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及研究意义

（一）本书的理论视角与主要内容

本书围绕“当代东亚社会转型如何影响公共性的变迁”，以及“东亚社会和谐发展配之以何种的公共性基础”等基本问题，选择中国社会学者较少关注的“韩国社会转型及其社会后果”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二战后的社会转型背后的公共性变迁逻辑，可作为审视东亚现代化困境及其新选择的重要参考框架，以区别于注重区域经济政治与人文的现有韩国学研究，同时也不同于国内学者习惯将“欧美”与“日本”作为审视中国转型问题的单一样本的做法，将韩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逻辑研究提升为一种把握东亚社会新型发展模式的社会学视角。

具体言之，本研究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都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互动性、平衡性、互动性、生活性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内容、范围、内在要求、方向、动力以及新趋势等方面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选取韩国和中国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为研究样本。

第一，本研究强调“平衡性”是理解东亚社会公共性的关键因素。在西方公共性强调其可视性、整体性、互动性等内在属性的基础之上，本书将具有家国同构与官僚主义传统的东亚社会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均衡式公共性”，以区别于主体间激烈斗争、对抗的公共性。这种“均衡式公共性”是指国家、市场、社会等发展主体之间经过互动之后最终达致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换言之，“国家权力权威”之“公”与“资本共同分配”以及“社会共同行动”之“共”，共同维持一种既能维护私人权益，又能规范国家、市场、社会权力的公私平衡性。

第二，“国家”“市场”“社会”是东亚社会公共性结构的三大组成部分，静态的社会秩序与动态的社会发展是否能够达到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效果，关键在于“国家—市场—社会”三者能否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平衡关系。东亚社会的国家威权主义与关系网络型社会的特征，决定其公共性关系框架要素中除了要有西方式的“个体与社会”之外，还应加入“国家”这一变量，同时在东亚社会追求现代性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市场”也是分析公共性的重要变量。因此东亚公共性自身可被视为“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结合体。其中，“国家”要素体现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公共权威以及体现公共责任的公共服务，“市场”指市场秩序的自主性及其社会责任，“社会”体现在公民社会的自主性与自律性。若三者能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则会建构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公共性；反之，若三者的关系失衡，则会导致既缺乏公共制度的保障，同时私人公民权益又不能得到维护的“公私两无式”公共性危机。

第三，“国家—市场—社会”的不同强弱关系会产生不同的公共性危机及社会问题。首先，国家公共性的异化背后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关系逻辑，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对抗性。在东亚国家主导型现代化阶段，国家行政权力向全社会渗透，掌握一切资源的分配权力，压制社会的反对力量及其结社的权利。其次，“弱国家—强社会”的公共性逻辑使社会内部不同利益群体分化与对抗，导致“社会公共性”自身消解。最后，市场公共性的缺失背后是“弱国家—强市场”的关系逻辑，这使“市场”冲破国家制度的制约，渗透社会的方方面面。韩国的情况最为典型，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实行放松国家制度规制、全面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导致外国垄断资本大量控制韩国经济，国家放松对市场的规制，减少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提供等方面的道德责任，使趋利避害的市场伦理向全社会扩张，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损害了公共性强调的公共利益和公正性。因此，公共性缺失的社会后果是出现了人们努力工作却仍然贫穷的“工作贫困”现象，以及房地产过度发展加速社会阶层封闭固化，最终形成“房地产阶级社会”。

第四，“均衡性公共性”成为东亚社会转型的反思性视角。针对以上各类公共性危机，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社会发展的背后逻辑，并强调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建构一种克服对立思维的均衡性公共性。该视角立足于东亚文化土壤，反思隐藏在东亚现代化背后的对立性思维，强调运用正反交融式的融通性思维作为指导发展的本体论基础，在实践中强调对话合作的和谐秩序，最终构建均衡性的公共性。该视角可被纳入“东亚新发展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脉络中。“均衡性公共性”的提出与韩国在东亚所处的独特地位有关。“韩国”无论是作为地缘单位，还是作为学术研究单位，都在东亚格局中处于边缘化与他者化的地位。因此，从韩国社会发展经验中提炼出的“公共性”视角更具有强调边缘群体能动性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特点，同时也具有强调维持不同主体间互动合作的非二元对立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实践具体表现为以他者的角度重新认识东亚共同体，重新认识公共性的日常生活视角与底层的真实表达，重新重视公共性的宽恕意识与东亚新发展主义的关系，构建东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第五，东亚转型社会的“韩国视角”或“作为方法的韩国”。笔者强调对韩国社会的结构和变迁逻辑进行系统研究，并不是一种韩国中心主义，而是以“韩国”这一类边缘性的社会样本为出发点，发掘具有中华中心意识的学者尚未重视的反思意识和宽恕意识。此种做法超越了“韩国学”的学科意义。其重要意义在于，研究者应克服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在“韩国”等边缘国家的历史社会变迁经验中，提炼出反思中心主义与促进世界多元发展的认识论方法和视角。

第六，中国的相同困境与启示。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转型社会来说，同样出现了诸如房地产社会分化、临时性职业强化工作贫困趋势、国家保护性制度缺失导致棚户区的形成与复制等与韩国极其类似的社会问题。韩国社会的公共性反思给予中国的启示在于，社会的内源性发展并非简单体现为GDP增长和城市空间扩展，而是体现在社会内部各大主体之间保持良性协调的平衡关系，故应重视挖掘和发挥国家、市场、社会三大主体的公共性，并使三者保持动态平衡，同时在微观层面重视挖掘和培育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公共性（例如单位人再组织化所体现的单位社区公共性、农民佛教徒自发开展宗教范围以外的志愿服务所体现的新乡土公共性、中下层网民所体现的网络生活公共性）。此类理论视角看似简单，在实践中却困难重重，需要从精英到普通民众从根本上转变“大国”与“小国”、“强者”与“弱者”、“中心”与“边缘”等对立性二元思维，促进沟通与和解，在公平、平等的“大公”环境中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二）本书的研究价值

本书将发展社会学者容易忽视的韩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从“公共性”的视角入手，研究“公共性”与“东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与逻辑。其研究价值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拓展了“公共性”的社会学研究。现有的社会学研究较多地从社区建设、社会管理等横向维度研究公共性，较少在纵向和动态的视角下研究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本研究尝试在社会发展研究中加入公共性的视角，分析两者的内在互动关系，同时体现公共性的动态性和变动性等内在属性。社会学较少关注横向静止的“公共性”与纵向动态的“社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本研究试图探讨“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以挖掘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互动性、均衡性、生活性等内在属性成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反之，如果一个社会内部出现公共性危机，那么虽然其外部迅速发展，也是非均衡式的发展，易陷入“国富民穷”的发展主义陷阱之中，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公共空间萎缩、公共精神丧失等社会风险。其次，本书拓展了东亚社会研究的研究对象。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一直将“日本”或“作为整体的东亚”作为东亚社会发展的主要研究对象，较少将“韩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即使是专门研究韩国的“韩国学”，也忽视了“社会”维度，较关注韩国的经济、政治、文学、艺术等实用性或人文性的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学者在分析东亚社会发展逻辑或对比研究中国转型逻辑时，较少将“韩国”作为单独的参考框架，至多在提出日本发展经验时附带提一下韩国的经验，甚至是将“韩国”隐含在东亚社会的背景之中。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研究缺憾，直接分析韩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逻辑及其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尝试利用“韩国”这一作为边缘国家所体现的强烈的反思性视角，反观作为区域“中心大国”的中国在社会转型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最终对未来发展之路做一些探索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