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司与教育科并行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后，南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二次革命”。为了扑灭“二次革命”，袁世凯采取两大措施：一是大量增加军费。这引发了财政危机。为了应对危机，袁世凯倡导“减政主义”。所谓“减政主义”，是指“减并官厅，减少官员，减省政务，即减缩政治范围之谓也”。二是撤换南方省份的军民长官以图削弱南方国民党势力。

1913年7月27日，袁世凯免去安徽民政长兼署都督孙多森，任命其亲信倪嗣冲兼署安徽民政长。倪上任伊始即提出：“现在军事吃紧之时，省城旧有各机关概行停办，至财政、内务暂由本署兼办。”9月13日，倪将“教育、实业两司暂于公署内设立两科，均归内务司管辖”。“各科委科长一员，其次科员每司用十数人，雇员四五十人，均令十三日一律入署开始办公。”显然，安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仅组织变得极为简单，且在整个省级行政系统中的地位亦急剧下降。然而这种减政办法却赢得了袁世凯的肯定与认可。

1913年9月底，国务院以“财政竭蹶，非实行减政不足以维持”为由，饬令各省：“所属司局，如教育、实业两司，除湖北、广东、江苏、直隶等省仍旧外，余均应照安徽倪都督电开办法，归并为内务司，设立教育、实业两科。”很明显，安徽倪嗣冲的减政办法，为全国各省推行“减政主义”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从侧面说明，倪的做法的确迎合了袁世凯为镇压革命而减政节费的迫切愿望。该通电发出不久，福建省都督奉命将直隶于行政公署之教育司裁撤，“改隶行政公署内务司教育科”。11月，国务院又通电各省：“教育、实业两司，除鄂、直、苏、粤存留外，其余如有缺出，暂由各省委人代理，不必请简。其安徽、福建己裁并者，无庸再设。”由此来看，为节省政费，中央政府不仅简化了省级教育行政组织，且省级教育行政长官的任命权亦下放至地方，由各省政府自行委任。

事实上，上述两则通电发出后，多数省份并未立即实施“司改科”。其原因是，“反对者多，未能见诸实行”。然而受“减政主义”风气的影响，各省也采取措施以缩小教育司组织：其一，裁汰教育司职员。如1913年11月，广东省“教育司裁科长一员，科员六员，书记六员”。其二，缩减经费。一方面，力减教育司属下各校之教育经费。如湖北省为节省经费，裁减教育经费30万元。另一方面，裁减教育司职员薪给。如湖南省为节省政费，自1913年10月1日起，实行“所有各机关人员薪水在六十元以上者，均搭用公债票二成”。

对于以上措施，教育界人士、部分地方官员等极为反对。如湖北民政长夏寿康，对于“黎公（指黎元洪）拟将教育、实业二司裁并其一，夏氏力争不允，且财政奇绌，而亦无法自筹，遂再自请辞职”。不唯如此，时任教育总长蔡儒楷“反对尤力”，并为此事谒见袁世凯，请求教育司“只可缩小范围，节减经费，万无名为裁并实归消减之理”，然而袁对该事“颇不以为然”。

可以说，上述措施实施后，严重影响了各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运转，具体表现有三：一是造成教育司职员人心惶惶。如1913年10月，湖南省实施减员，教育司等行政机关所易职员系国民党人，“以致该党人物几无容足之地，故日来政界中人甚形恐慌”。二是致使教育司长辞职。如1913年11月，因教育司裁员过多，莫贵恒辞去奉天省教育司长一职。三是阻碍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如湖北省时任教育司长时象晋向来热心教育，但“现因减政，国家教育费又裁去三十万，省城各校万难支持而并校裁班，则学生大起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