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社会经济转型的研究，一向是史家关注的重点。众所周知，15～16世纪的中国社会又一次经历了从以实物体制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转向货币经济形态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中外学界对于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探讨，如赋役制度的变革、财政领域内诸多项目的演变、农业经济的发展、市镇与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多层市场的整合与发展、商人群体及中间势力的崛起等。其中，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该问题牵涉内容甚广，后续影响又极为深远，故对该问题的认识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我们对明清以降五个多世纪货币格局演变的理解方式，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明代中叶以降受人瞩目的社会经济转型，以及货币演变背后独特的政治环境、制度背景、思想文化及其相互交错关系状况。然而，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很早就对此问题展开了研究，且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涌现，但学界内外对此仍有不少的认知偏差。以下三个常见且可商榷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状况。

其一，有人认为海外白银大量流入才是中国社会使用白银作为主币的主因。追溯历史我们便能知晓此说法存在严重缺陷。白银自唐晚期之后开始在中国的公私诸领域日益显现其作用。[1]在宋代，中国本土开采的白银数量为历朝之最，不仅如此，白银在田赋折纳、榷场征收、籴买粮食、军费支用、赏赐、岁币等替代铜钱方面显现重要性。[2]在金代后期，国家甚至公开铸行银币来挽救市场上日益衰微的纸钞和铜钱。[3]在元朝时期，白银不仅成为欧亚大陆重要的硬通货，而且在纸钞制度建立初期以准备金角色稳定钞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4]到了明中叶海外白银成规模流入中国前，[5]白银在赋役财政领域、货币制度领域、长途贩运、基层交易市场等场合中呈现明显的替代现象。很显然，中国社会逐渐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内因绝非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

其二，学界目前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白银进步论”及对于白银这种贵金属材质的过分强调。所谓白银进步论，即按照货币演化理论，货币演进的一般规律是实物货币-贱金属货币-贵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的发展过程。以此为据，有人强调明代贵金属白银替代宋元以来贱金属铜钱成为主币是历史的进步，表明经济活动、市场发展与整合进入了新的高度，学界很多学者倾注了不少精力来论证这个观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认识似有历史线性发展观和理论先行的嫌疑，忽略了对复杂历史真实和细节的探讨。举两例便可说明问题：一是不少学人通过研究发现，明前期白银较早成规模进入赋役领域的动因很可能是官员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非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6]二是再拉长一点历史视野，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中下叶中国许多地方存在一个明显的白银转向铜钱现象，[7]如将此理解为货币发展的倒退，岂不是生硬地拒绝了对银钱运动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解读？

与此同时，还有人强调与明以前朝代相比，明代货币白银化现象的独特性在于贵金属白银的使用和流通。这是一种典型的“货币幻觉”和“理论金属论”，经济学家熊彼特曾对此有过学理批评。他认为：“从纯逻辑上来说，货币并不存在于一种或几种商品中，也不一定依赖于一种或几种商品。它混淆了货币的历史起源和货币的性质或逻辑之间的关系。货币的性质或逻辑与其材料的商品性质毫无关系。”[8]确实，此种认识将研究经济实践中很重要的货币化问题和货币材质问题相混淆。马克思在强调货币抽象的本质时也说：“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价值形式本身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9]其实，拨开白银的外衣，明代货币白银化的实质及其所呈现的货币化、市场化现象与战国、秦汉、唐宋无异，甚至与当今世界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货币化背后的经济基础、市场结构、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等会存在相当的不同。故为了理解明代货币白银化现象有何不同，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社会经济体在何种情形下以何种条件和方式走向货币化、市场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制度与民间市场呈现何种关系，在这种场域中表现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等一系列问题，而非过多地纠结在白银材质之上。当然，笔者在此并非要否定货币材质与货币形态所反映出来的某些问题的重要性。

