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交文坛前辈

季羡林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当时许多作家的作品他都读过，不少著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与李长之、吴组缃、林庚等同学谈论、评论的话题。在清华大学，他结识了几位文坛名宿。笔者以为，季羡林登上文坛，固然由于自己的天分和勤奋，但也离不开文学前辈的提携。因此，季羡林是幸运的。

季羡林结交了哪些文坛名宿呢？

首先是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原籍福建长乐，时任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兼课。季羡林很喜欢旁听郑先生的课，还记得，他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课堂上挤满了听课的学生，由于他学识渊博，掌握大量的资料，口才又好，讲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那时候，教授一般都有“教授架子”，高不可攀，社会上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学生同教授交往，简直难以置信。可是同郑先生一接触，季羡林就发现他和别的教授截然不同，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儿架子，也没有论资排辈的习惯。他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直说，既不装腔作势，也不故弄玄虚。他从来不教训别人，态度总是亲切和蔼。总之，从郑先生那里，季羡林和同学们就想到了一个有名的人物，《水浒传》中的及时雨宋公明。那时候郑先生除在燕大、清华讲课之外，还兼着城里几所大学的课，他或坐人力车，或乘校车，或骑毛驴，夹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风尘仆仆地来往于各大学之间，急匆匆走路的样子好像一只大骆驼。季羡林既景仰郑振铎学识渊博，又敬佩他为人亲切平易，所以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总是去旁听他的课，还曾经约上几位好友到郑先生家中拜访。郑先生住在燕园东门里的平房，外边有走廊，室内有地板，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用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摆着难得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在全国首屈一指。郑先生爱书如命，他认识许多书商，买书从不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付款，实在没钱就用别的书籍对换。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图书，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等。有时候他就用这些书还书债。

那时候郑振铎同巴金、靳以一起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季羡林等文学青年也应邀担任编委或者特别撰稿人，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些文化名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在杂志封面上，他们确实有受宠若惊之感，心里怎么能不既感激又兴奋呢！尤其是《文学季刊》1934年4月第2期上，登出了季羡林的散文《兔子》。季羡林深受感动，认为郑先生对青年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可说并世无第二人。季羡林大学毕业之后回到济南教书，郑先生去上海主编《文学》，他们通过信。季羡林寄了散文《红》给郑先生，郑先生立即予以刊登。郑先生还准备给季羡林出一本散文集，后来因为他赴欧洲留学，文集没有出成。

吴宓（1894—1978）对季羡林的帮助也很大。吴先生是陈寅恪在哈佛的同学，回国后陈寅恪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之一，吴先生是国学研究院主任。他学问好，为人耿直，虽然貌似古板，却不是一个不好接近的人。那时候，吴先生追求清华校花毛彦文，尽人皆知，季羡林和同学们常拿他恋爱的“绯闻”开玩笑。季羡林在清华读高年级时，经常和其他文学青年被吴先生邀请做客他的“藤影荷声之馆”，季羡林还协助他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经常在上面发表一些关于文艺动态的文章，能领到几元稿费，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不无小补。吴先生堪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代表人物之一，讲授“东西诗之比较”课，季羡林受其比较文学理论的启发，写过一篇论文，把陶渊明同一位英国浪漫诗人加以比较，这是他向比较文学研究迈出的第一步。

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北京人。季羡林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读他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都读过。后来老舍先生每有新作发表，季羡林都要先睹为快。1933年他的小说《离婚》发表，季羡林在第一时间写出书评，以“窘羊”的笔名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季羡林觉得，老舍先生和别的作家不同，他的作品语言生动幽默，是地道的北京话，偶尔夹杂一点儿山东俗语。总之，老舍先生称得上是季羡林毕生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和老舍先生相识，是老同学李长之介绍的。那年暑假，季羡林回到济南，老舍先生正在齐鲁大学教书。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请老舍先生吃饭，让季羡林作陪。季羡林喜出望外，但又不知老舍先生是否有“教授架子”，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见面后季羡林发现，老舍先生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一点儿架子都没有，同他一见如故。老舍先生人如其文，谈吐自然，和蔼可亲，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季羡林觉得，跟老舍先生交谈就像听音乐一样，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这位出生于湘西、靠自学成才的苗族作家，把神秘的故乡介绍给了广大读者，其作品深受读者的喜爱。沈先生是季羡林学生时代最喜欢和崇拜的一位作家，他认为在所有并世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就是沈从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读上几行，立刻就能辨认出来，绝不会搞错。尤其，季羡林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中，深切地感受到他所欣赏、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境界。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盛大婚宴，胡适先生证婚，出席者名流云集，群星璀璨，季羡林居然也收到请柬。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的身影，出现在一群大人物中，说明此时的季羡林已被这个圈子接纳。丁玲的短篇小说集《夜会》出版以后，季羡林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1934年初的《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后来他听说，早在1928年就曾与丁玲共事、过从甚密的沈从文先生对此文有些意见，于是立刻给沈先生写了封信进行解释，很快便收到沈从文的回信，对他的诚恳表示钦佩，还劝他文艺批评要从大处着眼。谁知这样一来，一位大作家和一个文学青年竟成了朋友，并结下了终生友谊。

巴金（1904—2005）也是季羡林结识的一位名声显赫的大作家。1932年9月23日，季羡林的老师杨丙辰请巴金先生吃饭，季羡林应邀作陪，这是他同巴金先生第一次见面。巴金先生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不多言语，给他留下一个老实巴交的印象，直感到相见恨晚，巴金先生的《家》《春》《秋》这些名著，季羡林都读过不止一遍，1933年8月他还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家》的书评。季羡林自从读了巴金先生的《灭亡》就对他很留心，虽然1934年3月下旬《文学季刊》再版时，巴金撤掉季羡林的一篇稿子，曾引发一时的不快，可季羡林一直认为他是自己老师辈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先生是全国作协主席，季羡林是顾问，交往中季羡林认为巴金先生真正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与官场上的人物不同。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逝世后，季羡林在《悼巴老》一文中说：“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那就是95岁的季羡林。”

季羡林确实是幸运的，他和那么多的文坛巨匠相识，而且成为数十年的好朋友。他们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在政治上互相勉励，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在学术上互相切磋，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展现出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