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现有研究文献，主要从周期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等视角分析我国产能过剩的决定因素与形成机理，并且产能过剩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政府干预下的体制性扭曲、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干扰及其引起的过度固定资产投资是产能过剩的根源，治理对策主要是弱化政府干预、加强宏观调控和行业协作、制定严格的准入政策和完善的退出机制、理顺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但是，无论是产能过剩的成因研究，还是产能过剩的治理对策研究，不同学者之间充满了争议。现有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就能够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但是，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发达国家也曾经出现过产能过剩危机。进一步仔细分析发现，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结构转型需求时，都出现过一定程度或者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说，虽然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不太可能化解我国制造业目前的产能过剩。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也饱受诟病，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但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近几年不断下滑，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创16年新低，民间投资增速也出现断崖式下滑，以遏制投资规模的方式治理产能过剩毫无疑问会造成经济增长速度断崖式下滑。此外，我国政府一直努力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此背景下制造业出现了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意味着此轮产能过剩并不能由这些因素很好地解释。本书充分考虑到此轮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本质是创新能力不足，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审视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现状、成因及治理思路，重点关注研发创新、对外直接投资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实际效果和作用机制，并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两大战略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作用，为我国实现“稳定方式”去产能提供新的思路。可以说，本书考虑了此轮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特殊性，从新的视角对产能过剩成因、形成机制及治理对策展开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产能过剩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15年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产能”列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首，充分体现了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产能过剩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因此，对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研究，对科学治理产能过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产能过剩，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产能过剩治理措施，但是，政府推行的产能过剩治理对策很多与我国经济增长、就业目标相悖，产能过剩治理短期内会带来投资增速下滑、失业加剧以及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进一步抑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政府同时又出台了大量应对经济危机的干预政策，削弱了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和产能过剩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导致产能利用率出现持续下降的复杂局面，产能过剩问题也“久治不愈”和“日益严重”。所以说，传统的产能过剩治理思路面临产能过剩治理和经济增长的权衡取舍问题，从而导致传统的产能过剩治理思路和政策并没有有效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更没有改变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本质。在此背景下，本书揭示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本质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国际分工处于价值链低端，并结合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走出去”战略，为我国制造业实现“稳定方式”去产能提供新的思路，具有突出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