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善良正直，还要有骨气有出息

贺敬之的父母家人对贺敬之的性格、气质与人品的形成，对他的人生道路的最初抉择，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往上三辈，即贺敬之的曾祖父生四子：祖介、祖烈、祖祯、祖宜。贺敬之的祖父排行第二，名祖烈，生一子名典谟。典谟生四子一女，贺敬之为长子。“贺敬之”系学名，按家族辈分排行为“敬”字辈，“之”是他的大祖父祖介据文言虚词“之、乎、者、也”首字而起的，寓意深挚，希望这位孙子辈能成为一名知书识礼有学问的人。这是一个贫穷但颇有特色的农民家族。他们追求功名而怀才不遇，身处黑暗而向往光明，无可奈何又不甘受辱，以农为本又不善耕耘，于是在贫困里拼搏，在挤压中挣扎，在重负下抗争。祖父贺祖烈系清末童生，考秀才未中，但颇有才气，诗书文章较有根底，常为乡里撰写挽联、贺幛、碑文等，往往挥笔而就，词意贴切。他生活贫困但性格乐观诙谐，常顺口作诗以自嘲。他非常喜欢长孙贺敬之，终日抱在怀中，视为掌上明珠。贺敬之的堂叔贺明谟（贺祖宜之次子）为中共早期地下党员，参加了运河游击队，在抗日战争中部队转移时被日寇抓获，押解到台儿庄附近的大桥上，同其他被捕的中共地下党员17人一起，被日军用刺刀一一刺死，推入运河，顿时河水变红。

贺敬之的父亲贺典谟，只读过几个月的书，但聪颖过人，写字、画画均令人赞叹，能以劈竹画兰草，无不生态毕肖，一本《芥子园画谱》成为他倍加珍爱之物。他虽读书不多，却很有悟性，《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都能过目不忘，尽管不甚精通，但也会讲出故事梗概。由于那样的时代和家境，他的才能不可能得到发展，因此他颇有一种落魄之感。他不善农耕，以门前粮摊经纪人的微薄之酬金养家糊口，过着一种“水上漂”的生活。

万恶的旧社会，压得这位略带书生气的善良农民喘不过气来。有钱有势的人，耀武扬威，无恶不作，官绅兵痞对他百般欺凌。一年，国民党县政府一伙衙役拥着一个“官”途经贺窑村，贺敬之的父亲恰巧从围墙内门口走过，衙役不问青红皂白，抓住他就一顿狠揍，打得他头破血流。

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作为一个普通农民，当然是无能为力的。然而他又是一位不认命、不畏强暴的有血性的农民，炽烈的反抗意识像火焰在他的胸膛里窜动、燃烧。他曾对贺敬之说：“我要不就千方百计把你养大，将来由你为穷人报仇；要不我就攒钱买把盒子枪，把那有钱有势的坏家伙崩了！”[6]

显然，在贺敬之父亲的心灵世界里，既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纯朴、正直、耿介的品格，又有着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扶弱抗强、疾恶如仇的人文精神。在村里，他好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爱说公道话，往往遭到那些有势力的人的忌恨、欺负与压制。他的心情长期极度痛苦，只好借酒消愁，因此好酒成癖。他深感自己生不逢时，出头之日无望，于是寄希望于儿子求学成才，将来能撑持门户，出人头地。为此，他不顾家境贫寒，节衣缩食，东挪西借，坚持供贺敬之上学读书。1939年，他送奔赴湖北寻找山东流亡学校的贺敬之上路的第二年，由于内心郁闷，加之思子心切，饮酒过度，酒精中毒，不幸早逝，时年仅39岁。

幼年贺敬之从他父亲身上看到了耿直与骨气，又从他母亲身上深深感受到慈爱与善良。他的母亲那勤劳、朴实与贤良的素质，那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又爱子如命的动人形象，使贺敬之自小就形成了深沉的“恋母”情结。在漫长的革命征程和人生道路上，母亲在贺敬之的精神世界里，始终是一盏不灭的明灯。

