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影响技术进步：改变经济生活的社会制度
为什么农业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没有在节省劳动力的设备上花费更多的心思呢？经济学原理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当劳动力成本较低时，在提升工人效率的技术上投资的动力就会减弱。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欧洲餐馆在电子点餐系统上的投资比美国餐馆早了几十年。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欧洲雇用服务员的成本更高，所以公司要让员工的工作效率发挥到极致。
同样，当古埃及和古罗马的革新者在考虑最紧迫的技术问题时，在他们所处的社会中，大部分工作都是由奴隶承担的。因为有许多人可以被奴役，统治阶级对提高奴隶的产出效率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所以说古代的奴隶制不仅不道德，还挫伤了人们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
类似的情形在古代中国也曾出现过，当时充足的劳动力抑制了创新研发的动力。在丝绸制造、青铜和铁制品的生产以及纸张的使用方面，中国人远远领先于欧洲人。然而，这些发明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改变经济。在古代中国，贵族是精英统治阶级的主体，鄙视商人和商业是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大部分的发明创造主要集中在了武器和艺术品上，而不是在实用工具上。[28]经济上的成功不仅依赖发明创造，要想改变生活还要有好的社会制度。
货币是古代社会中出现的一项发明。货币有三种属性：第一，它是记账单位，货币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来表达不同物品的价值，与其说两头牛值一把斧头，不如说它们都值一枚银币；第二，货币是一种价值储存手段，它能让财富以一种不会腐烂或消亡的形式长期存在；第三，货币是一种交换媒介，简化了人们之间的交易，比如有人可能想买两头牛，但他没有斧头，这时就可以用货币来完成交换。
货币出现的形式各种各样。在古希腊，硬币产生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前600年，后来被称为“德拉克马”（drachma），意思是“一把”。[29]在古代奥运会上，冠军获得橄榄花环的同时，还可以赢得高达1000德拉克马的奖金。[30]古罗马人使用货币的时间相对较晚，但公元前269年他们在朱诺·莫内塔神庙附近开始铸造银币时，一些银币被刻上了“莫内塔”（Moneta）这个词，这个词后来演化成了人们所说的“钱”（money）。
硬币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支付方式。旅行时人们可以把硬币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硬币也是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人们是通过硬币上的头像，才第一次知道现在的皇帝是谁。
但是硬币并不是货币的唯一形式。在密克罗尼西亚的雅浦岛上，石雕被用作货币，其中最大的一块直径达到了3.6米。当它的所有权发生变更时，人们并没有去移动它，相反，雅浦人仍然把它留在了原地，但社区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它有了新的主人。这种巨大石雕式货币使商业活动很不方便。但是无独有偶，在现代社会，中央银行有时会在金库中存放黄金。当黄金被出售时，通常只会变更一下电子分类账，而实物黄金还是会被放在原处。雅浦人如果知道应该会很欣慰吧。
由石灰石雕刻而成的雅浦石币
无论是石雕还是钱币，那个时代的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具有内在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商人会互相发行本票，但货币始终是由珍贵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情况在公元1000年左右发生了改变，那时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国家——本来毫无意义的纸张却代表着一种价值承诺。
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地区间贸易量的增加。正如我们在印度河流域文明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社会内部的专业化促进了衣服、工具等新产品的生产。这反过来又推动了不同社会之间的专业化，而这正是贸易的基础。当一个社会相对来讲更擅长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时，它就有可能从贸易中获益。
为什么我写的是相对来讲更擅长，而不是更擅长呢？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回到劳动力专业化的问题上来。假设村里最好的制陶师也是最好的面包师。让我们想象一下，她在制陶方面比别人好十倍，可在烘焙方面只比别人好两倍。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她能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制作陶器上，然后从别人那里购买面包，那么整个村庄的产出将是最大的。
上面讲的制陶师的例子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城市和地区。想象一下，古代中国生产丝绸和黄金的成本都要比古罗马低，但中国人生产丝绸的效率是古罗马人的十倍，而开采黄金的效率仅是古罗马人的两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口丝绸和进口黄金可能是更理性的选择。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依赖的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即使一个国家所有产品的生产效率都比邻国高，它依然能够想办法从贸易中获益。
然而，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也不会进口像砾石这样重量大、价值低的产品，这是有原因的。当运输成本相对高于所运输产品的价值时，开展贸易就不划算了。即使是发明了车轮，大部分道路的路况仍然是很差的。相对来说，用皮带把货物直接绑在马和骆驼的背上比用马车运送货物要容易得多，因此大多数陆地贸易仅限于葡萄酒、橄榄油、宝石、贵重金属和稀有香料等商品。大约在公元300年，一车小麦如果被运到了500公里以外的地方，价格就会翻倍。[31]
[1] Carina Schlebusch，Helena Malmström，Torsten Günther，Per Sjödin，et al.，2017，“Southern African ancient genomes estimate modern human divergence to 350，000 to 260，000 years ago”，Science 358（6363）：652-5.
