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共性危机与青年“工作贫困”的社会风险

一 “工作贫困”释义与内在逻辑

人们一般认为只要一个人找到工作，并且努力工作的话，肯定不会陷入贫困状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美国家出现了即使拼命工作也依然贫穷的现象，并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工作贫困”（working poor）一词应运而生。该词在美国被定义为“成人工作时间超过平均工时的一半，约1000小时左右，但其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1]加拿大的定义为“工作贫困是指家庭总收入超过一半来自工资或者自雇收入，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官方的贫困线”。[2]英国的定义为“家中至少有一份收入是来自全时或部分工时的工资，但其家庭收入低于国民所得中位数50%或60%”。[3]尽管各国的定义多样，但区别仅在于具体的测量方法，“工作贫困”具有的内在特性仍然万变不离其宗，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独特性。“工作贫困”的提法本身打破了“无业即贫穷”的传统贫困观。一般而言，传统贫困是指一种“无业贫困”，意指没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减弱的人，不能依靠工作获得生存手段，最终陷入贫困状态。这类人群多集中于老人、残疾人、儿童等群体。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贫困已经不是没有劳动能力人群的特有现象，即使是努力工作的人也会成为弱势群体。其独特性就在于，“就业与否”已不再成为“贫困”的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一种新型的贫困样态，需要学者们摒弃主观臆断，以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分析。

其二，多重弱势性。总体而言，不同于传统贫困群体，处于“工作贫困”的群体大多体现出多重弱势性的特点。原因在于他们比传统贫困群体承受了更多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一方面，“工作贫困”人群本身要忙于工作，且从事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低收入工作，加剧了生活风险和健康风险，尤其是一些高污染性行业的就业群体，易患上白血病、脑瘤、肺尘病等职业病。另一方面，“工作贫困”群体的弱势性还表现在对生活必需品如食物、衣服、住房的低消费能力上。特别是住房问题，他们要花掉大量的收入用于缴纳房租。在美国，有些有工作的群体支付不起房租的话，会住在自己的车里，或住在无家可归者的固定区域内，或者直接露宿街头。

其三，结构归因性。“工作贫困”一词最早见于美国历史学家杜波伊斯在1899年关于费城黑人的研究中。他强调贫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人懒惰等主观因素，种族歧视政策等结构性因素也是导致费城黑人终日奔波却依然贫穷的重要原因。[4]因此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继承了这一结构归因的贫困研究，对“工作贫困”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结构性研究。这些研究大体体现在工作贫困与劳动力市场、工作贫困与福利模式的国别研究、工作贫困人群的人口学研究等方面。[5]尽管研究的方向和方法各异，但学术界对“工作贫困”的因果分析大致可得出一个较为清晰的结论，即“工作贫困”现象的出现与西方新自由主义体制向经济政策、福利政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彻底渗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各类结构性转型，使大量劳动者从事着大量被排斥在正规劳动权益和福利体系之外的临时性工作，但他们终日拼命工作的结果是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

综上所述，可以从欧美学者对“工作贫困”的大量研究中得出一个结论，即“工作贫困”是近20年来席卷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实践模式的直接产物。新自由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在“政府失灵”的假设前提下，比传统自由主义更强调金融市场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如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工会的权力，精简政府机构，下调最高税率，开放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放弃自然失业率之下的充分就业。[6]在欧美国家中，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时期传承下来的“国家退场，市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各类政策，导致市场力量，特别是金融力量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无可匹敌。这种全面的改革导致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严重失衡，市场力量过于庞大，使国家和社会都被塑造成“对市场友好”的“政府体系”和“社会结构”。从“个体与社会”这一社会学的基本关系来看，新自由主义式的社会基础是由孤立的个体组成的。每个人是自觉、自立地追求自我利益，不需要通过组织和共同体之类的社会连接。因此，这一原子化的前提假设从本质上看是“反社会”的，只能造成自我主义的无限庞大、社会的两极分化、个体缺乏集体保护等社会风险。按此逻辑深入思考的话，我们面对“工作贫困”现象时，除了分析工作体系本身出现什么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思考其背后隐藏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只有重建社会基础才能彻底消除“工作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