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我的会计学思想

一、我的会计学是怎样诞生的

•我的经营原点和会计

在有关朋友热心支持下成立京瓷时，我只是一个27岁的工程师，没有经营企业的经验。但是，在这之前就职的公司里，我负责过从新产品开发到商品化的所有环节的工作。当时我想，开发新产品，将它投入生产，再在市场上销售，这三件事我或许都能够胜任。

但是关于“会计”我却一无所知。第一次看资产负债表，右手边的“资本金”是钱，左手边的“现金、存款”也是钱。于是我想“把钱分在两手上，左右两边就都有了”，就这么无知。创业之初，无论对于会计还是对于经营我一点都不懂。

当时，我所能做的，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但是既然我当了经营者，公司的各种事情，部下都要来请示我，等待我的判断。同时京瓷是一个刚刚诞生的弱小企业，一旦判断失误，公司可能立即倾覆。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判断的基准？究竟应该怎样来经营企业？我烦恼不安，夜不能寐。我想，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如果做了不合道理的事，做了违反道德的事，那么，经营一定不会顺畅。既然如此，加上我又缺乏经营的知识，那么一切事情都对照原理原则进行判断吧。对于面临的每一个问题，“对，必须这样做才对！”我决心用自己内心认可的正确方法开拓前进的道路。我决心恪守原理原则，就是说，在世人公认的、正确做人的基础之上展开经营。

现在回头来看，当初未曾接触经营常识反倒是幸事。有关经营的一切事项，我都要从头开始理解，在自己内心认可以后才做出判断。这样，我就能时常思考企业经营的本质，思考所谓正确的经营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会计”也完全一样。因为我总是不断思考会计的本质，所以当实际结算的数字与我的预计不一致时，我马上要求财务人员做出详细的说明。我要知道的，不是会计和税务教科书上的那种说教，而是会计的本质，以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原理。但是，财务人员却往往不能给我满意的解答。他们说“会计就是这样规定的”，我却问“那是为什么？”我不断追问，直到我能理解、接受为止。

•与财务部长争论交锋中产生了我的会计学

京瓷创建后第八年，进入公司的斋藤财务部长，对于我的会计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他已经50岁，曾在二战前就成立的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担任财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我当时只有35岁左右，是技术出身的经营者。

当时京瓷的规模还不大，在他进公司的前一年，即1967年3月期结算的年销售额是6.43亿日元，税后利润是1.02亿日元。

刚进公司时，他和我之间总是意见对立，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他看来，我是财务方面的外行。尽管我是社长，但他对自己相信的事情不肯轻易让步。

但是，不管多么小的事情，只要我有疑问，就毫不客气地向他提出：“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票据？”“从经营的立场上应该这么做才对，为什么在财务上却不这样处理？”刨根问底，反复追问“为什么？”他勉强答道“反正会计就是这样的”。我却不罢手：“这种回答没有说服力。不能回答经营者想知道的事情，这样的会计没有价值。”直到他的解答能说服我接受为止。

最初他对我这样提问一定感到惊奇、不可思议。作为财务专家他很自负，对他而言，我或许是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想象的难题怪问，他内心一定认为我这个外行是无理取闹，难为他。但过了几年，他的态度突然转变，开始很认真也很诚恳地听取我的意见。“正确的经营应该是怎样的”，我从这一角度谈及有关会计的观点，他深刻理解、真心接受了。他主动汲取过去从未接触过的观念。后来我问他转变的原因，他说他意识到“社长所提的问题都直逼会计的本质”。

为了把自己领会的要点传授给其他会计人员，他举办了多次学习会。后来他还总结出一本《京瓷会计规程》，这一规程京瓷一直沿用至今。在规程开头，他把在和我争论中学到的会计本质称为“从京瓷哲学中诞生的会计思想”。

此后，他以京瓷财务部长的身份参与了公司股票上市，参与了在美国发行股票（ADR），见证了京瓷的高速增长。在这过程中，他是我的好帮手，他把京瓷的会计系统改进得更为精致。

京瓷快速成长，到1998年3月年总销售额已超过7000亿日元，并正在以总销售额10000亿日元为目标发展事业。同时，1985年创立的第二电电总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0亿日元。

在这过程中，我遭遇到各种财务和税务上的问题，我都依据自己的经营哲学，从正面解决。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我都深入思考，直到能说服自己为止。会计、财务本来应该是怎样的，会计管理应该是怎样的，我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这样形成的会计学，和京瓷独创的“阿米巴”经营管理模式一起，渗透到企业内部，成为京瓷快速成长的原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