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的微观世界

根据2023年6月12日晚，俞敏洪在北京798映画廊“灿烂星空下的倒影——卢跃刚昆虫摄影展”上的抖音直播整理

用影像探究昆虫与人类的关系

俞敏洪：这是我的好朋友卢跃刚，我们的关系已经持续了20多年，2000年卢跃刚当时作为《中国青年报》记者到新东方采访，现场目击、了解了当时新东方我们这些朋友之间的风风雨雨、发展历程。这些人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原型，电影之所以能拍出来，就是源自卢跃刚长篇报告文学《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近8年，卢跃刚有了一个新的兴趣——拍昆虫。卢跃刚10年前在家乡四川雅安隐居，后来到了西双版纳，在这8年的时间里，拍了几十万张昆虫?

卢跃刚：在雅安和西双版纳拍了15万张以上吧。

俞敏洪：我跟卢跃刚有20多年的交情，一方面是他在那本书中把我写得还有点像人样。另一方面，他实事求是地写了我“像人样”的过程。卢跃刚的第一个身份是记者，第二个身份是报告文学作家，他是中国很著名的记者和作家，写了很多针砭时弊的文字，他现在老有所归，努力观察这个世界——除了人类、森林、大河、高山，还有美丽的昆虫。你原来是一个不了解昆虫的人，现在居然能认出那么多的昆虫，叫出它们的名字来?

卢跃刚：这次在映画廊的展览是这几年的一个积累，它的标题叫“灿烂星空的倒影”，灿烂星空指的是上苍宇宙，而昆虫世界是宇宙的倒影，昆虫是宏观世界的微观化，是一个小宇宙里面的大世界，同时也是小世界里面的大宇宙，跟灿烂的星空、浩瀚的宇宙、无数的未知相对应的微观世界。所以叫“灿烂星空的倒影”。通过影像探索昆虫的生态环境和行为，包括昆虫与人类、昆虫与昆虫、昆虫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俞敏洪：我们从来不在意，其实昆虫的数量远远大于其他动物的数量。我们看到，卢跃刚是用人类的观察角度来思考昆虫世界的生死存亡和社会行为的。

卢跃刚：是的，昆虫数量占到整个动物界数量约80%。昆虫跟人类的生存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如果昆虫消失，人类生存会面临极大威胁，因为地球上很多植物靠昆虫传粉，昆虫是人类食物链的基础。

俞敏洪：非常有意思，原来卢跃刚一直写人，他作为《中国青年报》著名的记者之一，写了很多人的事情。而我们这次，看看一位老记者怎么用自己几年的生命，探索出一个无比精彩的昆虫世界。而且卢跃刚没有用专业相机和微距镜头，他用的是手机iPhone。

卢跃刚：因为我不是职业摄影师。

俞敏洪：我看到有些照片的背景里面是有人在活动的。这些昆虫的活动范围距离人非常近?

卢跃刚：非常近。昆虫与人有一种内在的张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我用新闻纪实摄影的观念和方法来拍。我的所有照片都是抓拍的，按照“5W”的新闻要素进行抓拍。

俞敏洪：是不是你把自己幻化为昆虫世界的一部分，去寻找昆虫世界的日常奥秘?

卢跃刚：探究昆虫的行为，探究昆虫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当然要进入它们的世界。

俞敏洪：我问你一个问题。西方的知识体系，比如说古希腊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差不多是同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东方的知识体系和西方的知识体系会往两个不同的方向走?大家都研究哲学，但是西方研究哲学的时候，就往自然哲学的方向走，而且自然哲学派生出来物理学、化学、形而上学；中国基本上注重的是人生哲学，不管是老子还是孔子，都跟人生哲学有点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在那时候发展出来一个自然哲学或者自然科学的分支?

卢跃刚：你提了个很有趣的东西方文明比较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很难梳理清楚，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中国人跟古希腊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有很大区别。那时候，亚里士多德就汇集了古希腊上千人的观察、研究成果，写出了《动物志》《论植物》，这样的自然哲学和博物学著作，从此形成了西方绵延两千多年的博物学和自然科学传统，这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俞敏洪：庄子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他的观察也很仔细，但是到最后没有变成科学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把自然合在一起看，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即自然和人类达成和谐就行。至于这个整体是由多少微观的东西组成的，似乎不是中国人思考的重点。

卢跃刚：简单归纳一下，西方文明，一个是实证的，用实证的方法认知自然界；一个是逻辑的，建构了一套思维体系或者叫工具带来的方法论，以区别于东方文明，形成了两种文明不同的走向和结果。

为什么存在，有什么价值

俞敏洪：卢跃刚到了60岁以后，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巨大的进步，把自己变成一个昆虫摄影家。

卢跃刚：很小的昆虫也可以拍出伟大的作品。

俞敏洪：对，随时拍。2023年6月我在奚志农老师的苍山自然影像博物馆对谈。他做了特别有趣的一件事——鼓励很多牧民还有孩子们去拍动物，结果拍出了很多优秀作品，还上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卢跃刚：昆虫与人类的关系非常重要。关键是要人们去关注它们，认识、了解它们。