[2] Nicholas R. Longrich，2020，“When did we become fully human？ What fossils and DNA tell u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telligence”，The Conversation，9 September.
[3] David Baker，2022，The Shortest History of the World，Black Inc.，Melbourne，p. 110.
[4] 犯罪现场调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简称CSI。—译者注
[5] Caleb E. Finch，2010，“Evolution of the human lifespan and diseases of aging：Roles of infection，inflammation，and nutri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no. suppl 1：1718-24.
[6] Seven Pinker，2011，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New York：Viking. Another paper puts the figure at 2 per cent，which is still considerably higher than in modern times：Mark Pagel，2016，“Lethal violence deep in the human lineage”，Nature 538（7624）：180-1.
[7] 印度河文明的重要城市遗址，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北部。——译者注
[8] Paul Salopek，2018，“Cities of Silence”，National Geographic，31 Augus.
[9] 出处同前。
[10] Hetalben Sindhav，2016，“The Indus Valley Civilisation （Harappan Civilis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Impact 1（2）：69-75.
[11] Philip Coggan，2020，More：A History of the World Economy from the Iron Age to the Information Age，Hachette，New York，p. 26.
[12] Jeremy Cherfas，1989，“Nuts to the desert”，New Scientist，19 August，pp. 44-7.
[13] 黎凡特源于拉丁语Levant（升起），指日出之地，是一个不精确的历史上的地理名称。—译者注
[14] 又称冰川期，指地球在某些年代里陆地和海洋都被冰层覆盖的时期。——译者注
[15] 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肥沃的土地。——译者注
[16] Melinda A. Zeder，2011，“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the Near East”，Current Anthropology 52 （S4）：S221-S235.
[17] Shuanglei Wu，Yongping Wei，Brian Head，Yan Zhao and Scott Hann，2019，“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and water technology from 8000 BC to 1911 AD”，Palgrave Communications 5（1）：1-16.
[18] Tim Harford，2017，“How the plough made the modern economy possible”，BBC World Service，50 Things That Made the Modern Economy，27 November.
[19] James Burke，1978，Connections，Macmillan，London，p. 12.
[20] Alberto Alesina，Paola Giuliano and Nathan Nunn，2013，“On the origins of gender roles：Women and the ploug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8（2）：469-530.
[21] François Pieter Retief and Louise Cilliers，2006，“Causes of death among the Caesars （27 BC-AD 476）”Acta Theologica 26（2）：89-106.
[22] 平均身高从男性的1.78米和女性的1.68米分别下降到1.65米和1.55米。Michael Hermanussen and Fritz Poustka，2003，“Stature of early Europeans”，Hormones （Athens） 2（3）：175-8.
[23] 农业革命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间的差异，是贾里德·戴蒙德错误地将其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的原因：Jared Diamond，1999，“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Discover Magazine，1 May。例如，如果没有农业革命，世界不太可能从戴蒙德的精彩著作中受益。
[24] 古希腊对两河流域的称谓。——译者注
[25] 吉萨金字塔是一个群体的总称，而不是一座单独的金字塔。——译者注
[26] 也称为勾股定理。——译者注
[27] 在公元6世纪至10世纪的欧洲，水磨被广泛采用。征服者威廉在1086年对英格兰进行《末日审判书》调查时，他发现每个英国村庄平均有两个水磨。Rondo Cameron，1989，A Concis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From Paleolithic Times to the Pres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Oxford，p. 71.
[28] Cameron，1989，p. 83.
[29] Donald Kagan，1982，“The dates of the earliest coins”，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86（3）：343-60.
[30] Neil Faulkner，2012，A Visitor's Guide to the Ancient Olympics，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T，p. 126.
[31] 这一估计是基于公元284年至公元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颁布的法令。见于 Coggan，2020，p.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