我国来说，具有民族文化元典性质的上古神话和《诗经》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
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的伟大创造，大体产生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周时代，它以幻想的形式和超自然的形象表现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和坚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以及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幼稚理解。比较而言，我国神话中的洪水神话、英雄神话和部族战争神话等表现现实严峻斗争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述说比较充分；而创世神话和文化发明神话等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以及关于自然神祇的神话不但数量较少，而且述说也比较简单[7]。这种明显差别，突出反映了我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对生存具有直接和决定意义的实际践行和奋斗精神，而疏于与生存没有直接关系，且富于思辨特征的追溯事物的起源和对自然本体的思考。对于生存的关注，就是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显然，这已经明显显露出我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发展趋向。
神话时代以后不久，另一部民族文化元典《诗经》正式诞生。《诗经》大体上产生于西周初期至春秋时代，真实地再现了自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生动反映了中华民族的集体生命和伟大精神。神话中人文精神的萌芽在《诗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鲜明的人文精神因而成为《诗经》在思想上的最大特点：《诗经》不但深刻表现了人文精神的核心价值观，而且生动表现了这一价值观的不同侧面：人文精神在《大雅》《小雅》和《国风》中都有所体现：《大雅》主要体现在以“敬德”、“保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想方面；《小雅》主要体现在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方面；《国风》主要体现在以争取生存权为中心的生活理想方面。无论是政治理想、生活理想还是对“和谐”人际关系的追求，中心都围绕着民生境遇和人的生存状态，体现着对于人及其命运的终极关怀。
关于文学经典，特别是民族文化元典对于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精神的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法国艺术理论家丹纳也有精辟的论述：
……必须看了原始思想的胚胎，才能在已经发展完全的思想中辨别出思想的特点；原始时期的特征在一切特征中最有意义；根据语言的结构和神话的种类，可以窥见宗教、哲学、社会、艺术的将来的形式，正如根据胚胎上子叶的有无和数目，可以猜到植物所隶属的部门和那个部门的主要特征……最稳定的特征占据最高最重要的地位；而特征的所以更稳定，是因为更接近本质……[8]
这段话中有些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这里暂且不论，就其正确部分而言，它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一个民族的早期文学艺术（如神话和早期诗歌等）在其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于即将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文化传统所起的奠基作用。神话等早期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与特征，是因为它没有任何虚伪和矫饰，而完全是以童年纯真的“原生态”把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和本质特征充分表现出来。正是因为如此，上古神话和《诗经》等民族文化元典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传统也就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不朽源头。
《诗经》以后，从《楚辞》到《汉乐府》民歌、三曹、建安七子、阮籍、陶渊明、左思、刘琨、鲍令晖，直到《古诗为焦仲卿妻》和南北朝乐府民歌等历代文学经典，尽管程度不同地受到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但都不能掩盖其具有时代高度，并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道德精神理想，即以人文精神为内涵和最高价值标准的道德精神理想。
所谓人文精神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当是人”[9]，把人当作人，也就是充分理解人、尊重人和爱护人。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传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古神话和《诗经》产生的原始社会末期至春秋时代，中华民族尚处于童年时代；而这个时期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看，正是民族文化精神核心的形成时期。这清楚地表明上古神话和《诗经》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奠基和建构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无数事实证明，文化精神传统是一种代际相传的特定的权威形式，一经确立便成为一种制约和影响人们的巨大的无形力量：“范围着人们的思想方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习俗，控制着人们的情感抒发，左右着人们的审美兴趣，规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悬置着人们的终极关怀（灵魂归宿）。”[10]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上古神话、《诗经》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如《易经》等）所高扬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
我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以人文精神来定义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精神内涵和最高价值标准，不但完全符合作品内容实际和文化历史背景，而且也完全符合我国文化价值系统发展的实际。
文学经典与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之间的这种关系，具有世界的共通性，不但中国文学是如此，其他民族的文学也是如此。例如，俄国著名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论普希金作品时曾说：他的作品“洋溢着俄罗斯精神，随处跳动着俄罗斯的脉搏”[11]，在他看来，“俄罗斯人不懂得普希金，就没有权利称作俄罗斯人”[12]。显然，这里的“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的脉搏”正是就俄罗斯的文化精神传统而言。