俞敏洪：我们人类有时候目光非常短浅，不愿意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多去瞧一下，除了人类，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很多精彩值得我们去发掘。我们太无知。那些不起眼的昆虫日日夜夜在帮助人类。

卢跃刚：自然界恩赐于我们，我们不自知，而且我们还在破坏它们的生存环境。要保护它们首先要认识它们。人类发展是一个自然的有机过程。人类在自然界里只占有一个位置，由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强势，自然的空间越来越小，人类欲望空间越来越膨胀，破坏了原来的生态生存自然秩序——人类去砍伐森林、破坏昆虫的家园，导致人类社会陷入无论是生存意义上的还是发展意义上的窘境。

俞敏洪：中国在古代的时候，除了蝗虫，我看历史资料上没有太多粮食虫灾的记录。

卢跃刚：农业社会走到工业社会以后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通过化肥解决肥料的问题，通过杀虫剂解决虫害对农业种植的威胁。昆虫的危害带来人类食物的短缺，这种情景是常见的。像非洲现在还有大规模的蝗虫灾害带来的粮食减产。还有一个问题：原来中国讲昆虫学是在植物保护范畴里讲的。植物保护的核心是粮食保护。所以，杀虫剂、除草剂等药剂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粮食的增产，在一些地方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一些对人类有极大益处的昆虫，比如蜜蜂就被杀死了。

俞敏洪：就把微妙的生态平衡破坏掉了。

卢跃刚：是这个问题。

俞敏洪：我们小时候去农田干活的时候，如果在田地里挖出蚯蚓，大人就会说把蚯蚓埋回去，不要把它们弄死。我后来才知道蚯蚓能够松动土壤，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这个世界永远是利弊相交，如果把害虫都灭掉，益虫也不见得能活得下去，因为不少害虫是益虫的食物。就像我们曾经把麻雀当成“害虫”，把它们打掉以后，粮食就减产了。

卢跃刚：人类强烈的干预，带来生态的结构性改变，我们不能都说是“破坏”，因为有的有利，有的有害，要讲具体的案例。人类干预的恶劣后果是后代来买单的。我在寻找和拍摄昆虫的过程中，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昆虫与人类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秩序，应该有一种共生关系。它们会是什么样子?首先要看昆虫的行为，根据昆虫在这个行为中包含的某些关系，来寻找某些内在的逻辑和我们认知的角度。这是我拍昆虫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然，发现美，表现美，有一种绝对冲动、不可遏制的狂喜。

俞敏洪：你拍这么多昆虫的照片，除了发现了昆虫世界的美丽，你想向朋友们、向我们的网友、向你的读者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

卢跃刚：我首先要告诉我的读者，存在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广袤、丰富、复杂。我们忽视它，它就不存在；我们观察它，它就显得如此的复杂、如此的丰富，和人类命运如此的紧密相连。这是第一。它是复杂的、陌生的世界，就像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世界跟整个宇宙天空的未知，是相互映照的，几乎就是宇宙的一个倒影。第二，平常聊天，我们很难触及微观世界，因此感觉陌生。无论是宏观的变化，还是中观和微观的变化，这个陌生世界我们进去以后，难以想象，它们跟我们人类社会是那么的息息相关。这个认知，我想通过影像的方式告诉大家。

俞敏洪：我们人类原则上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所关心的那点生计、情绪、眼前的利益或者狭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稍微抬起眼来看看大自然，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丰富性，以及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想象，而且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卢跃刚：对。人类要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会有价值?马斯克有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他理解AI的发展，他说人类的碳基生命很有可能只是人类走向硅基生命的介质，我们的生命形态只是一个碳基介质。有一个世界在前面等着我们，上帝之手搬了一个道岔，让人类往那儿走，那儿是硅基世界，是即将统治你的世界。

还在路上，还在寻找

俞敏洪：人类不知不觉走到悬崖边上了。

卢跃刚：是上帝之手指挥你去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我只是告诉你我们有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对我们来讲首先是认知。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有认知才有选择。法国哲学家孔多塞说，分类和命名是人类知识建构的基础。如果没有分类、没有命名，根本不知道它叫什么名?敏洪，你姓什么，叫什么名?你是江苏江阴人，一定要有一个区域、一个性别、一个历史时间对你进行定位。

俞敏洪：跟打标签一样。

卢跃刚：对，必须要有标签。没有标签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何物。所有的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面对这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奇心?你有没有去发现的冲动?你没有发现可能会沮丧，你发现了可能就会狂喜，这种东西是新的生命体验，就跟你去爬山一样，就像我们去大理苍山七峰穿行一样，就是那种冲动，是生命的冲动。而这种生命的冲动在我看来是超越某种功利的，人活着要活得有理由，要活得有质量。我可以告诉你，对我而言，就是去热带雨林旅行，去拍昆虫。

俞敏洪：当你进入这样的昆虫世界以后，给你自己的心态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对大自然多些敬畏?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内心原来放不下的东西就放下来了，对你来说有这样的过程吗?