其三，以转向白银的货币化视角观察和解构明代社会经济的转型，并过多强调白银货币化的正面作用，以及夸大白银在明代“近代化”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和意义。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分析需要慎之又慎，因为这既不符合货币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也不一定符合历史的真实状况。熊彼特一再提醒我们，“货币分析只不过是关于经济过程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单独运用它，会使人产生严重的误解”，他认为货币分析的第一步工作是清除“货币幻觉”，即只注重货币数量和货币表面的作用，乃非科学的理性。[10]马克思也说：“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11]透过这些分析，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货币的演变是政治经济制度、货币政策以及市场发展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演变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于明代中后叶是否能够出现近代社会的转型等问题，至少就货币金融史领域而言，结论反而可能是“相背”的。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自明代中叶之后在货币制度领域所体现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与近世的欧洲甚至是日本，存在较大的不同，其触发近代化的概率也远远低于这些地区。[12]姑且不论正确与否，笔者以为，在历史细节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之前，诸如此类关乎历史大关节问题的提出需要保持相当谨慎的态度。

贵金属白银，灿烂而夺目。在人类社会早期，白银曾笼罩着神秘的光环，据说久服可轻身、遇砒霜能变色，又因它长时间充当人类社会经济的交易工具而为学者所瞩目。[13]前些年，国内外不少学者把白银与中国经济、世界经济联系起来，[14]研究中国经济史上种种令人兴奋、困惑的问题，使人们对白银问题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中国经济史和货币史的研究内容丰富、门类旁多，而小小的白银具有如此的“意义”，确属不可多得。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一番研究。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货币史中，从宋、元时期的“铜钱时代”“纸钞时代”转变为明代中期以后的“白银时代”一直是中外学者孜孜不倦且饶有兴致的课题。中国社会为何会形成用银的局面？海外白银为何大量流入中国？白银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一直困扰着学界内外的许多人。

货币史家高桥弘臣指出：“有关古代中国货币的研究，由于受史料的限制，从制度史、政策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者颇多，关于私人经济方面货币的使用状况，总体而言，不明确指出甚多。”[15]对于明代的货币白银化问题而言，也是如此。就目前对白银问题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自宋以后的白银货币化问题、宋元明货币政策及明代赋役折银化过程等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研究。但笔者以为，对于明代货币白银化课题而言，还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答。

其一，如何从更宽广的视角理解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历史基础与宏观背景？从货币体系演进的内在逻辑看，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产生与自宋之后钱、钞、银等货币的历史变位和价值基准转换息息相关。宋元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货币财政制度转型，尤其是实物劳役型财政体制日渐形成，纸钞脱离有效制度规约趋于完全名目化，铜钱经济不断低迷不振，白银日益成为价值基准等因素，似乎是明代货币白银化产生的重要前提。因此，从长时段角度如何理解元明时期货币体系的变化，便成了明代货币白银化研究的应有之义和前提条件。

其二，明代货币白银化的产生与明初货币体制的制度性缺失直接相关。为何大明宝钞会成为一种新型的纸钞类型？为何明初的禁钱政策一直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延续三个多世纪的“纸钞时代”为何消失在明前期社会，然并没有引起社会震荡？钱法屡兴难振，私钱泛滥成灾，引发货币转型，为何政府主导的纸钞与铜钱制度会在明代遭遇巨大挫折？我们需要从更宽广、更纵深的角度理解明初货币制度的实质含义。

其三，货币白银化在多层次领域究竟是如何展开的？白银先期进入国家财政领域，内在促动因素是官僚体制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制度转变衍生的内需产物，还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所致；货币白银化在财政诸领域、货币制度领域和民间交易场合展开或替代的详细过程如何；为何赋役体制对白银的依赖越来越强等，需要我们做更多的整合分析。

其四，在货币白银化的宏观趋势下，明代货币区域流通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为何明中叶中国货币版图会自发形成“行钱之地”与“不行钱之地”的条块化区分？地域社会的货币演化图景大体如何？银钱各自行用的领域和地域有何变化？再如，百濑弘、岸本美绪等曾认为，白银在很大范围内呈现一种“不均衡”流通的特点，[16]即由于长途商贸路线单一、海外银流入数量尚不丰、白银流布集中于南方等，北方与西北内地长期显现缺银的问题，事实是否如此？把握货币的实际流通状况，一直是货币史研究领域的重难点问题。

（二）选题的意义

20世纪70、80年代之交，面临内外压力的中国政府逐步放弃日益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上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使中国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与当前人们感受并深切关注的社会转型局面十分类似，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社会经济的转型与变革研究也是风起云涌。“唐宋社会变革论”“宋元转折说”“元明变革说”“宋明发展道路转折说”“明清社会转型论”等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史研究最为关切的研究课题和问题意识。当然，无论是从现实的感知还是从理论、经验的研究看，我们会无一例外发现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或转型背后，其深层的动因往往是货币及市场力量的恢复和回归。因而，从货币的视角来解读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国家与地方等问题便具有长足的意义。