正因为如此，一部文学作品能不能进入民族经典的圣殿，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决定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只能任凭历史的选择。而历史似乎更钟爱传统，即总是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也就是最能体现深藏于民族心灵深处的理想精神的文学作品。换言之，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文学经典，根本原因在于它以民族文化精神为灵魂。
第二个方面，文学经典的价值还在于它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
文学经典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例如，我国诗歌在作品的构成模式、艺术形式的根本特点、物象摄取的意向以及作品的格调等基本艺术特质，一无例外都发端于先秦诗歌。
众所周知，我国诗歌（指抒情诗）不同于西方诗歌的一个根本特点在于不做抽象的抒情，而多采取托物寄兴，借具体物象以抒情的方法，王国维曾用“一切景语，皆情语”[13]来概括这一特点。这一根本特点的形成绝非偶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三百篇”及以前的时代。我们知道，《诗经》中的某些原始兴象，其实质就是建立在宗教观念基础上的观念内容与物象之间的习惯性联想，由这种习惯性联想发展而来的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即朱熹所谓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兴”。这说明，《诗经》中广泛应用的兴的艺术表现方法，就不是抽象抒情，而是借“他物”完成这一过程。兴的出现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飞跃，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诗歌通过外物写情志，以景语写情语的构成模式和方法都与兴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在我国诗歌中，物、我之间，情、景之间已经完全契合交融，浑然圆成：诗中的物象处处浸染着浓重的主观色彩，完全被感情化了；而诗中的情则融入物象中，完全被物象化了，从而形成主客观统一、物我相谐、情景相生的诗歌艺术形象。基于这种情况，黄宗羲说：“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谓之兴。后世咏怀、游览、咏物之类是也。”[14]这是对于我国诗歌抒情方式特点与兴之间关系的明确肯定。
除此之外，《诗经》所开创的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以及生动、丰富而富于音乐美和表现力的语言等都为我国诗歌艺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楚辞》的开创性也十分突出。虽有以《诗经》为代表且影响广泛的四言诗在前，但《楚辞》并没有因袭这种诗体，而是独创骚体，另外开辟出一片新天地：正是《楚辞》以其不同于北方诗歌的一系列优长和特点在我国诗歌史上创立了蔚为大观的骚体诗，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化特征的叙述和抒情方式。除此之外，《楚辞》在诗歌艺术上的另一重大贡献在于，它不但创造了完整的艺术象征方法，而且将这一方法推向极致。《楚辞》中大量的象征性物象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彼此之间密切联系，共同形成了一个宏大的艺术象征体系：“《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15]这突出表现在《离骚》特别是对儒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二大段（即“上征求女”部分）和对道家人生态度深刻体验的第三大段（即“远逝自疏”部分）中。从此以后，艺术象征方法完全走向成熟，极大地提高了诗歌艺术表现力。
再看八代三朝文学对推动我国文学发展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让我们以山水诗的发展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南朝诗人在山水诗创作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但在文学史上第一次充分展示了多种不同形态的自然美，而且解决了山水诗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创造出很多符合美学规律和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抒写模式、方法和原则，例如：多种多样的符合审美规律的视点移动模式和自然景观的安排方法；利用远近、明暗、高低、疏密等诸多对立因素，形成空间、自然物象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巧妙体现大自然的内在律动；注意自然山水面貌的时间性特征；不但精心刻画自然山水的外在美，而且更着力于把握其内在意蕴和神韵，达到形与神的统一；等等。从而为我国山水诗高扬审美理想，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奠定了坚实基础，并为山水诗创作的繁荣和唐代我国山水诗创作的第一个艺术高峰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八代三朝是一个富于创新精神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有些诗体和诗歌形式走向成熟，如骚体诗、五言诗和长篇叙事诗等。汉代之前，与抒情诗相比，我国的叙事诗显得相对落后，而这个时期出现的《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则标志着叙事诗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并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阮籍通过由八十二首诗组成的《咏怀诗》，创造了抒情性组诗，这一形式的最大特点和优长是集抒情、议论和叙述于一体，可随性所至，尽情挥洒，连续抒写，因而成为一种后代经常采用的艺术形式。再看诗歌类型的创新：这个时期新创造的诗歌类型有写给亲友，向亲友倾述内心情怀的赠答诗，通过历史人物和事件抒发情志的咏史诗，描写神仙世界以寄托主观情怀的游仙诗，以及玄言诗、宫体诗、闺怨诗、悼亡诗和边塞诗，等等。在其他文体方面，赋体中的体物大赋和抒情小赋等也都是这个时期首创。
诗体的创新和多样化反映着对于形式审美追求的深化，诗歌类型的增加说明诗歌反映生活范围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艺术表现方法的创新和走向完美，而这一切都是文学艺术深入发展的集中表现。
总而言之，先秦八代三朝文学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原创性特征，不但使中华民族文学艺术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为人类的文学艺术园地增添了灿烂辉煌，而且使我们充分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学经典的“美学尊严”[16]。
