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运河、印刷机和瘟疫

水上交通打造的商业繁荣

如果考虑到水覆盖了地球表面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那么或许这个星球应该被称为“水球”而不是“地球”。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水上航行，乘坐以帆、桨或二者为动力的船只。水路运输货物比陆路运输货物更为便宜，这使得河流和海洋对商业更为重要。

中国隋朝（公元581年至公元618年）的统治者修建了大运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或者人工河流。它连接黄河和长江，全长约为1600多公里。修建运河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让朝廷能够征收谷物税。[1]但运河本身也有助于刺激各地之间的贸易，促进经济往来，使唐朝（公元618年至公元907年）时期的中国蓬勃发展。

19世纪，大运河的逐渐废弃造成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足见其重要性。[2]虽然大运河不如长城有名，但它具有更重要的经济意义。大运河的修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航运业的发展，提高了政治稳定性。到公元1000年，宋朝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英格兰人，按照今天的货币来计算，当时中国的人均日收入为3.36美元，而英国的人均日收入则为3.15美元。[3]

在世界各地，水上交通的重要性意味着最成功的城市都在沿海，一座城市最好拥有深水港，从而使进入的船只能躲避风暴。里斯本、亚历山大和雅典都属于在海运黄金时代繁荣起来的城市。很多港口城市发展为金融中心。在热那亚，货币兑换商储存商人的硬币，通过在账户之间转移货币来清偿债务，并提供贷款以资助新的航行。[4]

在威尼斯，一种名为有限责任合伙关系（colleganza）的新型风险分担形式允许较贫穷的商人通过让利给投资者来为海上航行提供资金。[5]该制度为商人创建了一个向更高层社会阶层流动的途径，到14世纪早期，威尼斯已成为世界银行中心。然而，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威尼斯已建立的显赫家族限制了平民对该风险分担形式的通路，巩固了它们在经济等级制度顶端的地位。内部任人唯亲取代了平等主义。威尼斯失去了作为全球商业领导者的地位，并遭受了一系列的军事溃败。内部裙带关系取代了创新和平等主义，威尼斯也因此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布鲁日位于兹温河口，是另一座靠航运贸易而辉煌的城市。1301年，这座城市如此富裕，以至于法国王后访问时评论道：“我以为只有我才是王后，但我发现这里有600个竞争对手。”[6]两个世纪之后，当兹温河口淤积时，布鲁日经济随之衰退。该地区商业中心向西移动80公里后到达安特卫普港，船只很容易在此处靠岸。最后，人们风趣地将布鲁日命名为“死寂之城布鲁日”。

社会流动性

在中国的古代封建制度、印度的传统种姓制度和欧洲的中世纪封建制度下，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出生起就已经确定了。孩子的社会地位通常取决于父母的社会地位，代际流动性是十分有限的。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僵化的阶级制度感到震惊。很多人都关注社会流动性，即任何人都可以“成功”。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孩子的成就与父母的成就之间的关联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社会流动性最高，而拉丁美洲的社会流动性最低。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不平等（贫富差距）与社会流动性（父母和子女的收入关系）密切相关。可以用梯子做类比来理解这一观点，我们将不平等表示为梯子横档之间的距离，而将流动性表示为某人向上爬或向下爬的机会。当横档之间的距离更大时，攀爬的机会就更少，这被称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由于拉丁美洲比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不平等，因此其社会流动性也更低。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单一世代的社会流动性。但是另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跨越多个世代，以检验王朝的持久性。为了了解社会流动性的长期模式，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使用罕见的姓氏来测试社会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以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为例，这位日记作者曾任英国海军部秘书。在过去的5个世纪中，有佩皮斯姓氏的人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比例至少是普通姓氏人口的20倍。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财产价值的地方，佩皮斯家族留下的财富至少是英国其他家族平均水平的5倍。只有在社会流动性极低的情况下，我们才期望一个姓氏能以这种方式在精英阶层中持续存在。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

在其他国家，罕见的精英姓氏也依然存在。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税务机关公布了收入最高者的姓名。一个世纪后，拥有这些姓氏的人成为医生或律师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到四倍。例如，在美国，拥有高地位姓氏“卡茨”（Katz）的居民成为医生或律师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6倍。

在日本，武士的姓氏可以追溯到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前。在现代，他们在医生、律师和学者中的比例至少超出平均水平的4倍。

在智利，19世纪50年代在地主中的精英姓氏，在当今高收入职业中的比例仍然偏高。在瑞典，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一组“贵族姓氏”，在当今时代，这些“贵族姓氏”中医生的人数是预期的2倍，律师的人数是预期的5倍。社会地位具有显著的持久性，甚至可以跨越10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