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与雅典

在最繁荣的城邦建立殖民地的时候，斯巴达和雅典发起了最早的领土扩张政策。斯巴达使用军事力量；雅典将阿提卡的人口团结在其周围。他们由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根据古代传统，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生活由两位立法者组织：斯巴达的莱格古士(Lycurgue)和雅典的梭伦。

由于缺乏资料，今天的研究者仍很难确定古风时期的斯巴达历史。但另一个因素则扰乱了其历史渊源：斯巴达是古典作家最为之着迷的城邦，从柏拉图到普鲁塔克，因为在他们看来，斯巴达体现了完美的和谐(eunomia)。斯巴达和雅典一样，是古人谈论较多的城邦，正是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时至今日，斯巴达依然被神秘和磁性的光环包围。因此，流传至今的是一个传说中的斯巴达。

在希腊的所有城市中，斯巴达是领土扩张最广的城市。它也是获得最大军事力量的城市。这也许就是它引发其他城邦对其迷恋和恐惧的一个因素。通过美塞尼亚战争扩张领土并在那里安置希洛人（斯巴达的国有奴隶）之后，“平等”或“类似”阶级（具有完全权利的斯巴达公民，homoio）建立了一个以严格遵守法律、组建一群时刻准备献出生命保卫城邦的精英战士为基础的社会。

这种不寻常的生活方式受到传奇人物莱格古士制定的法律的启发，他在古风时期的某个不确定时间将这些法律引进了斯巴达。政体将实行君主制和贵族制相结合，同时倡导城邦居民地位平等。

就在斯巴达扩大权力之际，七贤之一的立法者梭伦结束了雅典的一系列冲突：贵族派系之间的对立和社会斗争。他的改革为未来的民主奠定了基础。但在走上这条新路之前，这座城市就落入了僭主这个强大人物的控制之下。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相继夺取了政权。他们的统治时期既有争议性的决定，也有血腥行动，由此成为经济、文化和城市领域同时进步的时代。

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和雅典可能与其他城邦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它们在不同的基础上崛起，它们逐渐建立起其在公元前5世纪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即霸权城市。

希腊人的民族和语言分布

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特洛伊战争后，一系列人口流动深刻地改变了希腊的民族版图。伊奥利亚人入侵色萨利。再从色萨利出发，占领维奥蒂亚。在希腊中部，雅典人占领了阿提卡和爱琴海的诸多岛屿，而来自马其顿、色雷斯和伊庇鲁斯的多利安人则定居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人口流动并不总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提供了一些确定性。例如，古风时代末期习俗和语言变体的大量证据表明，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和隔海相望的伊奥尼亚过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阿提卡方言——雅典特有的方言和伊奥尼亚方言——在与小亚细亚中西部海岸接壤的地区、在埃维亚岛和许多其他岛屿之间使用——有许多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将这两种语言与其他希腊方言区分开来，例如，维奥蒂亚、色萨利、伊奥利亚的方言，或伯罗奔尼撒的方言，其中特别包括多利安语和阿卡迪亚语。

斯巴达例外

“假如……斯巴达城将来荒废了，只有神庙和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一些时候之后，我想后代的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大的势力。”修昔底德的这段话（《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10页）清楚地强调了斯巴达的伟大及其影响力，但也揭示了对古希腊最奇异的城邦的迷恋与困惑。

神秘主义和神话光环围绕着斯巴达城邦，尤其是在古风时期，为其增添了理想化的色彩，历史学家称为“斯巴达幻影”。事实上，其吸引力使得斯巴达模式成为政治思想史上从古至今流行的典范。雅典历史学家的同时代人，例如色诺芬，他为拉栖第梦人——斯巴达人（尤其是他题为《斯巴达宪法》的赞美诗）着墨颇多，而他并不是唯一为之如此着迷的人。

罗马人喜欢将他们的法律与斯巴达居民的法律相提并论。马基雅维利钦佩由君主和贵族委员会主持的公民大会的理念。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的乌托邦思想类似于斯巴达人摒弃私有财产。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缩影。因此，斯巴达的形象以在整个历史上服务于最多样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哲学为目的。

然而，斯巴达留给我们的文献资料没有雅典那么丰富。事实上，只有在（总是受人操纵）神谕之外建立的资料被保存下来。考古遗迹证实了修昔底德的观点，我们无法再现城邦的宏伟，毕竟遗迹只证明了居民对“外在”的微弱兴趣（但如果是在公元前7世纪就不只是外在了，外在作为声望的标志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城邦的美化或对美的品位，这在斯巴达的竞争对手雅典和伊奥尼亚城邦中均有体现。

