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引发文化认同问题

全球化是当前人类生存、发展的总体背景，全球化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大调整，这种调整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上，也同样体现在文化上。当今时代，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文化也深受其影响并成为或推进或阻碍全球化的精神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民族文化在各国呈现各不相同的精神聚力，这种精神聚力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文化身份的自我认证与民族文化认同。

（一）全球化是文化的“复杂的联结”

英国学者汤姆林森（也译作“汤姆森”）在《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就是“复杂的联结”，“这个概念的意思是说，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特征，而全球化指的就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依存的网络系统”。[2]联结会产生“亲近感”体验，全球化使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的变换与延展，体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处于深度联系中的世界。全球化不仅是西方文化物品的肆意蔓延和全球资本的高歌猛进，而且加大了意识形态的交锋与思想文化的交流。全球化是复杂的和多维度的，文化是全球化的一个维度，文化对全球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促进了更多的有形的流动性，但它对文化影响的关键之处在于地方性本身的转型。”[3]全球化消解了地域的局限性，形成了“非领土扩张化”，“非领土扩张化”在这里就是指人们的世俗文化体验相对于原有定位和预期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和转型，“非领土扩张化”是全球联结最主要的文化影响。汤姆林森认为：“非领土扩张化不可能最终意味着地方性的终结，而是发生了转型，进入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文化空间中。”[4]全球化在导演了一场场文化同质化故事的同时，各种文化所具有的特异性则会以转型的方式呈现。汤姆林森指出，学界关于“全球文化”存在三种看法：一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二是非乌托邦式的噩梦，三是关于全球文化的怀疑论。他认为：“文化体验和识别的风格是受制于错综复杂的、多种形式的相互关系、渗透和文化变异的，而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我们当下的现代性阶段的全球化。在这个进程当中，不仅会有差异、更为复杂的认同感的立场，而且同样还在出现不同的文化识别的样式。”[5]汤姆林森对可能出现的“世界主义”抱有“相当低调的、朴素的”乐观主义，他认为，没有什么能担保世界主义的团结一致一定会建立起来，但把“非领土扩张化”和人们可以充分发挥的驱动力结合起来的现代文化对策则使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

针对“全球化”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由于迅速改进的生产工具和极其便利的交通，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被卷到文明中来，它用商品的低廉价格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使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广开来，在使生产资料集中的同时使政治集中，逐渐“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7]，并且使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71年后的今天，尽管有美国、英国等国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但经济一体化在曲折中不断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未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未改，经济全球化已然成为事实，人们已经确立起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之间“复杂的联结”，经济全球化的凝聚力并不是一两个国家就可以打散的。另外，经济一体化是否会带来或者已经带来政治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正如汤姆林森尚未做出断定一样，目前学界对此仍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全球化，全球化直接导致世界范围的“文化同步”，全球化以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和英语语言等为核心内容和媒介侵入各国文化进而导致文化的同质化，形成单一世界文化；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包容甚至发展了文化的多样性，针对日益世界化的“麦克世界”（Mcworld）[8]的抵制和抗争表明了全球化并没有使人们放弃民族特性。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指出，已有证据表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会增进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削弱它，“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并不造成文化一统化，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朝一日看起来都像美国一样”。[9]从理论上讲，关于全球化带来了文化同质化还是文化多样化的争论，前提是承认全球化对文化的影响。事实上，全球化增强了文化间的联系，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过程，全球化既有文化同质化的可能性，同时也使民族及文化认同问题凸显，可能催生民族文化的自省与自觉。正如张岱年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和重大的，经济全球化势必加强各地区文化的联系，对文化交流有一定影响，但是不可能消除各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更不会导致文化全球化。每个国家和民族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在文化上也是独立的，各民族应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文化只有样式不同，才能更丰富。丰富多彩、百家争鸣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景。”[10]实际上，不论人们是否承认全球化、如何认识全球化，全球化都已经成为历史事实，也将是世界未来发展的趋势。

全球化的作用范围与辐射面不可能被人为地划界，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处于开放之中的经济发展上，也必然在参与全球化的各国的政治与文化中有所体现，全球化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不仅推进了贸易交换的全球扩展，也同样给异质文化间的交往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其中，各民族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披上了全球化的外衣，镀上了世界性的色彩。此外，借助现代文化传播技术，文化间的交流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强度加大。“在当代……新的电信技术尤其是国际传媒公司的出现已经使全球文化交流得以产生，这时的文化交流在范围、强度和多样性以及传播速度等方面都超过了更早时期。”[11]文化交流呈现超时空的特性，民族文化开始走向世界，开启了民族文化世界化的大门。与经济全球化相比，文化的“全球化”会在多层次与多维度上呈现更加“复杂的联结”。

