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皖东交锋与应对南调

1939年底刘少奇到皖东后新四军第四、五支队的发展，以及1940年初苏南新四军挺进纵队抵达长江以北的江都地区，触犯了安徽桂系和江苏韩德勤的利益。尤其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在皖东执行较为积极的发展政策，如自主地组织游击队、自卫军，建立农抗、工抗等。[23]这些举措引起国民政府安徽省政府新任主席李品仙的警惕与反感。较之前任主席廖磊，李品仙更强调国民党在安徽的党政军一元化统治，对新四军的态度较为强硬，与新四军的摩擦逐渐加剧。他在1940年1月至3月屡次致电蒋介石，报告皖东的新四军第四、五支队和皖北的第六支队（彭雪枫部）收缴民枪、勒捐派款、破坏政令等情况，指责新四军“假游击之名，行扩军之实”，要求加派两师予以弹压。[24]韩德勤也呈报了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六合、盱眙地区的扩展。[25]此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汇报了新四军正谋求快速发展、准备与国民政府敌对的一些情报。[26]总之，进入1940年后，华中地区特别是安徽国民党方面有关新四军的负面报告不断增多。

由蒋介石日记可知，1940年2月至3月，他在反复权衡中共问题，至3月初，形成解决中共问题的大致原则与方略：“对共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律、奉命令……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坏统一与抗战，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27]可以说，1940年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处置，基本符合这一原则。不论是本节处理的将华中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还是下节讨论的将新四军北移黄河以北，都属于对中共限制范围。2月27日，蒋介石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要求对第三战区新四军的行动严密防范，“如其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切勿为其巧言所欺弄”。[28]这与3月初日记所记主张一致，新四军应守纪律，如有越轨，立刻“制裁”。不过，他此时考虑中共问题的重心仍是晋南的八路军，[29]欲将八路军限制在山西长治和河北邯郸一线以北，而非新四军。

3月下旬半塔集之战的发生，让国共两党的注意力暂时集中到华中地区。半塔集位于安徽省东部的来安县，是新四军第五支队驻地，处于李品仙和韩德勤势力的中间地带。3月上旬，李品仙调集兵力向津浦路西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发起进攻。3月21日，韩德勤趁第五支队主力西调、协助第四支队与李品仙作战之机，包围半塔集。23日，在江苏吴家桥地区的叶飞部奉命出发救援。同时张云逸和罗炳辉率第五支队东返。双方激战后，韩德勤部向东溃退。[30]半塔集之战，是新四军第五支队、苏南挺进纵队与韩德勤之间的第一次交锋。韩德勤首先攻打第五支队驻地，挑起战斗，但在苏皖两地新四军的合力反击下，以失败告终。

在半塔集之战进行时，国民党方面将华中摩擦进一步升级。蒋介石指示军令部制订《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31]这一方案令李品仙和韩德勤将淮河流域的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主要针对安徽省境内的新四军第四、五、六支队和江苏省境内的挺进纵队，预期至6月中旬完成，旨在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切断江南新四军和华北八路军之间的联系。蒋介石在批示中提醒两点：第一，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合正规军特种训练的小部队；第二，“进剿”新四军不能长期进行，最多不超过半个月，必须用最迅速的方法将新四军一网打尽。小部队和短时间，均是为了控制国共摩擦的激烈程度，也是担心招致当地日伪军的干预，被迫多方应战。

不过，蒋介石的计划需要李品仙、韩德勤和鲁南于学忠（属于东北军）密切配合，实际情况是各部因派系背景不同，依然在自己防区内作战，不能团结一致，阻止华中新四军的发展。1940年4月，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请求蒋介石命令鲁皖主力会同第八十九军歼灭苏北游击队，[32]无后续进展。1940年7月，李品仙与皖东新四军冲突后，韩德勤、李明扬按兵不动，不予协助。李品仙向蒋介石告状，认为韩德勤和李明扬致电蒋介石的“何日进攻、收复何地，全数空言”。[33]蒋介石还重新划分了苏北游击区，让韩德勤和李明扬调防，便于韩德勤“围剿”新四军。李明扬以运河以西防区都被新四军占据、韩德勤“往剿部队”完全撤退为由，仍坚持泰县原防地，并要求向东和向北扩展防区。[34]华中后方的国民党军队不能团结协作，以及1940年5月枣宜会战开始后第五战区面临较大压力，致使蒋介石“剿办”江北新四军的计划雷声大雨点小。