最后还应当指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除反映在文学经典中以外，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诸如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伦理道德、审美兴趣和风俗习惯等。就对于认识、理解和借鉴民族文化传统来说，与抽象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伦理道德等各种意识形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主要决定于文学作品的特殊本质，即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所说的“同时性”特征：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对象与我们发生审美关系只能在文学作品所营造的“现场”时空，这个现场时空与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距离：“无论这作品产生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地方，审美经验都是此时此刻的经验，消除了时空的距离。在直接的艺术鉴赏中，我们的兴趣不是历史的，而是审美的，是此时此刻的体验。”[17]所以，古老的文化传统，千百年前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在文学作品中都已经不是木乃伊，而变成了“活的文化”，因而会给人带来更加强烈的冲击和震撼：不但启迪人的思想，而且激发人的感情，触动人的心灵。总之，正是文学作品的这种“同时性”特征，加之其反映现实生活的广泛性和揭示内心世界的深刻性以及内容涵盖各种意识形态的丰富性，最终决定了它在民族文化传统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当然，我们强调文学作品这一特殊的“活的文化”对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不意味着否认古代宗教、哲学、伦理、道德和历史文化的可资借鉴的积极价值，事实上，这些东西同样也是值得珍惜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认识到我国古代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价值，也就是明确了文学经典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承载物，那么，研究文学经典的目的也就清楚了：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特别是民族文化元典具有为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奠基的原创性和开放性，其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具有人性光辉的崇高精神，即人文精神包容着大量的属于未来的积极成分。阐释文学经典不但要阐释文学经典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要把握文学经典超越时空而不断生成和涌现的新的意义，也就是对传统做创造性的转化以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就是说，对于文学经典，只要经过认真发掘，运用现代意识加以阐释，就能为当代社会提供大量的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续传承和发展，而且对于我们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创造，特别是弘扬人文精神，彰显价值理性，端正价值取向，都具有重要作用，而这正是文学经典的现代价值。这充分说明：正是在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中传统文化精神才得以被确认并得到承传和发展。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并且历久弥新的话题，这是因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已使中国的文化结构支离破碎，人伦关系受到毁坏，但中国式的现代秩序一直未能建立；社会行为失范造成的无序，已使得只讲批判不考虑建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发展的大忌；而激进的道德谴责，也就可能被社会各种因素利用，造成违反批判者初衷的社会效应”[18]。对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具有切身的体会：我们不但亲历了以彻底砸烂文化传统而“求变”、“求新”的“十年动乱”，并且至今仍在吞咽其苦果。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充分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文化传统，新文化的建设只有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这说明，在文化重建中继承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不是消极的延续传统，而是发展传统，具有创新的意义。
就文学艺术发展自身来看，如前所说，文学经典对我国文学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为我国文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而成为深刻影响我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原因。认真总结文学经典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及其所体现的创新、开拓和探索精神，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境界以及繁荣和发展文学艺术事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这是因为文学经典不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最高典范和宝贵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净化心灵，提升道德情操，培养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提供了最好的教材。
如何阐释文学经典
对于当今的绝大多数普通读者而言，如果没有古今学者的介入，很多古代的文学经典不过是沉睡、冰冷的文字记录，而根本不可能被唤醒，因而也不可能走进读者的视野，成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就是说，文学经典虽有实实在在的文本存在，但那只是一种潜在性的存在，而不是现实性的存在。要把潜在性的存在变成现实性的存在就需要学者对于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
一般来说，阐释包括文学经典在内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三种形式[19]：一是学术性的论述，即恢复事物本来面貌，并论证其意义和价值的学术研究；二是批评性的反省，如鲁迅关于古代经典的某些言说；三是思辨性的重构，即从哲学高度对于经典的概括。其中，学术性研究是批评性反省和思辨性重构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学术性研究在承传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重建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每个时代都要对于经典进行学术研究，提出对于经典的独特理解和阐释，由此所形成的五彩缤纷的经典作品阐释史乃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代条件下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有责任以阐释文学经典来回应时代的期许。要做好这项工作，就应当与时俱进，勇于创新，赋予文学经典阐释以现代的学术品格。
