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城市边缘“海洋之子”的传奇

19世纪中期，考古挖掘者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发现了贝冢，并对它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从那以后，我们才开始在人类渔业史研究方面取得进展。那些考古挖掘者早于自己的同行100多年就意识到鱼类和软体动物对古代社会的重要性。一个半世纪后，精细的考古挖掘技术和高科技让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食物在过去是多么的重要。在国家文明和城市发展起来之前，自给性捕捞和软体动物采集往往是季节性的。每当尼罗河的鲇鱼被困在河水消退的浅滩中，或者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鲑鱼在春天的河流中产卵时，人们便开始进行密集捕捞，而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天或几周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捕鱼是维持人类生存的一种机会性活动。秘鲁北部沿海的原始狩猎采集社会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内陆活动，只有在特定时间才到海上捕捞鳀鱼。欧洲北部一些居民有采集贝类的习惯，但他们也只是在其他食物短缺的季节才吃贝类海鲜。

这种机会性捕捞活动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长。有时候，人们也大量捕捞鱼类和采集软体动物，但这只是为了获取食物而采取的部分策略。除此之外，人们还要捕猎动物、采集可食用植物，而这些活动更加复杂。

城市文明的发展使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像法老或柬埔寨国王这样的统治者也许认为自己是神一般的领袖，可他们必须养活大量在他们宫殿和公共部门劳作的民众。和谷物一样，鱼是建金字塔的工人或水库建造者的口粮，只不过他们吃的是腌制过的鱼。早在那时，咸鱼已经成为一种不具名的标准化商品。

1 000年后，当北欧海员开始探索北大西洋时，他们携带的也是咸鱼。对远洋水手来说，尼罗河的鲇鱼和大西洋的鳕鱼跟牛肉干没什么两样。每逢春季，罗马渔民便开始大规模捕杀成百上千条大型金枪鱼。几乎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捕鱼都是商业活动。虽然鱼类考古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潜力巨大。如今，借助相对成熟的鱼骨分析技术，我们可以识别来自挪威北部罗弗敦岛（Lofoten Island）那些被切掉鱼头后晒干出口的鳕鱼，甚至根据骨头计算出它们的平均重量。考古人员曾发掘出英国中世纪市场出售的鳕鱼，在对其脱氧核糖核酸（DNA）进行研究后，研究人员发现了当时国际鱼类贸易的演变趋势。

借助新科技，渔业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正在为我们重现一段迄今为止鲜为人知的历史，而这段历史的主角是在城市和强大文明的角落里默默劳作的渔夫以及他们捕捞到的各种鱼类。新科技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思考金字塔和法老的关系、吴哥窟（Angkor Wat）的粮食过剩问题，以及鳀鱼和鱼粉饲料对秘鲁沿海莫希（Moche）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许渔业没有创造出文明，但它帮助文明延续了下来。

我认为，人类的捕捞活动已有将近200万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我还认为，最早的捕捞活动不过是机会主义行为而已。远古非洲人从浅水湖或河塘抓到一条鲇鱼，并且不让它滑走或咬到自己的手，这便是机会性捕捞活动。这种捕鱼方式就像狩猎和采集可食用植物一样平常。机会主义是人的本性，它能够让人类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使之转化为对人类有利的形势。准确地说，人类最早的捕捞方式就是寻找机会和抓住机会的过程。无论后来人们引入多少机械化手段，机会主义的成分从未完全脱离过捕捞活动。

机会主义并非捕捞活动独有，人类的祖先其实每天都在从事机会主义的觅食活动，比如捡食狮子捕杀的猎物，或者从蜂巢里采集蜂蜜。从洪水消退的池塘中抓产卵鲇鱼的做法与其说是靠技巧，倒不如说是靠时机（我就曾在非洲的泥潭中抓到过几条鲇鱼）。同样道理，人们也是趁着海水退潮的时机到熟悉地点采集贝壳的。数十万年来，捕鱼都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狩猎方式，它和偷偷跟踪羚羊一样需要本能。直到大约1.5万年前，海平面开始迅速淹没大陆架，渔业捕捞才逐渐进入全盛时期。

上一个冰期末期，地球上大约有1 000万人口不得不适应那个发生巨变的世界。绝大多数人变成专家所谓的广谱猎手或觅食者，靠捕猎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和采集植物为生。不断上升的海洋使河床坡度变平，水流变得更加缓慢。淤泥由此沉积，形成沼泽、三角洲和河口，大量鸟类、鱼类、可食用植物和贝类在那里生长繁殖。人类也被这些丰富的食物来源和多样化的景色所吸引。跟以前相比，渔业成为更宽泛的狩猎经济的一部分。人类最初采用的是一种主要依赖细微观察力的机会主义食物采集方式。冰期过后，这种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也需要更加高超的技能。在海岸、湖泊、河流等更富饶的环境中，人们开始设计出更复杂、更专业的工具来攫取各种不同的食物。正是在这气候迅速变化的1 000年里，捕鱼成为人们广泛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狩猎、采集和捕鱼这三种古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均兴起于机会主义。

这些获取食物的方式还依赖于人类的另一种基本生存策略—移动。各种各样的食物不均匀地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地域上，它们或是有蹄动物，或是生长在树上和灌木上的植物，又或者是生长在水中的生物。为了获取营养，古人必须上山下海，追踪产卵期洄游的鱼群和迁徙的动物，到海床或河床上采集贝类，或者爬树采摘成熟的橡果。这些觅食活动需要频繁的迁徙以及无数代人口头传下来的经验。那时候的世界地广人稀，人口流动率极低，每个人一生中平均只遇到30~50个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会与左邻右舍互动，相互交换物品。

我们对岩石中的微量元素进行研究后发现，古人曾用一些能够制造工具、有着细密纹理的石器或类似矛头之类的人造物品与别人交换，还有些先民用从当地橡树上采摘下来的一篮篮橡果、剥下的鹿皮或奇特的贝壳进行易货贸易。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当面交换的，令人惊讶的是有时候人们竟然会前往很远的地方交易。

作为精神寄托的亲属关系也远远超出了当地部族范围，人们往往能与远在他方的其他人建立联系。利用这些关系，人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婚姻伴侣，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候甚至能获取远方的食物信息。如今，考古学家对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和加拿大极圈区等地的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部族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这些部落的成员数量是不断波动的，迁徙是游猎采集部族发展的天然动力，比如部族成员的女儿会嫁到部族以外的地方；部族内部发生争斗，失败者可能离开部族；某个年轻人和他的妻子会离开族群，去探索附近的山谷，并组建属于自己的部族。人们还要不断寻找新的猎场或渔场，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短暂的一生中游历很多地方。

想想看，人类从阿拉斯加向南迁移的速度有多么快。他们从阿拉斯加的最初定居点向南出发，大概只花了2 000年时间就跨越了1.6万千米的距离，到达南美洲的最南端。那里渔业资源丰富，只要有适合捕鱼的渔场，就会出现大量渔民。在秘鲁北部沿海，浅水捕捞活动早在公元前92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对于这里和其他地方来说，人员的流动性和机会性捕捞总是同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