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制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战略方针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为了“决胜于千里之外”，极为重视运筹帷幄，精心谋划。正如诸葛亮所说：“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施其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战略上的漫长迂回，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捷径。左宗棠对军事战略有很深的造诣，自然深谙此道。
左宗棠在筹办西征的兵、饷、粮、运时，就积极筹商进军新疆事宜。
天山横亘东西，将新疆分为南、北两部，南部和北部各有八城。北八城广，南八城狭，地势上来看，是北高南低。位于天山北路西端的伊犁，如今被俄国侵占；去伊犁要经过的乌鲁木齐，如今被阿古柏侵占。不仅如此，阿古柏还侵占了天山南路的吐鲁番以西地区。面对这两个敌人，而且分在天山南、北两路，西征军先打谁呢？从何处入手呢？
1873年3月，左宗棠在上总理衙门书中，明确提出要先北后南，首攻乌鲁木齐。他说：“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城克复，我武惟扬，兴屯政以为持久之谋……即不遽索伊犁，而已隐然不可犯矣。”
“先定回部”与“先克乌鲁木齐”这两着棋至关重要，是很有见地的战略方针。从选择打击敌人的方向来看，左宗棠是把抵制沙俄侵略与收复伊犁作为战略首要问题考虑的。他没有选择直接去收复伊犁而把兵锋首先指向俄国，而是决定先去讨伐阿古柏，首攻乌鲁木齐，先打弱敌，再图进取。这样做，就避免了兵力分散，可以集中优势力量对敌人各个击破。
左宗棠认为，阿古柏虽然能以诈力制其众，又从印度购进西洋枪炮，势益猖獗，但他却不敢明面上与俄对抗，这充分说明了沙俄的强大。只有选择先打弱旅，才容易奏效，达到剪其羽翼、杜其狡谋的目的。另外，俄国曾有“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之说，以之作为其拒不归还伊犁的搪塞之词。西征军首先收复乌鲁木齐，在政治上是对俄国借阿古柏盘踞乌鲁木齐而推诿归还伊犁的沉重打击，也是在为收复伊犁扫清障碍。
1875年（光绪元年）夏，左宗棠在兰州陕甘总督署内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复疆战略与进军办法。会上，将领们经过认真研究，都赞同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
“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是左宗棠经过深入研究新疆地舆及敌我形势之后而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阿古柏侵占天山南、北两路，左宗棠不先走南路去收吐鲁番，而是先从北路首攻乌鲁木齐，是将它作为讨伐阿古柏的重要突破口。当时阿古柏的兵力约六万人，除了其长子伯克胡里率重兵驻守喀什噶尔外，派驻前沿阵地的兵力有四万五千多人。乌鲁木齐虽是阿古柏的一个重要防区，但阿古柏自己的人马不多。阿古柏侵占乌鲁木齐、兼并妥明后，“尽掠其遗资，搜括汉回民人金帛转输南路，实其窟穴，而驱其丁壮踞守乌垣，以为屏蔽”。白彦虎由陕甘逃来，“自知势力不敌安集延，思借为声援以自固，凡帕夏所欲，不敢违也”。这时，白彦虎“剃发易服，窃附于安集延。其绐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走”，因此缺乏战斗力。
阿古柏的注意力当时主要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一线。其在吐鲁番有步兵五千人，骑兵三千五百人，本地回族兵员一万人，各种型号的炮二十门，得力亲信艾克木汗在此驻守。达坂城地居天山南北要冲，阿古柏在这里加修城堡，除了原有配备枪炮的九百人，又增派骑兵五千人和大炮两门。托克逊是吐鲁番和达坂城的支撑点，有骑兵四千人，步兵两千人，后膛炮五门。阿古柏派次子海古拉驻守托克逊。
阿古柏的军队
这种形势，正合左宗棠根据探报所做的分析：“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城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麇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这说明，阿古柏在这些地区的兵力是南比北强。
与此相反，对西征军说来，北疆地广土沃，泉甘物阜。清军控制的古城、巴里坤是粮食储运和采购的基地。而且，在阿古柏侵占的乌鲁木齐地区，一直有徐学功等民团活动。徐学功虽一度站在阿古柏一边，但很快与妥明、马明等联合反抗阿古柏，是西征军的得力助手。南疆虽然有哈密可以作为前进的支运点，但由哈密到吐鲁番有一千三百余里，不仅路远难行、中间无屯驻大量军队的地方，而且反阿古柏的力量不如北疆那样活跃。因此西征军先由北路攻乌鲁木齐，比先由南路攻吐鲁番更为有利。
另外，乌鲁木齐既是北疆重镇，又可称为全疆的中心。西征军首攻乌鲁木齐，不仅比先攻吐鲁番容易得胜，而且北疆的胜利也会震慑南疆的敌军。
左宗棠说：“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垣等处，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安集延或悉其丑类，与白彦虎合势死拒，当有数大恶仗。如天之福，事机顺利，白逆歼除，安集延之悍贼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他在给张曜的信里亦说：“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如大军攻剿古牧地、乌垣、红庙一带，帕夏敢赴北路之援，官军猛打数仗，自可挫其凶锋，将来下兵南路，声威已张，或易着手。”
同时，左宗棠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需要将乌鲁木齐作为军队驻地和军储基地。左宗棠说：“此次兵由北路而进，一在扼其纷窜，以省防兵；一在下兵南路，防其牵缀……盖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即使时局是四海宴安，军储赡裕，亦断难为持久之计！”左宗棠对刘锦棠说：“将来南路底定，伊犁收回，并可以实边圉，为不拔之基，不比南人不肯轻弃乡土也。若辈不肯回故土，盖畏向日仇怨也。区区意念，不遽告人，惟高明自能鉴之。”
这一切都说明：“先北后南，首攻乌鲁木齐”是切合实际、考虑周全、具有远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为什么必须“缓进急战”呢？所谓“缓进”，就是不要匆忙进军，出征之前必须要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充分准备，兵、饷、粮、运都要有周密的筹划。要有强大的前线部队、稳固的后方以及源源不绝的运兵、运粮的通道。要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有正确的进兵路线、打击对象和长远的战略目标。每一次战役都要求速战速决，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将敌歼灭。在运输线达数千千米的新疆，如果拖延时间，甚至旷日持久，对作战就极为不利。
“急战”的战略是受到欢迎的。清廷上下都希望尽早、尽快取得胜利，“缓进”虽是为了给“急战”作必要的准备，但不易为人理解，甚至受到不少非议。不要说一般的官兵，连朝廷也对“缓进”颇为心急，常来责备，后来甚至给左宗棠扣上一顶“拥兵自重”的大帽子。在西征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的将领在准备未成熟时就要求进军，有些人则畏葸不前。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的压力下，左宗棠谨慎而积极地备战。用兵前夕，他更须反复考虑敌我力量、地理形势和作战方针，“每一发兵，头须为白”。西征的军队远在边塞，缺饷缺粮，运输艰难，战线漫长，气候恶劣，不要说作战，就连军心也难维持，左宗棠作为统帅，真是身心疲惫。
1875年底，左宗棠又召刘锦棠到兰州，商讨严防阿古柏和白彦虎窜扰乌鲁木齐、吐鲁番的方案，还指示出关各营“齐集凉州，日加训练”，刘锦棠所部各营分四批由凉州开到肃州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