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公共性危机

一 政府主导的压缩式现代化：韩国社会自主空间扩大的外在推动力

（一）“国家主导主义”与韩国的现代化

1945～1993年，韩国快速现代化的秘诀在于韩国政府采用了以“国家主导主义”和“增长第一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模式。“国家主导主义”强调政府把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和社会发展作为其合法性统治基础，充分发挥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动员社会资源、规划国家发展、管理和调控经济的作用。朝鲜战争结束后，虽然韩国的经济增长带有援助型经济增长的色彩，具有过度依附美国的经济特性[1]，但李承晚政府（1948～1960年）强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尽量保持韩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独立性。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5·16军事政变，到1979年10月26日遇刺身亡这18年里，韩国成功地连续实施了3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经济飞速发展，被称作“汉江奇迹”。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后，开始实行经济开发计划，韩国社会正式进入了现代化时期。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开发专制”的特殊现象，即先以朴正熙，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军政府一直通过强权措施，如行使立法权等，支配政府和司法，大量取缔左派势力，限制工会运动，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正如张蕴岭所强调的，“韩国市场经济制在‘开发专制’下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模式，政府几乎成了万能的指导者”。[2]

（二）“增长第一主义”影响下的社会动员模式

政府主导型现代化的最大优势在于权力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高度介入，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地完成既定目标。其内在要求是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为国家和集体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利益。这就形成了以“增长第一主义”为价值取向的“高增长、低福利”的社会发展模式。“血汗工资制”成为韩国20世纪60年代“增长第一主义”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工薪阶层的工资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政府以“增长第一主义”为现代化的主导理念，以“祖国现代化”的名义号召和动员全体国民参与到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来。1960年，韩国还是一个农村人口占65.2%，工人占11.8%的典型的农业社会。朴正熙政府以“我们韩国人也要过上好日子”为口号，动员全体国民为了消除饥饿，参与到现代化建设中来。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斗志激昂，充满希望的时代”。[3]

在快速工业化初期，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工人的工资极低，特别是女性工人，她们遭受着车间等级制度、车间暴力和性别控制等来自资方和男权社会的多方面压迫，但是仍然有成千上万的农家女涌向城市和工厂，愿意默默忍受“高增长、低工资、低福利”的血汗工资制，以及各种性别歧视和性暴力。要分析这一现象，离不开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的现代化动员方式。

一方面，如前所述，韩国的普通民众把国家现代化建设时期看作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一认识与韩国人的特殊历史体验是分不开的。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1945年日本战败，1948年朝鲜半岛南半部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有着深刻殖民记忆的韩国民众把自身的穷困与国家主权的丧失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的眼里，民族的解放与主权的恢复，就等于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在韩国光复后，韩国民众又经历了朝鲜战争，他们急于摆脱战乱和饿肚子的日子，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和平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很容易积极响应国家的现代化号召。尽管在工业化初期，人们的生活依旧穷困，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但是他们已经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信自己的命运会和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一样慢慢有所好转。

另一方面，“增长第一主义”的理念与国家倡导的忠孝思想相结合，形成了韩国现代化初期特殊的社会动员方式。在产业化时期，国家号召大家走出家庭建设国家。这种动员力量的重要来源正是忠孝思想。国家对儒家传统进行再创造，提出了国民伦理，并颁布了国民教育宪章，使之成为人民效忠国家的支配性规范。政府自称“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并从1968年开始制定国民教育宪章，要求国民在举行仪式和活动的时候，都要背诵该宪章，在传统的儒家话语中，将国民再创造成忠于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教育宪章把国史教育、忠孝教育、自主精神、开化精神、实学精神作为“国家教育”，向每个国民进行灌输。维新政府[4]提出了诸如“国民总和”[5]等彻底的国家观念，并号召国民应该具有爱国爱族的对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心，国家政权对这些儒家话语进行了再创造，以使这些话语深入国民的日常生活。国家政权将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国家的任何观念价值都是正确的）结合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宣扬物质增长第一的“国家现代化论”。值得注意的是，“朴正熙政权并没有从真正的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而是将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支配观念断章取义地分离出来，并加以强调。而且，他把传统习俗称为‘陋习’，并加以清算。这种做法正是国家政权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有选择性的再创造。尽管民族话语带有军事色彩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指责，却获得了人民的积极支持。民族话语是历史的产物。日本殖民时代末期，人们很容易借助儒家思想发展出宣扬国家主义的教育及意识在光复后，人们对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念感到很陌生。因此，战前的一代人，极易接受儒家传统再创造出的国家主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