关于文学阐释，我们这一代学人经历了正反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走了很大的弯路，反思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十分必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盛行，文学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传声筒，文学研究被纳入和限制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框架中，并以为“中心任务”服务的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框架和标准的“规范”下文学中的一切本质因素和美好的东西，诸如人性的光辉、崇高的思想、高尚的情怀以及复杂感情、微妙心理、深邃意境、鲜明性格、艺术魅力和审美趣味等统统被放逐，文学研究因而只剩下给艺术形象贴政治标签和印证某些神圣教条，最终走入了死胡同。
新时期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的进步，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各种现代思想理论的引进，人们对于这段历史做了一定的反思，并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首先，是文学观念的巨大进步：随着理论领域中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提升，人的主体性和生命尊严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文学研究随之走出了意识形态化的误区而复归其“人学”本位；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研究的重心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移：从意识形态说教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文学研究直面文学作品中的各种各样的人生，把揭示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灵历程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任务。
其次，对文学内容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虽以“人学”为本位，把揭示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灵历程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但是文学内容却不是单一的，而是涵盖了多种不同的层面：既有社会层面和历史层面，又有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正是多种不同层面内容的综合，决定了文学内容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
文学观念和对文学内容认识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正如巴赫金所说：“……文学是一种极其复杂和多面的现象……因此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20]在我国，在文学研究发生上述变化的基础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一种新的研究模式应运而生，即文化意识和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的建立。所谓文学的文化研究模式就是从文化的视角切入，从文化的心理层面，即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精神、宗教情结和民族性格等和有关的观念、制度、风俗、习尚与文学关系的角度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有的学者在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还采用了以大文化为背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与巴赫金所提出的整体诗学、综合研究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可以从他的有关论述中得到某些启示。
从此以后，学者们往往把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研究方法。
以上所述文学观念、研究方法的变化，是文学研究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历史性成果，这些成果程度不等地含有现代性特征，有利于多层面、多角度和多种手段并用地展开研究，从而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空间，促进文学经典阐释的深化。在具体研究工作中特别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于文学经典的阐释，既要将它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又要具有时代思想的高度，力争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
要把文学经典真正放回到它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必须做好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的文化还原工作。作品的历史语境虽然并非没有政治、经济因素在起作用，但对文学作品产生直接影响的却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文化，因此，必须彻底搞清其时其地文化的本来面貌，从而恢复和重构作品产生的“生态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在作品与它所产生的具体环境、背景的统一中，发现作品与其时其地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把握作品的性质、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但是，如果仅仅做到了这一点，而缺乏具有时代高度的现代思想观念的照射，那么，这样的研究必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很难达到通彻澄明，真正有所发现：不但无法正确认识作品的性质和内涵，而且文化还原也不可能真正完成。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坚持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富于反思精神和创新精神，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善于反思历史和现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前进方向，而且善于广泛吸纳和包容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观点和研究方法的精华，博采众长，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时代的高度。
在这方面，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诗学理论，特别是整体诗学和综合方法对于当代中国学者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他的文学理论和关于文学内容多元性和复杂性思想不仅具有现代学术品格和特征，而且是直接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肆泛滥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社会学而发。这一点对于具有相似经历的我们这一代学人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尤其值得借鉴。