然而，其他希腊人却在和平时期钦佩斯巴达，在战争时期敬畏斯巴达。这种巨大影响既要归功于其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混合的政治体制，也归功于其人民，即自诩为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多利安人，以及其通过军事生活方式确保其凝聚力的社会模式。斯巴达公民的一生始于一种严格的集中军事训练(agôgè)，孩子在7岁时离家接受这种教育。因此，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启蒙仪式，斯巴达人就意识到他们享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如有必要，他们将不得不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来捍卫这种公民身份。很早的时候，年轻的斯巴达人就不再是家庭成员，而是城邦的一员。

没有城墙但坚不可摧的城邦

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拉科尼亚(Laconie)或拉栖第梦(Lacédémonie)北邻阿卡迪亚，西接美塞尼亚。其余领土面朝大海，岛上居民鲜少前往。斯巴达就位于这片埃夫罗塔斯河(Eurotas)灌溉的平原的中心地带，尽管没有城墙，但永远坚不可摧。尽管斯巴达人强壮而好战，但僭主政治在这里从未繁荣过，尤其是因为斯巴达人从小就准备好生活在一个由公民、“平等者”(homoioi)和专业重装步兵组成的集体中。

由于这个简单的原因，斯巴达也不受外界影响。泰格特斯(Taygète)山脉和伊索米(Ithômé)山脉形成的天然城墙保护了这座城市免受当时倾向的影响，斯巴达人没有参与殖民运动，除了一个例外：塔兰托的建立（约公元前706年），“处女之子”（希腊语中的“partheniai”）定居在那里。据传，“处女之子”是斯巴达人为扩张领土征服美塞尼亚期间诞生的。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是麻烦制造者，城邦希望将他们排除在分享被征服的土地之外，并像流放一样派他们去建立殖民地。

早期，没有迹象表明斯巴达将遵循与其他希腊城邦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一支多利安人血统的族群来到拉科尼亚肥沃的土地上。公元前8世纪初，斯巴达通过与沿埃夫罗塔斯河的社群联盟成为一个城邦。

在那之前，斯巴达模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政治宪法与当时在希腊领土上建立的其他城邦的宪法相当：由每月在满月之际召开一次的公民大会(apella)与由来自最有权势家庭的28名60岁以上的男子组成的长老会议(gérousia)共同管理。

与其他城邦一样，斯巴达长老会议的职能是向公民大会提交政策建议，公民大会只是通过或否决这些建议，而无须进一步审查。长老会议有两位王室血统的永久成员，这是斯巴达的特色。

亚基亚德世系和欧里庞提德世系

虽然在其他地区君主制已成为过去，但其仍然以一种神秘的双头统治形式存在于城邦中。这种“二王制”掌握在两个家族手中，即亚基亚德世系和欧里庞提德世系，他们声称自己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

虽然在其他城市，“巴赛勒斯”的职能仅限于宗教方面，但斯巴达的国王不仅是宙斯的祭司，还保留了他们的军事特权，包括宣战的权利。他们还享有各种特权，包括首次公开献祭或高度仪式化的葬礼，正如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所描述的那样。

还有另一种政府机构，与双头君主制一样神秘：监察官（监督者），由公民大会每年从贵族中选举5人担任。他们负责主持元老会和公民大会，还负责做出司法决定，确保斯巴达年轻人接受完美的教育。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监督国王的行为，如有必要，可以废黜国王并将其流放。

普鲁塔克在《亚基斯四世传》（Vie d’Agis）中叙述说，每9年就会举行一次神秘的仪式，在此期间，监察官会观测夜空，搜寻是否有流星。如果他们看到了一颗，那就表明应该中止君主权力并咨询德尔斐神谕。五监察官制这一制度的独创性及其神秘起源越发扑朔迷离，因为由皮提亚所转述的阿波罗神的意旨从未提及过监察官。

斯巴达人最初分为三个部落和四个选区，后来又增加了第五个选区，即阿米克赖城(Amyclées)，斯巴达人也被划分为明显不同的社会阶层。首先是贵族的成员，被认为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权公民。其次是庇里阿西人（意为“边区居民”，即住于城邦周围的居民），虽然他们有人身自由，但无政治权利和军事机构。当斯巴达成为一个军事社会时，庇里阿西人只参加生产活动。