谈到自己的母亲，贺敬之深情地说：“我的母亲很爱我，因为我是她的头一个孩子。我很小的时候，她常带我到地里去搂柴火，夏天劈高粱叶子，秋天搂豆叶。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掉进一口水汪（即小池塘）里去了，呛得不行，不会游水的母亲立即飞动小脚，不顾一切地扑进汪里捞上了我。有一年初冬，一天夜里忽然有人喊‘土匪来了’，于是母亲抱着我躲进村北一片树林子里去，很冷，她用棉衣裹着我，掖得紧紧的，风吹树叶哗哗响，我叫嚷：‘把树都砍了，谁叫它刮风。’母亲拍拍我的头告诉我：‘风不是树刮起的，是风吹树叶才响。’她就是这样教我知识，启发我的智慧。有时她对我讲故事很动情，像朗诵抒情诗似的，一次她对我讲：‘那天啦，下着大雪，我上山打柴火去啊，忽然听得山沟里有个小孩哇哇哭呀，我跑过去一看，哟，那个小孩躺在冰窟窿里差点要冻死啦，我就把他抱回家来啦。那个小孩是谁呢？就是你呀！’我听着听着，就拼命‘哇哇’大哭，我说：‘我不是你抱回来的，我是你生的！’长大后我上学了，一年暑假我回家，母亲病得很厉害，瘦得不像样子，我痛哭一场。母亲硬撑着起来给我做饭……”[7]贺敬之与母亲之间，真是情深似海。

贺敬之的母亲姓吴，江苏省邳县人。按旧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称“贺吴氏”。只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到北京住在贺敬之身边，为了填户口，才起了个名，叫“吴纪国”。她嫁到贺家时，家庭人口多，除公婆外，还有四个姑姑，家境贫困。她几乎担起全部家务，拾柴、挑水，一亩多地也主要由她和婆婆耕耘，种点棉花之类的作物，作为一个小脚妇女，颇为不易。为了供贺敬之上学，她省吃俭用，食不果腹，衣不暖身。1938年，长子贺敬之离家外出闯荡，第二年，她的丈夫早逝，不久婆婆也过世了。第三个儿子刚4岁，也因生病无钱医治而夭折。女儿不到18岁，被人家用一百斤高粱骗婚娶走。这一连串沉重的精神打击和生活折磨，并没有压弯这位普通农村妇女的腰。她顽强地拼搏着，苦苦地挣扎着，仍然千方百计供第二个儿子和第四个儿子入学念书。她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有读书，有了知识和本领，将来家里才不会受穷，才能过好日子。

在贺窑村，无人不知贺敬之的母亲是一位能干、正直与贤惠的妇女。她不仅会种地，会干家务，还会做鞋，会裁剪缝纫衣服，也会接生。在家里，她任劳任怨，同嗜酒成癖又不善农耕的丈夫从未红过脸。村里人有什么活计需要她帮忙，她总是乐意相助。邻里间发生纠纷也常找她调解。尽管自家生活极为艰难，她还常常周济更贫穷的邻居。因此，她与村里左邻右舍、男女老少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

贺敬之所受到的最早的文学熏陶，主要来自他的母亲。她不仅很爱听故事，也善于讲故事。在儿童时代贺敬之的心目中，母亲讲的民间故事，都是那么曲折而动人，如祭灶神、铁拐李等。特别是那个关于“老虎的接生婆”的生动故事，深深打动了幼年贺敬之的心：一个孤苦的接生婆，住在森林尽头一座矮小的茅屋里，秋天的一个深夜，敲门声把她惊醒，开门一看，见一只老虎伏在地上向她磕头，她又惊又怕：“这是怎么啦？虎大哥，是叫我给你家接生去吗？”老虎点点头，又指指自己的背，老婆子就爬上虎背，来到一个山洞里。一只母老虎躺在洞里又哭又叫。可爱的小老虎终于接下了。母老虎用爪子抓抓小虎，又用舌头舔着它未干的皮毛。接生婆把小老虎抱在怀里，哼着催眠曲。公老虎到外头衔了一口清泉水，给接生婆洗净了手。她回家不久，年三十晚上，又听见推门，开门一看，门口躺着一头咬死的大肥猪。接生婆的年好过了，因为她在深山里结交了好朋友。贺敬之的母亲所讲述的这些动人故事，反映出这位勤劳妇女内心深处的美好与善良，这对贺敬之幼小的心灵，既是人间真情的教育，又是文学美感的启迪，也成为他后来一些诗歌创作的素材。

我们从新歌剧《白毛女》，从诗集《并没有冬天》和《乡村的夜》，从长篇政治抒情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以及贺敬之的其他一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贺敬之的家乡、他的家人父母——特别是母亲，给予他的影响有多么深刻、多么强烈。我们更可以看到，贺敬之这个鲁南农家子弟，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他身上那种质朴与憨厚的本色，那种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精神，那种同情与热爱劳动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感情，那种真诚坦直、平易近人的素质，那种勤奋好学、百折不挠的品格，都有他的父母留给他的深深的烙印。

贺敬之从他的父母身上，获得了深挚的亲情之爱，也体味到穷人的苦难、劳动的艰辛，更深深感受到中国劳动农民传统的精神美德和父母各自独具的个性气质。这一切使得童年时代的贺敬之，渐渐悟出这样一个朴素而又影响终身的道理：人生活在世界上，要善良，要正直，还要有骨气，有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