其次，阐释文学经典要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
巴赫金曾指出在运用整体诗学、综合方法研究文学时，应当充分尊重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
通过感性形象的方式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审美特征的集中表现。文学所表现的崇高思想、复杂感情以及现实生活、内心世界等，一句话，文学作品的全部丰富内容和思想，都只能是通过这种富于艺术审美特征的特殊方式才得以实现。因此，阅读和把握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把握科学，不能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应当以对于具体形象的感受和体验为基础，这说明这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21]，因此，把握文学作品首先要深入到作品所再现的生活情境和人物（或抒情主人公，下同）内心去感受和体验，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作品。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感受和体验过程中不但要排除抽象的概念和教条，而且要超越个人的爱好、意向和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批评家……应当丢开自己的气质，倾向，党派，利益”[22]，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艺术感觉的敏感性和纯度，并深刻、真切感受和体验作者所提供的文学世界，特别是人物和抒情主人公内在精神的丰富性，进而对作品的意义、价值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
由于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的不同，例如，叙事性作品和抒情性作品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和审美特征，因而对于它们的感受和体验也有所不同。
对于以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的叙事性作品，如叙事诗和小说的感受和体验，主要是深入到作品中的人物及其具体历史环境中和主人公一起生活，共同经历事变，处理人际关系，并承受主人公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和命运所决定的一切，进而把握其独特的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如果在把握人物同时，进而深入考察影响和决定他们具有如此心理活动、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的各种原因，也就是在人物与环境的统一中内外兼顾地去把握文学经典中的人物形象，那么，在人物形象站立起来的同时[23]，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也会清楚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由于抒情性作品，如抒情诗是通过抒情主人公所抒发的思想感情，而不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反映生活，因而读者感受和体验的内容和过程也有所不同：对于抒情诗的感受和理解应当深入到作品所建构的具体环境和情景中，设身处地地与抒情主人公一起去感受和体验，并共同经历喜怒哀乐。对于抒情性作品欣赏和理解过程的心理活动及其特征，有的学者做过具体分析，指出“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说得上是欣赏”[24]，这说明对于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紧随作者的“追体验”的过程。
还有，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高度认识文学经典的艺术成就。
文学经典不是理论著作，一般情况下不会做美学理论的宣示，但其艺术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一定的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指导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来总结艺术特点和艺术成就，也许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看清历代文学之间的继承关系。
例如，《楚辞》与《诗经》之间在形式与内容关系处理方面的继承关系。
《诗经》对于人物的描写，从美学的角度看特别重视以下两点：一是道德精神的内在美，例如，描写普通人多表现他们对于友谊的珍重和对爱情的专一以及勤劳俭朴、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以凸显其心灵的美好；二是把外在的威仪和容止作为崇高道德的依托，强调二者之间的适应与和谐，所谓“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诗经·大雅·棫朴》）说的正是内在的金相玉质与外在华美相表里，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一美学思想到《楚辞》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屈原不但创造了“内美”一词以突出道德精神内在美的重要性和普遍性，而且通过对于自己的描写明确肯定了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这一美学思想：“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楚辞·离骚》）而这一美学思想正是屈原创作所遵循的美学思想原则。
还有一些问题，例如，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特点和成就，如果不从美学思想和审美理想的角度考察，很难揭示其本质特征。我们知道，前人将陶诗的艺术风格归结为“平淡”。按一般的理解，“平淡”是说平淡无奇，淡乎寡味，明显具有贬斥意味。但是，作为陶诗的艺术风格却完全相反，而属于一种特定的审美范畴，既是指平凡而普遍的农村田园景象的朴素自然之美，又是指“超越尘世的物欲追求和扰攘纷争而与无限自由宁静的人格本体相合一的境界”[25]，因此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境界，更是获得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的人生境界。而陶渊明理想的生活方式恰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躬耕自食其力[26]，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生活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独立，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中，陶诗不但真正达到了艺术与哲学的交融，而且达到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与个性化话语的交融。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陶诗“平淡”艺术风格的丰富内涵，并在平淡无奇中蕴含着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
又如，前面提到的正确认识南朝山水诗的美学特征，有助于更具体而准确地把握南朝山水诗的艺术成就和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27]。
阐释文学经典应当具备的条件