另外，蒋介石还命令顾祝同，让其告知新四军军部，严令江北部队南调。[35]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也致电蒋介石，要求皖东和皖北的新四军“速开江南”；蒋介石表示已经严令叶挺让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36]对于南移命令，中共方面进行了有策略的抵制。之所以称为“有策略的抵制”，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总的态度为“抵制”南移，即对有关命令“置之不理”；第二，“置之不理”并不表示不回电，而是回几封电报，列出理由声明难以执行南调的命令，如江南和皖南区域狭小，无法回旋，[37]粮食不足等；第三，江北部队不南调，如遭到国民党军袭击，新四军在反摩擦时要采取攻势防御，而非单纯防御。[38]半塔集之战，第五支队驻地被韩德勤部包围后，新四军不仅让第五支队主力东返，同时急调江苏的叶飞部队救援，全力打退韩德勤的包围，可以说属于攻势防御。当中共中央意识到蒋介石和李品仙正在皖东和皖北采取更为激进的政策时，立即决定派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三四四旅南下华中地区增援，亦属攻势防御。[39]考虑到三四四旅从太行山区出发，至华中地区需一两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建议由一一五师山东部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团迅速南下。[40]中共调八路军支援新四军发展华中，本在1939年春的计划之中，当1940年3月蒋介石决定“剿办”淮河流域的新四军时，毛泽东立即将这一计划提上日程，付诸实施。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采取抵制南移、继续在苏皖边界大力发展等较为激烈的举措，有两个前提。一是以华北地区的缓和政策为前提。上文提到，蒋介石在3月上旬的思考重心是晋南、冀南的八路军。3月10日，他下决心限令山西和河北的八路军于3月15日以前撤至长治、邯郸一线以北地区，令卫立煌坚决执行，并从速渡黄河坐镇指挥，[41]“如其不从，必以武力制裁”。[42]中共方面对蒋介石的动向予以密切关注。1940年3月7日、14日、15日，毛泽东和王稼祥数次致电朱德、彭德怀，指示对卫立煌有所让步，在晋、冀南部的临汾、屯留、平顺、漳河、大名之线以南，与国民党军休战，维持国共合作局面。毛泽东指出的从临汾到大名一线，与蒋介石所说的长治、邯郸一线基本吻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朱德和彭德怀，明确指出：“山西、河北两省反摩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43]由于中共采取明显的退让政策，华北摩擦得到缓和。蒋介石在3月底反省录中记道：“中共朱、彭在晋东南与冀省之反叛，形势险恶，幸决心坚强，不惜武力制裁，其恶焰渐杀。”[44]言下颇有自得之意。事实上，中共此时在华北采取守势，是因朱怀冰事件已解决，也是为了更好地在华中取得发展。

二是战略上的积极，以战术上保持稳健、灵活，甚至退让为前提。如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南调的命令一一予以回复，只是强调南移的困难。更重要的是，按照华中地区不同区域和对象，新四军的发展有轻重缓急之分。如以淮南路为界，在路西避免武装斗争，在路东地区可较为激烈。对李品仙部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采取自卫原则，如韩部先进入新四军驻地，坚决予以消灭。[45]联系1939年底中共中央对华中工作指示中谈到的，淮河以北可激进些，淮河以南可缓和些，可以概括出华中地区东部激烈西部和缓、北部激烈南部和缓的特点，两者重合的激烈地区为东北部，即苏北地区。事实上，此时苏北并无新四军活动力量，但当仁不让地成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指向，反映了中共得失分析和战略决策的独到眼光。

中共决定在华中敌后地区采取积极发展政策、华中国共形势紧张的一个后果是，长江以南受第三战区优势兵力包围的新四军军部的处境更加危险。1940年4月3日，毛泽东以个人名义致电项英，详细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46]此电反映了当时国共局势的紧张程度。毛泽东的担心并非多余。4月2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布置第五十二师和第一四四师在新四军军部附近严密戒备，做好“制裁”准备。[47]项英不久后给毛泽东回电，强调新四军军部北渡长江绝不可能，因日军已封锁长江，桂系亦在江北严阵以待。向东转移到苏南也不可能，要越过两道封锁线，所以暂时只能在皖南继续坚持。[48]事实上，在顾祝同的施压下，项英还希望叶飞和陶勇两部南调，以便在突然事变中支持皖南。[49]如果考虑到皖南的情势，以及新四军军部与顾祝同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项英的态度亦可理解。因蒋介石要求江北新四军南调的压力，实际上通过顾祝同全部转嫁给了新四军军部。3月29日，刚得知蒋介石要求南调的电令时，项英的反应也是“置之不理”。[50]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顾祝同在周边紧锣密鼓地部署兵力，项英急切地希望江北部队南来支持军部。有些能反映项英态度变化的电文，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入流传广泛的《新四军·文献》中，导致研究者基本站在批评项英的立场立论。在发展苏北的整个战略中，项英确实处于消极抵制、格格不入的位置。不过，事实上，项英也曾支持发展江北，如果不是皖南形势急迫，项英不会再三让江北的新四军部队南调。

综上所述，1940年春，国共皖东半塔集交锋中新四军的获胜，使其在皖东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以新四军在江北的发展为忧，做出两项决策，一是敦促安徽和江苏国民党军“剿办”江北新四军，二是严令新四军南调长江以南。皖苏国民党军主要力量李品仙和韩德勤背景不同，虽对新四军有所行动，但并不积极，且互相指责，效果有限。新四军在苏皖交界地区依然继续发展。根据李明扬向蒋介石的报告，1940年4～5月，新四军已占据两省的泗县、天长、六合、仪征、盱眙、嘉山、来安、五河、灵璧、萧县、江都等县，在苏皖交界的北部地区铜山、砀山、邳县、宿县等县十分活跃。[51]李宗仁感慨：安徽省政府除了国民党军驻地巢湖、和县、含山、全椒、滁县五县政治尚可推行外，其余各县均由新四军控制，特别是津浦路东全部为新四军势力范围。[52]苏皖边界新四军势力的发展，可有效阻隔安徽李品仙与江苏韩德勤的呼应，为新四军发展苏北提供西部屏障。因1940年春夏之际枣宜会战的发生，以及国民政府高层出现将新四军北调黄河以北的建议，蒋介石对于调新四军至长江以南的命令，并没有积极贯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蒋介石“清空”华中地区新四军的企图，使中共中央下决心调八路军南下增援新四军。鲁南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和黄克诚所率三四四旅分别于1940年6月先后抵达皖北苏北和豫皖边界的彭雪枫地区。[53]在八路军两支部队的支援下，华中地区中共方面的力量得到大幅度加强，苏北局面迎来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