从社会危机到来库古

在希腊城邦社会紧张局势(stasis)导致僭主崛起的关键时期，斯巴达对其法典进行了重大改革。这一系列针对斯巴达国家的改革要归功于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e)。来库古在德尔斐从阿波罗的口中收到构成“大公约”的38个神秘词汇。阿波罗下令将斯巴达人分为部落(phylai)和选区（obai，即“村庄”）。“大公约”是一项制度改革，定义了长老会议、公民大会，还有国王等现有机构的权力和相互关系。例如，长老会议负责确保两个国王与公民大会之间的权力平衡。

来库古属于半传奇式的，甚至是神话般的立法者，与他为伍的有米诺斯国王和雅典人德拉古，两位被公认为制定了城邦最古老的法律。古人将来库古其人以及“大公约”的写作日期确定在公元前8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提尔泰奥斯在他对“大公约”的诗意表述中，丝毫没有提到来库古。普鲁塔克从一开始就指出，“有关立法者来库古的事迹，真是没有一件是没有争议的”（《来库古传》，第1段，第1页）。

实际上，来库古的改革可能跨越了公元前7世纪的几十年，经历了漫长的殖民扩张阶段。对于在当时大多数希腊城邦都很常见的社会危机，斯巴达的独创性在于其能够提早做出政治反应。对美塞尼亚领土的武装征服可能影响了这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重组。与其他城邦不同，斯巴达并不觉得需要殖民，而是在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约公元前730年—公元前710年）开始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扩张领土。冲突以夺取伊索米山而告终，斯巴达随后使该地区的所有居民都沦为奴隶。

关于希洛人（“俘虏”）这一社会阶级，其真正的奴役地位一直是广泛争论的焦点。希洛人是社群的一部分，他们耕种土地，可以组建家庭，住在与主人分开的住宅中。每个月，他们都必须交出部分收成，用于自由公民的集体用餐。提尔泰奥斯对他们做了如下描述：“就像驴子背负重担，迫不得已，他们向主人提供了土地上一半的果实……每当死亡之灾降临，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就要为他们的主人哀悼。”（提尔泰奥斯，第5节）

与被视为商品的奴隶不同，希洛人不能买卖。他们作为依附于土地的被征服人口的地位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框架。例如，城邦还给了他们自由。但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是希腊唯一的奴隶人口，可以想见他们会提出政治主张，要么脱离社会，要么融入斯巴达公民的群体。另外，他们的数量优势严重影响了斯巴达的生活方式。面对以武力屈服并准备叛乱的人口所带来的危险，这座城邦以集中力量的方式进行防御。

而且，被征服的土地的划分很可能是不公平的，这引起了斯巴达人的内部分歧(stasis)。两代人之后，情况恶化，斯巴达人在叙西阿伊战役（公元前669年）面对主要敌人阿尔戈斯人时受挫。美塞尼亚人趁机起义，开始了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来库古改革之前的事件并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几件事可以断定。提尔泰奥斯的哀歌以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为背景，鼓舞士气（“英勇杀敌为祖国而战，为子孙而战，舍去一条性命”），呼吁和谐，提出一个城邦在危机中有必要重建其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战争时期正是斯巴达采用重装步兵战斗系统的时候，其战斗力闻名整个希腊。战争的胜利调节了社会危机。美塞尼亚被斯巴达公民瓜分，每名重装步兵都有权分享战利品。

面对社会纷争，也许还有土地匮乏的问题，斯巴达本可以像邻居科林斯和阿尔戈斯一样走上僭主政治的道路，但是，随着新征服的土地日益丰富，斯巴达开始了一种革命，旨在平息和防止可能导致强势之人夺取政权的社会对抗。因此，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斯巴达进行了独树一帜的改革。然而，在其他希腊人眼中，来库古立法是一个不朽的创始法案，也许是因为斯巴达人小心翼翼地用神秘将其包围了起来。

这种神秘也围绕着来库古其人，即使这场革命归功于他。所有以来库古的名义颁布的一整套“大公约”和法律都赋予了斯巴达一个组织和一种凝聚力，从根本上将其与希腊世界的其他地方区分开来。在采取的许多制度和社会措施中，土地的公平分配尤其值得注意。其目标是限制寡头的权力，让最贫穷的公民摆脱贫困。

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

来库古建立的不仅是一套法律，而且是一个旨在实现公民平等的真正的道德准则。从那时起，斯巴达人就是平等者(homoioi)，意即“平等”或“相似”。从孩提时代起，他们就必须接受能够使他们成为公民的教育，完全致力于这种平等主义的理想和军事训练。