最后，再说一说文学经典的阐释者应当具备的主观条件。
第一，除了全面系统阅读文学经典并夯实相关的基础之外，还必须有充分的理论和知识准备，特别是掌握相关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和八代三朝文学研究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绝非仅仅掌握一般历史文化、文学史知识以及文字、训诂和章句之学所能胜任，而必须根据文学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广泛掌握所涉及的重要理论和知识，其中，任何一方面理论和知识的缺位，都必然造成研究的盲区。例如，要认识我国古代神话的基本特点和神话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变化，如神话历史化，如果知识的疆界限于神话和历史本身，那么，在这个领域可谓寸步难行，还必须具备关于上古时期哲学、宗教、政治的知识和理论才可能有所发现和创新，这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它不是作为神话，而是作为宗教和哲学思想而存在；又如，要正确认识《诗经》祭祀诗，除有关的文学、历史知识外，还必须把握宗教祭祀，特别是祭祀祖先与作为周代统治思想核心的天命观念之间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本内涵和特点，除有关的文学、历史知识外，还必须把握先秦时期实践理性精神和儒、道两家截然对立的人生态度的特点；要正确认识阮籍、陶渊明的生活、思想和诗歌特点，除有关的文学、历史知识外，还必须把握魏晋玄学和这两位诗人对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以及相关的人生哲学的探索；要正确认识庾信山水诗的特点和他对于我国山水诗艺术发展的巨大贡献，除有关的文学、历史知识外，还必须掌握他对于玄学自然观的态度和山水美学，特别是他的世俗情怀与对山水自然审美观照之间的关系；要正确认识郭璞《游仙诗》的主题及其对于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巨大贡献，除有关的文学、历史知识外，还必须掌握魏晋道教史和神仙道教的宗教生活，特别是方术修炼以及道教信徒修炼时的精神、心理活动和状态，等等[28]。可以看出，古代文学研究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和理论，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很多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而这些科学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有些还达到了该学科的前沿。对于古代文学经典研究来说，及时掌握和汲取这些具有现代理论品格的最新成果，可以为我们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促进文学经典阐释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学研究者要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理论认识水平，除广泛学习针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有关学科和理论之外，还有必要从一般认识和方法论的角度，亦即哲学的高度来提高理论修养和认识。在有关的各种哲学理论中，我认为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关系最为切近的当数由德国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基于生存论的哲学诠释学。我国古代也有诠释学，而且起源很早，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即已开始，并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我国的以还原事物本来面貌为目的的传统诠释学不同，哲学诠释学更看重经典的当下意义：“经典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属于过去，而在于它作为持续有意义的存在对我们言说，我们解释经典就是应对经典的言说，重新回答经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29]我们理解、阐释经典就是与经典对话，是历史与当下的沟通。这涉及理解的本质：“理解不是一种单纯重构过程，而始终是一种创造过程。”[30]可以看出，尽管哲学诠释学过分强调读者和诠释者的作用，甚至认为它超过作者和文本的意义，因而难免某些主观主义的偏向，但它主张经典属于未来，理解和阐释具有创造的性质，因而强调阐释经典面向现在，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我们重读和阐释经典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31]，这正是经典解读和阐释具有时代性的重要原因。
第二，正确运用思维方法，使思维具有创造性。
思维按性质和特征可以分为多种，如以是否遵循学科传统为标准，可以分为收敛式思维和散发式思维；以是否能够推进认识进步，增加新知识为标准，可以分为再生式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等。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创造性思维最为重要；思维是否具有创造性，是直接决定能否创新，达到研究目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阐释文学经典，回答时代向经典提出的问题，并做到发前人所未发，是一项具有探索性特征的研究工作，当然只能是运用创造性思维才能完成。要真正做到使思维具有创造性，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研究任务每个阶段的不同性质选择不同的思维方法。
从整体上看，一个课题任务的完成，往往是多种思维方法并用的结果。凡是做过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研究工作可以分为不同阶段：从搜集资料、获得信息，发现问题的苗头，到把问题明确化并正式提出；从分析资料，深入思考，形成关于局部问题的推理链条，到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提出完整的新观点；从对新观点的必要说明解释，到最后总结其意义和价值；等等。其中每一个阶段的研究任务，总有最适合于它的思维方法。例如，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注疏、考证、解释、说明、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比较、类比、假设、求证，乃至宏观与微观结合，历史与逻辑统一以及文化批评模式和综合研究方法，等等。应当根据每个阶段不同研究任务的性质特点，选择最适合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充分发挥每一种方法的特长和优势，集多种优势于一体，可能激发思维飞跃，产生创新效应。