总之，我们要正视全球化所引发的这场“复杂的联结”。一方面，文化全球化并不等同于文化同质化。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科技层面、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信仰层面，四个层面是差异性逐渐加大的过程。”[12]也就是说，科技层面的全球化最容易达成共识，而信仰层面的全球化最难以达成共识。信仰层面也是文化的核心层，这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全球化平台可能形成基于信仰层面的文化碰撞与冲突，且难以达成共识。所以，我们既会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不平等交流的现象，即中心文化—边缘文化、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强势文化—弱势文化、文化生产国—文化消费国等非均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现象，也会体察到来自边缘文化、东方文化、弱势文化等的基于文化自保的文化抗争。从目前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总体状况来看，全球化增进了多元文化的非地域化交流，但尚未导致所有文化完全同质化。尽管目前文化全球化没有导致大面积的文化同质化，但在科技、制度、思想、信仰各层面中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趋同化倾向。当然，其中一部分“趋同”属于优胜劣汰的人类文明进步的进程，还有一部分则属于构成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民族文化的流失，以及为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文化帝国主义”作用的结果。文化需要有多元的发展环境，“水陆杂陈”的多元文化环境有益于文化发展，世界文化大家庭更需要“和而不同”。在全球化的开放空间中，各国文化的发展不可能偏安一隅，由各国文化组成的世界文化需要在“和而不同”精神的感召下，在保持各自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共生与共存，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要避免文化趋同化。尽管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同质化，但文化趋同化端倪已经出现，而文化趋同化对各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有学者指出：“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文化流动，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思想，特别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美国的象征和通俗文化在全球传播。”[13]这种忧虑揭示了全球化进程中多元文化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如何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这需要加强民族文化的自觉，加强当代中国文化模式的积极构建。全球化既可能对个别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形成威胁，也可以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且彼此增进了解、互相尊重、共同发展的进程。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化发展的“挑战与应战”理论，有挑战才会有应战，全球化可能正是各民族文化强化自身独特性与独立性的新机遇。

全球化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空间，全球化不仅让地球成为地球村，也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并且使多种思潮、多种价值观在中国涌现、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辐射加大的历史时期，多元文化在全球化的空间中持续不断地沟通与碰撞，全球化给文化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诸多的挑战中，文化身份认证问题尤其突出。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身份认证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与全球化空间的拓展，国内外民族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加深。随着全球化时空的延展，中国文化面临的发展环境更为复杂。外来文化以跨时空、浸润日常生活的方式冲击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中国文化转型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外在力量。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认证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身份认证问题是世界多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2004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的前言中提出，美国的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在相对重要性和实质内容方面正在发生变化。“重要性是指相对于许多其他的身份/特性而言，美国人对自己的国民身份/国家特性重视的程度。实质内容是指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哪一些共同之处，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别国人民。”[14]在他看来，三个半世纪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一直是美国人身份/特性的中心，但在20世纪后期，这一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实质内容受到诸如移民文化、多元文化、种族文化、世界主义等的挑战，从而使美国特性可能朝以下五个方向演变：一是只强调信念的美国，二是出现一个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美国，三是出现一个排他主义的美国，四是出现一个因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而再次充满活力的美国，五是出现以上这些及另一些可能性的某种组合。亨廷顿希望美国人“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因为正是它们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15]这里表达了亨廷顿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飞速变化的世界，期盼通过重塑美国的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增进文化认同与文化影响力的美好愿望。

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与“我们”有怎样不同的内涵，从“我”到“我们”需要怎样的认知转换等，这些不仅是美国的文化问题，也是中国的文化问题。中国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面对多元的民族文化结构，我们该如何确认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在国内，我们是应该强调各民族特性，还是注重形塑中华民族共性？在世界上，我们是应该强调中华民族的共性，还是注重形塑全人类的共性？“我”与“我们”有内外不同的文化场域，不管其内涵如何界定，“我”与“我们”都存在矛盾性与统一性。从“我”到“我们”需要正视矛盾性，需要关于文化身份的文化自觉。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华各民族的现状、中国文化的现况，我们需要深入反思我们的“国家特性/国民身份”，考量我们的文化身份。