斯巴达人著名的教育系统(agôgè)隶属于城邦，由城邦负责照顾7岁以上的儿童。今天法语的形容词“斯巴达”(spartiate)的意思就是斯巴达人式的严格刚毅。以下是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的描述：“所以我们在斯巴达看到了很多尊重和服从。

“来库古不允许孩子们穿鞋，而是规定他们赤脚走路以增强脚力；他觉得这种做法可以让他们更轻松地爬上陡峭的斜坡，并且在下坡时更有安全感……

“来库古不允许他们变换着装，而是养成整年都穿一件衣服的习惯，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御寒防热。关于食物，他规定（16岁至20岁的斯巴达年轻人）应该满足于队伍提供的普通膳食，其量是不至于过饱和增重，但可使人保持饥饿。事实上，他相信，如果有必要，以这种方式抚养长大的人将更擅长持续空腹劳作，并且如果他们被命令这样做，则进食同样的口粮能够坚持更长时间……

“然而，为了让孩子们不至于感到太过饥饿，他允许他们，并非毫不费力地获取缺乏的东西，而是偷取可以对抗饥饿的东西……可以说：‘那他既然认同偷窃，是否不希望被发现的偷盗行为受到惩罚呢？’我的回答是，世界上所有的老师都在纠正差学生。因此，斯巴达人会惩罚被抓到的孩子，正是因为他们偷窃行为的拙劣。来库古还让孩子们从奥尔提亚的祭坛上偷走奶酪，偷得越多越光荣，并规定在此期间他们会遭到同伴们的鞭打；因此，他的设计是为了表明一个人可以通过短暂的痛苦获得永恒荣耀的幸福。”（《斯巴达政制》，第二章，第2—9页）

斯巴达教育最有名的考验是“克里普提”(cryptie)。秘密警察(crypte)选自16岁至20岁的斯巴达年轻人，他们需要离开城邦一年，在周围山区的野外生活。除了学习生存技能，秘密警察还要在夜间屠杀希洛人。年轻秘密警察的野蛮行径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因为这是维持对希洛人统治的一种手段。

严格的军事训练

那些通过这种严厉的教育学会了纪律、自信、忠诚和服从的人，在20岁时可以获得“平等”参与共餐(syssitía)的权利，即成为正式公民的权利。用餐期间，客人以至少15人为一组，食用等量的相同食物。每个月，其中一人都会带来约定数量的食物——包括大麦、葡萄酒、无花果、奶酪和少量用于购买其他食物的钱。

一场祭祀之前首先要进行共餐。其中包括最年轻的成员从狩猎中带回的猎物，他们必须保持对希洛人的监视。孩子们也会参加这些餐会，以学会应有的习俗，倾听公民之间的对话。这些男性社区——参与者之间经常发生性关系——是真正的军事训练场所。这些人一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到30岁。

只要稍有失误，追求“平等”地位者就有可能被剥夺公民身份。根据斯巴达之外的消息来源，“部落长老”从婴儿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会根据其身体状况来决定是否让他活下去。为了培养健康强壮的后代，出生和婚姻是来库古改革的核心。无论男女，均要接受理想化的政治道德灌输。

因此，女孩儿和男孩儿一样接受军事训练。她们所受的教育主要集中在舞蹈和体育运动上，因为人们认为这可以使分娩顺利，并且强壮、训练有素的身体能够孕育更强壮的孩子。男女青年们赤身裸体地生活，以激励他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待女子成年，她在婚前会遭遇一次绑架。有人将其强行带走，剃光她的头发，把她打扮成男人，藏在一间小黑屋里。年轻的小伙子在无人看见的情况下进入房间，然后再回到男性社区睡觉。在普鲁塔克和色诺芬看来，绑架行动艰巨以及同房时间不足，助长了男性的欲望，这反过来有利于养育优质的后代。

因此，在一个经常受到寡头政治威胁，被公民士兵短缺（改革开始时“平等”人为9000人，3个世纪后还不到3000人）问题和希洛人叛乱问题困扰的社会中，通奸不被视为犯罪。

妇女可以怀上任何自由公民的孩子，这种关系看重的是自由公民的品质。她们首先必须征得丈夫的同意，这表示丈夫承诺承认这些非婚生子。因此，当丈夫年老力衰时，妻子可以与比她们的丈夫更有活力、性生活更活跃的男子结合生子，并将这些非婚生子献给城邦。