卢跃刚：在这个世界里，知敬畏，有治愈。拍昆虫，是与昆虫游戏、交流，互相间寻找和发现某种意义。而且，拍摄过程中全无益虫害虫的利害判断。比如，一只蟑螂被天敌扁头泥蜂捉住麻醉后牵走，你的内心就会对蟑螂涌现出一种命运无奈的悲悯之情。

俞敏洪：昆虫之间的交往行为，我说的是同类昆虫，雌的雄的，跟人类的社会结构有相似性吗?

卢跃刚：道金斯写过一本书《自私的基因》，这本书很有名。谈基因的时候他反复强调，自私的基因是存在的，而自私的基因导致了一种分工和秩序社会存在，却是利己的。他也是昆虫学家，研究昆虫行为，他讲到在昆虫世界里面很多现象是利他的，比如工蜂和工蚁是不能生育的，就负责保护蜂王、蚁王，负责采集食物喂食蜂王、蚁王，疲劳至死。威尔逊写了本书，叫《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讲了类似内容。

俞敏洪：昆虫社会学是不是专门研究昆虫群体的社会性?

卢跃刚：社会性、行为特征。这种社会性、行为特征构成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跟我们又有某种关系的一个社会。威尔逊按照分工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紧密程度把昆虫社会性分成7个层次。这是一本很经典的昆虫著作，是一部80万字的巨著。我拍昆虫的视点和观念深受这本书的启发。

俞敏洪：读那本书的时候突然（对昆虫）产生了兴趣?

卢跃刚：对，因此发现了认识昆虫和拍摄昆虫的一个全新的角度和方法。

俞敏洪：所以你拍的时候也是从昆虫的社会学角度和它们活动特征的角度?

卢跃刚：对。

俞敏洪：我在想，所有的生物不管是昆虫还是其他动物，它们会根据自己的种群自然形成最适合自己种群生存的状态。我们人类本来就是一个种群，人类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五花八门，是因为人类有不同的天性特征，所以造成了人类的社会结构不同?还是人类正在走向进化成同一种社会结构的路上?还是人类因为过分的贪欲导致我们反而不能和谐共存?你在昆虫世界能看到过分的贪欲吗?

卢跃刚：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同样目标的大同世界，生存空间是有限的，生存资源也是有限的，从而就会形成一种竞争关系。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么来的。他们发现了资源的有限性，由于人的本性和生物的本性产生了某种竞争关系所形成的适者生存的生存策略，这个生存策略是导致进化的原因，但是人类对战争、竞争所带来的伤害性是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要寻找一个路径，免于陷入这种激烈的、残酷的、贪婪的争夺、战争中，而求得一个和平相处的世界。

俞敏洪：你说得对，也比较深刻。人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加在一起，如何能够形成一个和平相处的局面。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温饱问题。每个人都要吃得饱，吃不饱就没有可能和平相处。二是免于战争。如果温饱解决了，免于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如果大家饿着肚子就会造反。人类还面临一个复杂的情况，因为我们在和所有的动物、植物争抢地盘和生存空间，现在我们抢得过分了，以至于某种程度上已经反噬了，比如全球气温上升、生态失衡。这种抢夺过分的情况，我觉得人类是有能力阻止自己这样做的。

卢跃刚：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威尔逊在梭罗的故乡召集一个全球会议讨论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威尔逊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生物多样性理论。生物多样性是指生物的生存是由不可或缺的多环节、多因素组成的，是结构性的，并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的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它的多样性体现为你的存在和我的存在互为前提，你的存在有利于我的存在，在一个多样性的自然情景里，生态得以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

俞敏洪：人类的生物多样性，表示了我们与包括昆虫在内的其他生物是互相依存的，但是却不太容易被人类理解，因为人类往往由于自己的自私和贪欲蒙蔽变得更加短视。举个例子，按照生物多样性理论，各国之间应该是互相帮助才对，因为这些国家已经是互补和互相依存的关系了，但实际上现在某些行为是在深深切断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就违反了你说的生物多样性理论。从理论上说是对的，但是现实中人类往往做不到，因为有私心，有贪欲，有自己的地盘意识，或者想保卫自己的那点东西。

卢跃刚：这就是哲学上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我认为人类如果不承认现实、不尊重现实会带来失败，但是我认为人类如果没有理想也没有希望，我们的生存就没有价值，我们的奋斗就没有方向。我相信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间一定会有一个平衡，至少会有短暂的平衡，让人类社会喘息一下，幸福生活。

俞敏洪：人与人、人与自然是不是能达成一个和谐相处的平衡，是人类长久生存的关键?

卢跃刚：是的，而且是努力的方向。人类跟昆虫的关系、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关系，甚至人类和宇宙的关系，能不能寻找到这个平衡，是一个大问题。前提是，是否承认这些微观、宏观的世界是自在的。总体来说，我们还在路上，还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