恩格斯曾经说：“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17]西美尔也认为：“货币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转型和都市生活主要特征的根源负有责任。”[18]尼尔·弗格森更是不断强调：“货币一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律的传播，为人类摆脱枯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和痛苦的‘马尔萨斯陷阱’，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19]他们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货币的穿透力量及其对推动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作用。

1.转型视野下的明代货币白银化问题

学界对于明代中叶以后社会转型的理论解说向来有不少争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停滞论”遭受质疑并最终被否定。国内外学术界开始重新认识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转型问题，因此各种论说被重新提出，如“资本主义萌芽”“市场经济复兴”“早期工业化”“近代早期”，并形成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20]此后学界对这些论说加以检视，或否认或赞同。世纪之交，随着海外中国史研究对中国学界的冲击以及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深入，中国学界在学术视野、问题意识以及学术体系构建等方面显现新动向。例如，陈支平、万明、赵轶峰等学者近来都倡导以多元而整体的视角来看待明代的转型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甚至提出“帝制农商社会”的理论体系。[21]当然，也有学者重拾“资本主义萌芽说”来研究明代的社会转型，如张显清、唐文基等人对晚明社会转型与商业革命的研究。[22]可见，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经济转型虽广为人所共识，但各家因运用的理论旨向不同，学术论点还存在差异。不过，大家对明中后叶货币化经济与财政的形成及其对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表现出共同的肯定，因此有些概念被提了出来，如“白银货币化”“贡赋体制银”“白银财政”“白银世纪”等。

在这之中，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值得提出，那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经济逐步分立的景象被呈现出来，而这种分立的影响和结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目前的研究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这点。相较于宋代国家通过相对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经济手段积极管理并干预民间市场和经济资源来获取大量财政税收，[23]明清时代国家在经历了明前期对于社会高强度、紧缩性、低水平的直接控制之后，反而在交易市场与民间经济领域中日渐退缩、放任。[24]从长时段角度研究中国货币与市场关系的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认为，自宋以来政府在与市场博弈的过程中，最终是政府向桀骜不驯的市场屈服，市场经济主要由以商人群体为代表的民间势力所主导。[25]刘光临从其广泛搜集的关于人口、土地、物价、工资水平、货币供应量、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等数据，全面比较了宋、明、清王朝不同的发展路径和经济运行特点，系统地提出宋明转折说，认为16世纪是中国由“专制国家”逐步转变为“重农国家”的时期，两种发展类型俱是宋代“财政国家”的反动，所谓“重农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国家对于商业经济领域的放任。[26]阿谢德（S.A.M.Adshead）更是直接指出，中国历宋、元、明初之后，货币制度由纸币转向白银，标志着国家主义的衰退，这在世界和中国货币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27]所以说，最为体现这种国家-民间经济社会二元分化的问题莫过于货币白银化的问题。

从政府主导的“铜钱时代”“纸钞时代”转向民间主导的“白银时代”，无疑是宋元明转折的一个重要体现。称量银历宋、金、元逐步取得货币主要职能，在货币体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并在明代中晚期占据市场成为主要货币，形成货币白银化的明显趋势。从一开始，货币白银化似乎就在两条轨迹上逐步推进：一是国家财政领域内政府对于白银的逐步吸纳，并形成广泛的赋役白银化进程；二是货币领域内白银逐步排挤铜钱、纸钞、其他实物货币等逐步成为主要通货的过程。两者相互交错。然而，无论是货币领域中的白银化趋势所体现的市场力量崛起，还是赋役财政领域内的折银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间商业经济从明初国家强有力的经济统制中逐步剥离、发展、壮大的情形，国家和民间社会在白银资本的孕育发展中呈现分立和分层。[28]而正是在这分立与分层的局面中，学术界对于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呈现对其张力过分重视、对其限度较为忽视的局面。