第一，文化身份认证首先是个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问题。“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里的“老乡”是种地域身份，其中凝结着乡愁与乡情，是由共同成长环境引发的地域之亲与情感共鸣。当代诗人王怀让的诗歌代表作是“三人”，即《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国人，不跪的人》《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在这三首诗作中，他既充满激情地表达了作为中国人的不屈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也充满深情地表达了作为河南人的光荣与自豪。他在《我们光荣的名字：河南人》中写道：“我们光荣的名字叫做：河南人！既然我们是黄河的后裔，我们就像黄河一样，向着世界打开大门——呼吸四面风雨，吞吐八方烟云，我们大步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大步走向我们！”他在《我骄傲，我是中国人》中，则写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民族标识与文化特质。“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眼睛之中，我有着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眼睛。我骄傲，我是中国人！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这里，不仅有诗人的乡情，也融会着基于乡情的对祖国的深情，以及作为河南人乃至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觉。文化身份的认证首先需要这种爱国、爱家乡的情感，热爱自己的国家与人民，就像热爱自己的家乡与家人一样。舍勒指出：“在人是思之在者或意愿之在者之前，他就已是爱之在者。”[16]语言是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只有真切的爱与情感才会产生鲜活的语言。情感归属是文化身份认证必不可少的感性认识，情感归属进一步升华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对人的影响持久而深刻，爱国主义经常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爱国主义与全球化并不矛盾，爱国主义是种主观情感，全球化是种客观趋势，爱国主义并不排斥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积极主动地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的时空环境中品味民族情感的炽热，确立中华民族的情感归属。

第二，文化身份的政治认同。文化身份认证不仅是个情感归属与文化认同问题，也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政治认同尤为重要。文化身份的政治认同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对意识形态及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等。近代以来，中国人政治认同的第一个高潮阶段当数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种认同更多地体现在人们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认可与景仰、尊重直至崇拜中。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人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更注重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对于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看到，这种主体性的增强是现代社会中各个国家普遍出现的文化现象，21世纪初的美国也同样面临此类文化问题。亨廷顿指出：“18世纪和19世纪通过艰辛工作和战争而建立起来，又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以巩固的全国团结和国家认同感似乎在衰竭。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到2000年时已不如此前百年间那样举国一体。”[17]不仅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政治认同需要加强，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在苏联解体后，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作为硬实力，还要有强大的政治、军事作后盾，以及需要文化这一类软实力作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及其发展模式与文化体制及其发展模式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为此，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政治认同。增强政治认同的途径很多，最主要的是增强内在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让自己强大。有学者指出：“成功是软实力的硬道理，正如胜利是战争的硬道理一样。因为中国成功了，才成为人们羡慕、学习、借鉴的对象，给世界带来利益、给各国带来启示，才有了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魅力等提法；因为中国成功了，才有实力提出‘中国梦’。”[18]当代中国，要特别注重增强综合国力与实力，提升硬实力基础上的软实力是解决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重要途径。此外，文化身份的政治认同还要解决民族身份与国民身份的矛盾。尽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但56个民族共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血液，共同传承着中华文化的基因。中华文化本身是一个多元文化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的每个成员能否认可这个家，是决定这个家庭是否团结，是否有凝聚力的关键所在。一方面，我们要认可并尊重民族差异，但不能突出与强调民族差异；另一方面，多民族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推进过程中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发展。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增进民族情感，并加强对共有文化身份——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今天，这种政治认同也可以表述为“四个意识”[19]，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第三，文化身份的自觉确认。在全球化进程中，多种文化思潮涌入中国，既开阔了国民眼界，提升了国民的主体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与发展，但也带来了中国人文化选择的困惑。全球化加速了中华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进程，我们不得不同时“享受”着全球化的诸多“好”与“坏”。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0]其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1]今天，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说法来描述全球化带来的文明交融以及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融入世界文明进程，而且正在不断深化与扩展。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的五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为年均30%以上，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由全球化的参与者变成全球化的引领者。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随着中国的崛起，新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开始，这种全球化时代不应该是弱者屈服于、从属于强者的时代，而是一个自主选择与合作共赢的新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时处于一个“屈服”与“从属”的时代，“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21世纪不应该再是屈服与从属的世纪，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主人，每个人又不能完全做自己的主人；每个民族都想彰显自己的特色，每个民族又不能让自己只剩下特色；每个国家都想走出自己的模式，每个国家又不能完全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在诸多的二难选择之中，“屈服”与“从属”少了，选择的焦虑与困惑却多了。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一国或几国，需要各国积极参与，平等对话与协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中华民族更要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站稳文化的脚跟才能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发挥更大作用。在文化上，中国也必将以自己的文化理念与实践影响和重新定义全球化，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文化自觉。通过梳理历史，明确自己的文化血脉；通过横向比对，确认自己的文化坐标；通过高瞻远瞩，明确自己的文化方向；通过面向现实，确定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等。我们是谁？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身份自觉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面向中国改革开放的、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的、现实的文化自觉才能找到答案。或者说，其实并没有现成或既定的答案，必须通过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才能获得确认。