著名模板

所有这些以战争实践为导向的措施，产生了一个公民士兵社会，对他们来说，战斗比任何其他活动都更能达到最终目的。探究斯巴达在希腊世界中对其公民身份的定义，可以发现，斯巴达公民与重装步兵之间的私下联系比其他地方更紧密。这种独特性赋予了斯巴达非凡的军事优势和声誉。

斯巴达的盛名远远超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在受僭主统治的贵族眼中，斯巴达是自由之地的象征。由于被剥夺了昔日的霸权，贵族希望得到斯巴达的支持来对抗僭主。因此，结束雅典僭主政治的正是克利昂米尼(Cléomène)国王指挥作战的斯巴达军队。

斯巴达的案例表明，面临古风时代末期希腊城邦所经历的社会危机，主要有僭主政治和立法这两种解决方案——而立法才是长久之计，继斯巴达之后，立法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推广。

可能有人认为，斯巴达社会的军事使命完全阻碍了城市规划的发展和城市的美化。斯巴达给人的严峻印象可能来自硬性的规定。这种严肃性反映在来库古法典中，该法典主张不要装饰住宅外观，并禁止在纪念碑上进行艺术装饰。在斯巴达，功能性和必要性优先于奢华和多余。

法律还禁止公民个人致富。国家严格管控他们的财产，禁止私人持有金银。铁制的斯巴达货币几乎没有价值可言。它的重量使其难以运输，更沦为其他希腊人的笑柄。

这些措施旨在避免产生一个优越的公民阶级。在本身已经优越的“平等”种姓之中，实际上并不能阻止某些斯巴达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虽然理论上禁止出售土地，但通过婚姻或捐赠（或隐秘出售）的方式交换土地以及在继承期间分享土地——这可以比作节育，从而导致潜在士兵数量的减少——是可以容忍的。

从长远来看，这些做法最终导致了少数人手中的货物积累。经济特权阶级从社会精英（杰出的马匹饲养员和战车比赛中的佼佼者）中诞生了。结果，能够参加享有盛誉、门槛更高的共餐的人数越来越少。

雅典英雄忒修斯的传说

雅典的忒修斯可以与希腊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比肩。阿提卡的城市也以他的名义团结起来。

忒修斯，埃勾斯之子，雅典国王，是雅典的主要英雄人物。神话中最著名的情节无疑是他铲除牛头怪——一个生活在代达罗斯建造的克诺索斯迷宫中的半人半牛怪物——的故事。在战胜雅典之后，克里特国王米诺斯命雅典向其进贡。雅典每7年要向牛头怪交付不少于14个年轻人。忒修斯设法杀死了牛头怪，并在被他吸引的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通过她给他的一根羊毛线找到了回去的路。返回雅典的途中，他将阿里阿德涅遗弃在纳克索斯岛上，但不幸忘记了升起白帆——他凯旋的标志。其父见状，自杀而死。忒修斯继位，统一了阿提卡城邦。

在斯巴达平等幻象的面纱下，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发展起来，由此带来了紧张和冲突。这些争端削弱了这种在希腊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凝聚力。生活方式的僵化弱化了斯巴达人对古典末期希腊世界所经历的深刻变化所必需的反应能力。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整个时代的霸权。

忒修斯统治下的雅典

斯巴达贵族成员声称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他们在上一代被流放后胜利归来，而雅典人吹嘘自己从未被迫离开他们的领土。他们以自己是原住民而自豪，并认为他们神话中国王的血统来自大地。阿提卡的土壤由赫菲斯托斯神施肥，孕育了半人半蛇的埃里希托尼奥斯(Érichthonios)，而埃里希托尼奥斯又造就了这座城邦的古代君主王朝。

确实，自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以来，一代代居民立于阿提卡中心一座80米高的坚不可摧的山峰之巅，就已经在思考时间的流逝。迈锡尼军事首领是忒修斯等英雄神话的来源，他们会在这个地方建立堡垒。从这次登顶，他们将见证青铜时代的黄昏，直到这个辉煌时代的火焰熄灭。

与希腊其他地区发生的情况相反，雅典向下一个时代的过渡是循序渐进的。这块岩石高地后来成为雅典卫城，是希腊上城的典范。

在公元前5世纪，这座小型遗址占据了2500平方公里的领土，在当时并不奇怪。雅典周围有四大领地：包括“平原地区”(pedion)，环绕着城市，与四座山脉和大海接壤；“沿海地区”(paralia)，沿着阿提卡半岛的东南边界一直延伸到苏尼翁角；“内陆地区”(mesogaia)；最后，是在西北部、厄琉息斯周边的特里亚斯平原。

