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社会后果

作为东亚压缩式现代化的典型样本，韩国的“公共性”建构过程具有特殊性。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外生性”与国家权力的“扩张性”产生了韩国的第一次公共性危机，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最终推动“国家公共性”逐渐转化为“社会公共性”。然而在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背景下，韩国社会出现了以“国家缺失”与“公民社会缺失”等“双重缺失”为标志的第二次公共性危机。

在本篇第一章，笔者将二战后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公共性类型大致概括为“国家公共性”和“社会公共性”。前者强调国家是体现公共性的主体，但缺乏社会自主性，易导致集权主义；后者强调社会团体为公共性主体，但在官僚主义、关系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复杂的东亚文化社会场域之中，社会公共性较易演变为“假公济私”的利益群体主宰的“异化的公共性”。

第二章阐述了此种单一主体的公共性结构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尤其是韩国自1997年采取“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后，“国家”逐渐退场，公共保障制度的力度减弱，劳动力市场逐渐灵活化，遂在社会各领域出现规模庞大的非正式职业群体，演变为即使努力工作也处于贫困的“工作贫困阶层”，大部分青年日益成为该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青年“工作贫困”现象具有边缘性、高学历化、综合贫困、隐形贫困等特点。如果社会制度和集体保护继续缺位的话，青年“工作贫困”自身的扩大化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如“个体社会”的原子化、消费社会的阶层固化、社会心理弱势化。

第三章则从“房地产”与“社会”的关系入手，勾勒出新自由主义与高房价社会背景下韩国阶层固化的画像。房地产的过度膨胀已经演变成一个“房地产投机食物链”，不同的社会阶层在食物链上的地位有着明显的差别，社会资本也依次递减，构成了六大房地产阶级。阶层分化定型化，而无房者更是完全被排斥在社会网络之外，成为最底层阶级。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强调国家在公共性建构方面的重要性，在实践意义上制定点面结合的房地产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