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联

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1991）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世界银行的《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Panayotou（1997）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形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EKC揭示出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降低，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随收入增加而提高，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形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后，学者对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关系的理论探讨不断深入，丰富了对EKC的理论解释。

1.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

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①规模效应。经济增长从两方面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经济增长要增加投入，进而增加对资源的使用；另一方面更多产出也带来污染排放的增加。②技术效应。高收入水平与更好的环保技术、高效率技术紧密相连。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研发支出上升，推动技术进步，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其他不变时，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削弱生产对自然与环境的影响；二是清洁技术不断开发和取代肮脏技术，并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③结构效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发生变化。在早期阶段，经济结构从农业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转变，增加了污染排放，随后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投入结构变化，单位产出的排放水平下降，环境质量提高。

规模效应恶化环境，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改善环境。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使用超过了资源的再生，有害废物大量产生，规模效应超过了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胜出，环境恶化减缓。

2.环境质量需求

收入水平低的社会群体很少产生对环境质量的需求，贫穷会加剧环境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更关注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环境，产生了对高环境质量的需求，不仅愿意购买环境友好产品，而且不断强化环境保护的压力，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并带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减缓环境恶化。

3.环境规制

伴随收入上升的环境改善，大多来自环境规制的变革。没有环境规制的强化，环境污染的程度不会下降。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规制在加强，有关污染者、污染损害、地方环境质量、排污减让等信息不断增加，促成政府加强地方与社区的环保能力和提升一国的环境质量管理能力。严格的环境规制进一步引起经济结构向低污染转变。

4.市场机制

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不断完善，自然资源在市场中交易，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会减缓环境的恶化。在早期发展阶段，自然资源投入较多，并且逐步减少了自然资源的存量；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然资源的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而上升，社会降低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并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促进经济向低资源密集的技术发展，环境质量得到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参与者日益重视环境质量，对施加环保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如银行对环保不力的企业拒绝贷款。

5.减污投资

环境质量的变化也与环保投资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上资本充裕度有别，因而环保投资的规模不同。Dinda（2004）将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商品生产，产生了污染；另一部分用于减污，充足的减污投资可提高环境质量。低收入阶段所有的资本用于商品生产，污染重，并影响环境质量；收入提高后充裕的减污投资防止了环境进一步退化。环境质量提高需要充足的减污投资，而这以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为前提。减污投资从不足到充足的变动构成了环境质量与收入间形成倒“U”形关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