虽然斯巴达将其统治范围扩大到7500平方公里是事实，但阿提卡地区的四片领地拥有坚固的天然屏障，足以分别成立四个不同的社区（比如阿提卡北部的维奥蒂亚）。此外，斯巴达领土由独立领地（庇里阿西人的领地）或附属领地（希洛人的领地）组成。而阿提卡农村地区的居民则享有与雅典居民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内部殖民化”

这个奇异的组织有着神话的缘起：忒修斯之建城，他承诺将阿提卡的城邦聚集在雅典的权威之下。雅典人将这一事件追溯到英雄时代，这是不可能锚定在历史现实中的。在迈锡尼世界崩溃之后的普遍毁灭浪潮中，雅典似乎确实比其他国家遭受的损失要少。在黑暗时代，雅典相对繁荣过，地中海偏远地区的手工生产就证明了这一点。

但在这一阶段繁荣之后，雅典于公元前8世纪进入了发展的停滞期。这一阶段与公元前740年的人口复增相吻合，当时许多来自雅典周围农村地区的人口蜂拥而至。在殖民的鼎盛时期，当面临内部危机时，其他城邦选择出海，而雅典则开始开垦其领土内的广阔空地。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内部殖民化”。

雅典贵族（由世袭贵族组成，意即“出身世家”）随后加强了对这些土地的权利，并励精图治于城邦治理。从古老的皇室王朝开始，神话和传奇人物的故事就不绝于耳：埃里希托尼奥斯、埃勾斯、忒修斯和他的儿子、默默无闻的门尼西修斯(Ménesthée)、《伊利亚特》中的雅典军队领袖，以及一长串国王名录，其中最后一位是科德鲁斯(Codros)。据传说，他在一场战斗中舍身自戕，因为神谕预言胜利的军队将是使国王灭亡的军队。

除了这些故事之外，无法描述或确定雅典君主时代结束的事件先后。包括神话在内的最古老记载，都表明科德鲁斯的后裔获得了统治者(arkhon)的头衔。于是国王成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人。他与其他执政官一起统治了10年。在公元前7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执政官的人数增加至9人，任期减少至1年。

所有这些信息都来自《雅典政制》，亚里士多德在该书中还描述了“名年执政官”。“名年执政官”以其名为雅典年号，统治着城邦、军事执政官和巴赛勒斯，巴赛勒斯曾经的王室职能此时仅限于神圣领域，并主持最高法庭——阿雷奥帕古斯。这个在“阿瑞斯山”上召开的贵族委员会的使命是确保法律的持久性。因此，在雅典，由于其他贵族对权力的渴望，巴赛勒斯这一非凡人物的传统权威被相对稀释了。

古风时期雅典的奴隶、公民和社会阶层

在古风时期的3个世纪中，雅典的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这种社会组织的基础是根据法律而非经济标准建立的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区别，以及奴隶制的发展。

在黑暗时代结束时，国王和部落首领消失了，将权力留给了少数贵族家庭，他们几乎控制了整个领土。其他享有充分权利但经济实力较弱的自由公民可以承担为机构服务的各种职责。但由于贵族掠夺土地，许多自由人受到奴役，被迫在大型农场劳作。至于“非公民”，他们一般是定居在城邦的外国人，自由但没有公民身份。最后，奴隶阶级由被击败的敌人的后裔、当海盗时被俘者，以及债务或奴隶贸易的受害者组成。在雅典，奴隶补充了从事田间工作的家庭劳动力。一些人还在矿山、作坊或家庭中工作，如这件阿提卡陶瓷的装饰画所示，描绘了公元前510年左右的侍酒奴隶（现藏于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

在这种明显的政治共识氛围中，发生了一件揭示了世袭贵族之间权力斗争的事件。雅典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证明事件的主人公是一位前奥运冠军。公元前630年左右，一位高贵的雅典人塞隆(Cylon)——僭主特阿格勒斯(Théagène)之女的丈夫——从墨伽拉抵达雅典。在一群贵族和墨伽拉军队的支持下，塞隆试图征服雅典卫城并夺取政权。

在夺取短暂胜利之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此次夺权是否取胜观点大相径庭），阴谋者终告失败。他们败退到雅典娜祭坛之下寻求庇护，实际上他们违背了对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以阿克密尼德家族成员为首的执政官随后犯下亵渎罪，并谋杀了这些将他们置于神圣保护之下的人。为免众神的诅咒侵扰整座城市，阿克密尼德家族自此被流放。