其次，要注意发扬思维的个性特征。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主要是指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理论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过程。由于创造性思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而很容易被误解并被赋予浓重的神秘特征。事实上，创造性思维并不神秘，但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所谓个性特征是指个人的稳定性心理特征，即个人的爱好、兴趣和行为方式习惯的总和。无数的事实说明，任何一项运用创造性思维所完成的科学研究任务，不但以充分的准备和长期的艰苦探索为基础，而且大多与研究者的爱好、兴趣相一致。正是从这类事实中，人们充分认识到创造性思维的鲜明的个性特征。应当说明的是，具有创新思维的研究者，其爱好、兴趣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兴趣广泛，勤于思考，思维敏感，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并爱好探索，锲而不舍。而这正是献身科学事业的学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认识到创造性思维的个性特征和研究者应当具备的素质，那么，要取得思维的创造性效应，就应当在平时努力锻炼，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并且选择最感兴趣和通过努力能够完全胜任的选题，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学术个性得以发展，并促进研究任务的完成。
此外，要使思维具有创造性特征还应当注意慎重运用类比方法。
类比推理方法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方法，是基于事物之间的某些相似性而做的推理，与另外两种常用的推理方法，即归纳、演绎推理方法相比，类比推理的创造性最大而可靠性最小。与受一般原理限制的演绎法和受事物数量限制的归纳法不同，类比法由于从个别到个别而不受这种限制，因而更容易使认识产生创造性的飞跃，形成新的观点和认识，但也正是由于不受这种限制而很可能使推理陷于荒谬。在这里，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因此，在运用这种方法时要特别慎重。一般情况下，不是孤立地运用这种方法，而是在运用这种方法的同时验之以其他方法，即包括类比法在内的多种推理方法的综合运用。这样，既利用其创造性大之长，又避免其可靠性小之短；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使所谓的“创新”流于荒谬：从先秦文学研究的实践看，特别是在神话、《诗经》和《楚辞》研究中，由于使用类比法不当而造成的错误，数量不在少数，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最后，汲取前人研究古代文学的教训和启示，少走或不走弯路。
为了做好文学经典阐释，在继承前人研究优秀传统和成果的同时，还应当重视吸取前人留下的教训和启示。只有这样，才能认清前人失误的真正原因，避免重犯。从前人的研究实践看，其中特别重要的教训和启示有两条：一是传统思维定式严重削弱了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和对材料的敏感性；二是对古人观点和见解缺乏批判精神和理性分析而导致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丧失。这两个问题曾长期束缚人们的思维，使某些领域的研究停滞不前。古代文学研究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笔者就郭璞《游仙诗》研究史总结过这方面的教训和启示[32]，请参阅，这里不再重复。
刊于《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4年第6期发表详细摘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全文转载。
[1]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 外部要素主要是指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等，详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童庆炳、陶东风主编：《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3]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3—364页。
[4] 见《庄子·逍遥游》。
[5] 朱光潜：《谈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6] 见朱光潜《谈文学》第一谈。
[7] 由于我国古代盛行祖先崇拜，决定了部族起源神话不但数量较多，而且有些神话述说也比较具体。这类神话与创世神话、文化发明神话虽然都属于追溯事物起源的神话，但在思想性质上彼此完全不同。
[8] [法]丹纳：《艺术哲学》，第357页。
[9]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0] 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第4期。
[11]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读书与识字》，白春仁等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12]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与涅克拉索夫》，《读书与识字》，白春仁等译，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13] 原话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25页。
[14] （明末清初）黄宗羲：《汪扶晨诗序》，《南雷文定》耕余楼本第四集第一卷。
[15] （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16]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见《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7] 张隆溪：《文化、传统与现代阐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
[18] 吴炫：《中国当代思想批判》，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19] 参阅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牛津版前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20] [俄]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晓河译，《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366页。
[21]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22] [法]丹纳：《艺术哲学》，第345页。
[23] 参阅丹纳关于感受和体验文学作品的分析，见《艺术哲学》第五编第一章第三个问题。
[24] 徐复观：《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2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26] 陶渊明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在普通的田园中隐居和躬耕，二者缺一不可，详本书《陶渊明的诗歌创作与人生哲学》。
[27] 详本书《南朝山水诗的美学特征及其贡献》。
[28] 与以上各例有关的论文，本书都已收录，请参阅。
[29] 洪汉鼎：《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0] 洪汉鼎：《诠释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丛书《总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31] 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页。
[32] 详本书《郭璞〈游仙诗〉研究历史的教训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