2.货币白银化的张力与限度

市场经济首先源自货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货币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市场上货币数量的充分供给和有效货币需求的形成。据刘光临不乏争议的研究显示，从洪武元年（1368）到隆庆六年（1572）的205年里，明朝铸币机构（京师的宝源局及各地的宝泉局）一共铸造了400万～600万贯铜钱，市场上主要依赖8倍于此的唐宋钱（绝大部分是宋钱），唐宋钱的规模大体在3200万～4800万贯。因此，16世纪规范铜钱的流通总量大体在3600万～5400万贯。[29]而按照高聪明的估计，北宋自开宝五年（976）至宣和七年（1125）将近150年的时间里铸造了大约2.6204亿贯铜钱。[30]前者相当于后者的12%～21%。对于明前中期的白银存量而言，各家估计数额不一。刘光临估计1580年以前明大约拥有5000万两的白银存量，整体的货币规模（含银、钱）约为1亿两。到万历末时，国内的货币需求（含财政、长途贸易、基层市场三个层次的需求）大体在1.25亿～1.8亿两的水准。[31]当然，由于明代前中期民间私钱猖獗，加之实物货币绢、布、谷物作为货币供应的有效补充，因此准确估算明代前期的货币存量十分困难。但明前期实物经济盛行、市场存在严重的割裂和零碎特征已为学人所指出，况且对于实物经济体制而言，货币量的多少本身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据后文梳理的估算统计，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量在3亿两左右，晚明的货币存量因而得到显著的增加（3倍上下）。从货币供给的角度可以看出货币白银化的张力。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市场的显著恢复，加之海外贸易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商业经济呈现勃兴繁荣的局面。学界对诸如长途贸易、区域贸易、海外贸易、商业市镇、商人阶层、民间交易、农业商品化、信贷扩张、赋役折银变化等方面进行的大量实证研究俱表明了这一点。归结起来，无论是民间市场，还是国家贡赋体制，对白银均存在巨大的需求扩张。从货币需求的角度可以看出货币白银化的张力。

不过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许多学者往往强调将货币白银化的张力构筑在市场的水平发展（诸如农业商品化、手工业发展、城镇的兴起等），以及国家赋役折银和白银财政体制建立两个层面上，并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论证中国的近代化转型问题。[32]但是，很少有学者以地域的视角来考察市场的垂直联系及赋役折银背后的诸多问题，诸如许多地区赋役折银的程度、规模及动因，以及这些地区相关的货币流通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界对于货币白银化的限度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尽管有学人注意到了赋役折银的诸多负面问题（如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混乱，伪银、白银的成色及损耗造成的官吏侵夺、盘剥等现象），并将其归为货币制度的缺陷和货币铸造权丧失的结果。[33]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这些讨论还远远没有结束。白银流通及其在空间、地域上分布的不均衡性等流通特点远远没有得到很好的揭示，这些特点又由于国家赋役制度变迁、边境战事、王室宗禄、官吏剥夺等被进一步拉大，并对地域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不仅如此，作为称量形态流通的白银，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赋役财政领域、交易市场场合），还是在地域社会中呈现复杂而又多样的流通方式，其流通成本高昂、实物特征明显、价值尺度功能失衡等特点俱在流通中得到显现。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白银化过程中所表现的国家货币制度内在缺失问题有着长久的影响。这种纵横交错的历史复杂性本身就体现了前近代社会的诸种特征。

3.从地域到整体的视角

近年来，学界对于明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显得颇为重视，因资料限制及学术中心点地理分布差异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浙江、福建）、华南地区（以岭南为中心）、北京地区、明代边镇。而对于诸如华北、西北、中南内地的研究显然薄弱得多。就明代的货币史研究而言，此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受制于资料，对于明代华北地区货币史的考察和研究显得十分缺乏，[34]作为京畿重地和主要的行钱地方，华北地区在货币经济中一直呈现较强的独特性，甚至在折价出台、折银程度、物价水平等方面也存在区域特征，故对于该区的货币流通特点有待于进一步探明。

正如黄阿明所言，我们要认清货币白银化及海外白银内流的真正意义，就必须把货币白银化这一事件放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除了需要认真对白银和其他货币之间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外，还需要了解当时社会环境下白银的实际流通状况，并注意其与国家制度变迁、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复杂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货币白银化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评价。[35]笔者以为，除了该建议之外，我们需要从货币史的逻辑框架出发，重视对区域货币史和社会经济变迁进行综合研究，只有充分认识了地方—区域—整体的情况，并以此视角来解读转型时期的地方与国家，方能更好地了解货币白银化的含义，当然这对于资料零散的地域研究而言是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