这一事件将影响到公元前6世纪及之后的雅典历史。尽管历史迷雾重重，但这一事件为公元前7世纪末雅典的政治紧张局势和权力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敌对城邦的支持下建立僭主政治的失败尝试，随后一个显赫的贵族氏族被流放，这既表明了激烈的派系战争的存在，也表明了雅典人民反对僭主政治。

为了避免贵族的任意操纵，人们更愿意采用规章改革，或者更确切地说，采用书面和公开的法典。德拉古是第一个走上这条道路的雅典立法者。德拉古法典可谓毫无人道——后人常用“德拉古式”一词来形容严酷刑律——据说是用鲜血写成的。情节轻微的偷白菜罪都要被处以死刑，罪名视同谋杀。

德拉古（其名字的意思是“龙”或“蛇”）其人生卒年不详，甚至可能并不存在。与来库古一样，他被认为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立法改革。在政治暗杀司空见惯的背景下，正如雅典历史的第一幕所表明的那样，他如此重视与血腥犯罪有关的法律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德拉古是否在其他领域进行立法，仍然存在着争议。只有惩处谋杀罪的法律确实流传至今。这些法律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它们明确了故意杀人与过失致人死亡之间的区别。但是仅就立法改革，也不足以恢复消失的社会和谐。

梭伦的智慧

梭伦既是诗人也是立法者，位列希腊七贤之一，在饱受骚动和冲突困扰的雅典社会中，他履行了“调解人”(diallaktés)的职能。除了雅典世袭贵族一如既往的内部纷争之外，还有重装步兵以及在城邦事务中影响力蒸蒸日上的商人和手工艺者群体的不同诉求。这些新兴统治阶级从未停止过要求跻身一直以来由贵族垄断的行政官员之列。

此外，雅典的小地主对大地主的怨念越发深重，大地主剥削他们并向他们征收佃租。如果无法偿还债务，他们就会面临失去自由的危险。这种狂热的氛围引起了农村阶级和新城市阶级之间的竞争，催生了一个新世界：激烈分歧使得精英阶层四分五裂，哪怕是最轻微的冒犯——例如只是对卑劣行径的指责或对祖先的侮辱——一场遗产冲突，或仅仅是一次遇人不淑，都可能演变为暴力行为的爆发。

在这种经济实力差距巨大的动荡背景下，出身贵族家庭的梭伦有现成的僭主政治应对之策。但他对之断然拒绝，因为他知道这种统治形式会产生奴役。梭伦于公元前594年当选执政官，但是他不仅履行执政官的职能，还充当了对立派系之间的调解人，为此他选择了和谐处之。他具有调解的天赋，起草了宏图大略的法律来对抗社会不公，满足最弱势群体的要求，同时又不剥夺强者的所有。

这些刻在旋转木板（轴突、轴心）上的法律成为雅典社会结构的支柱。但在作为调解人的艰巨任务中，梭伦也不得不面对对峙双方的分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所给予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增加；即使是那些有势有财之人也一样，我不使他们遭受不当的损失；我手擎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当你做伟大的事情时，很难取悦所有人。”（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十二章）

“解负令”

根据某些资料——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和普鲁塔克的《梭伦传》——立法者的改良主义精神可以概括为一种口号：“解负令”(seisachteia)。“负”究竟指什么，如何做到“解负”呢？自公元前4世纪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历史学家一致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即“解负令”指废除农民向地主缴付六分之一收成作为佃租的规定。

明智的梭伦还呼吁应废除个人作为债务担保人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过去曾使部分雅典人沦为奴隶。许多评论家认为，佃租本身并不过分沉重，但在某些情况下，地主以凭空的欠款为借口，任意要求偿还债务，这才导致了奴役情况的发生。而对于雅典人来说，一个人因此成为另一个人的奴隶，是无法容忍的。

但是，还有一种解释称，其实收成的六分之一并非支付给地主的租金，而是留给农民的份额。只是由于资源稀缺，农民负债累累，最终被卖为奴隶。还有第三种分析意见认为，在贫瘠土地上挣扎的贫困小地主将其财产抵押给富人，并以生产的六分之一作为利息，于是产生了标记这些抵押的土地。