（三）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认同

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民族是指一群具有共同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的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族群共同体。在民族学研究中，“民族”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生活在中国疆域里具有共同民族文化认同的、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共同体。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22]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使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一个多元复合体，这个多元复合体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断提升其层次与水平。承认这个多元复合体是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认同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首先，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体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3]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化的精华与精髓，是56个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一个多元复合的文化体。在岁月的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凝结中华各族文化且不断创新，使其具有了穿越时空的文化魅力与风采。美籍华人学者成中英指出：“面对全球化新世界理念与价值观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发展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又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机遇。由于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理念与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伦理性的特色，中华文化必将扮演一个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角色，并将为世界人类的共同福祉和世界人类社群的和平新秩序作出重大的贡献。”[25]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中华文化对于21世纪有非常之意义。[26]这些国外学者在展望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时均对中华文化充满了期待，他们相信，中华文化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开掘的文化宝藏，要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现代价值及重要作用。中国学者俞吾金在谈到自己的哲学研究兴趣从外国哲学转向中国哲学的心路历程时也谈道：“一方面，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有许多问题引发了我的兴趣；另一方面，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海德格尔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度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人对自己的哲学文化传统的悲观情绪。那么，在中国文化中，是否隐藏着一种拯救世界文明的伟大精神力量呢？”[27]这种探究中国文化之奥秘的向往使他的研究兴趣发生转向。在全球化时代，要不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全球化及异质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找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服务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为世界人民贡献中国智慧。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支持多元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开放环境，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需要中国文化大胆汲取世界先进文化的营养，又需要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文化自觉，增进文化认同，促进文化的现代转型，树立文化自信。

其次，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离不开多元文化交流与互鉴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自觉。全球化使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如何呈现文化的民族性，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是各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内容。文化自觉主要指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即了解文化发展的环境，知晓其过去，明晰其未来，把握好当下。文化自觉往往体现为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过程中的文化转型自觉，其最终体现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曾有过三次大的与外来文化交流的历程，即向印度学习、向西方学习、向俄国学习。向印度学习，我们吸收佛教文化，使中国文化拥有了佛教文化的空灵；向西方学习，我们吸收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文化，使中国文化拥有了现代文化的精致；向俄国学习，我们吸收了具有批判性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使中国文化拥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远。目前，我们正处在文化选择的全球化阶段，即向世界学习。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也是文化开放的过程，面对多元的世界文化，中国文化如何吸收与消化其优秀的因素而不失本民族文化之根，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又向世界学习，这是历史和时代交给我们的任务，也是中华文化在21世纪的文化自觉。“向世界学习”并不是要抛弃传统，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而应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与现代意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对中国文化研究和了解得还不够，正如费孝通指出的：“我们生活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认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这个本质还不能从理论上说得很清楚。”[28]“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29]汤一介先生也指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来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才可以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可以有目的、积极地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30]当前，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主要是充分挖掘、弘扬中国文化已有的优秀传统，使之实现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即为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服务，对其中的糟粕予以抛弃，扬长避短。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觉，加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进文化自信。

最后，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需要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西”关系。在中国，我们不仅有56种风采各异的民族文化，还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在世界，我们不仅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有开放进取的中华文明。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要有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自觉，也要有对他国文化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理性认知与批判性吸收，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责任与担当。费孝通曾有针对性地撰写了《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并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1]的文化自觉历程。他认为，正确认识和对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走向“天下大同”的文化理想任重而道远。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既要反对片面的“西方文化优越论”或“东方文化优越论”，也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只有理性客观地审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并结合时代的要求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才能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32]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选取适合的对内对外文化方针政策与文化发展方案，才能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减少对中国文化、中国人及中国的误判甚至妖魔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中的“古今中西”问题有益于推进文化自信。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33]他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这种文化自信就是对中华文化的理性认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增强需要文化的自知之明，即理性认知与评价中国文化、中国人及中国存在的问题和优点，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使56个民族共同确立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认同，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对中华文化的信任感。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需要注重开发自身的文化潜力，开发自己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化资源的丰富，以增强自身的创新发展能力，并采取恰当的形式宣传中华文化。在向他国文化学习的同时，还要根据本国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文化需求、文化特性、思维结构及实践方式，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发展模式，实现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模式选择与构建的良性互动，增进国内外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