梭伦在诗中叙述了如何打破这些限制——除非这是一个隐喻——他不仅解放了对人的奴役，而且也解放了对土地本身的奴役：“在我团结人民去谋求的一切目的中，有什么我还没有做到？在时间的裁判席面前，那奥林匹斯诸神的伟大母亲，黑土，将是最好的证人，因为正是我，为她拔掉了树立着的许多界标；以前她曾是一个奴隶，而现在已经自由。许多被出卖的人们，我已使他们回到这神所建立的雅典，其中有的无辜被售，也有的是因故出卖；有的为了可怕的贫穷所迫逃亡，不复说他们自己的阿提卡言语，到远方飘荡，也有的惨遭奴隶的卑贱境遇，甚至就在家乡，因主人的怪脾气而吓得发抖，我都使他们解放。

“我使这样的事情普遍流行，调整公理和强权，和谐共处，这样我应允的事都已一一完成。我制定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果是别的人代我执着鞭策，他，这不智与贪婪，又哪能抑制人民！因为如果我有时让敌对的两党之一得意，而有时又令另一党欢欣，这个城市就会有许多人遭受损失。所以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有如孤狼在一群猎狗之中！”（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十二章）

诗人第二次讲述他不得不面对来自对立双方的攻击。的确，尽管他本着一丝不苟的正义精神行事，拒绝所罗门王的极端行为，但双方的期望还是都落空了。贵族们感到被自己人背叛了。另外，平民并没有获得他们渴望的公平分配的土地。

民主的基本要素

尽管如此，梭伦还是进行了一系列宪法改革，这些改革是未来民主的基础。改革确立了以财富为唯一标准、而不是世袭贵族的社会等级制度，目的是建立一个稳定和负责的统治阶级。通常以谷物和豆类的收入为衡量标准，通过麦斗(médimne)将雅典公民分为四个等级：收入大于500麦斗者为第一等级，称为“五百麦斗级”(pentacosiomédimnes)；收入大于300麦斗者为第二等级，因此可以拥有一匹马[因此他们被称为“骑士级”(hippeis)]并用于战斗；收入大于200麦斗者为第三等级，称为“双牛级”（zeugites，意为“一对牛的主人”）并组成了重装步兵；最后，收入200麦斗以下并为他人工作者为第四等级，称为“日佣级”。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分类对贵族出身者来说是一种打击，因为这项改革令贵族政权让位于以税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获得公职是财富的一项功能。具体来说，古希腊世袭贵族出身者为“五百麦斗级”，有时可能为“骑士级”，仍然占据着执政官的职位。

这种等级制度随即通过权力机构的重塑得到补偿。古代执政官聚集的元老委员会——亚略巴古(Aéropage)，仍然是古希腊世袭贵族的堡垒，执政官的真正归属落到了第一等级者，即不论出身的富豪等级。在决策过程中，公民大会（Ekklèsia，包括日佣级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市民议会）的权力也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权力。事实上，梭伦改革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传统的希腊政治架构——传统的希腊政治架构与斯巴达一样，市民议会处于贵族的控制之下。在司法领域，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设立了民众法庭(Héliée)，该法庭对所有公民开放并确定为上诉法庭。每个公民，不分阶级，都可以对任何违法者提起诉讼。

走向社会正义

除了这些具有未来民主雏形的措施，梭伦还在各领域立法，如就在婚姻中炫富或冒犯死者等行径制定了惩处法则。例如，他制定了立遗嘱相关的法律，根据该法，若有立遗嘱人在起草遗嘱时年老体弱，或者是在酒精、胁迫或在美色的影响下立下遗嘱，则遗嘱无效。

平民的出现或社群的顶峰时期

对雅典公民来说，僭主政治时期是一段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先前通过的立法改革和来自其他城邦的手工艺者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和生产的发展。上图：陶艺家，绘于公元前6世纪的墓碑之上（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僭主政治结束后，由于克里斯提尼（公元前570年—公元前507年）的改革，社会状况有所改善。克里斯提尼改革为公民之间的平等铺平了道路，让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公民大会、委员会和主要司法机构。阿提卡的整个社群，即平民（由所有的民众组成），在雅典各机构中从此都有了代表。雅典政治的基本单位——德莫区(dèmes)的建立可谓一场政治革命。社群的划分是根据行政标准确定的。每个德莫区都会集了在同一社群出生的18岁以上的男性。凭借相对的自决权和公认的权利，这些地方成为地方民主的中心，允许每个人参与地方内部事务。

梭伦最重要的立法为“社会正义”铺平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不能说梭伦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他仍然通过废除对小农的依赖，并通过制度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腊人称为“平等法”）而达到了民主。但是，梭伦建立起来的机制很快就失效了，家庭和社会阶层之间冲突不断，最终被僭主政治终结。

虽然结束了贵族的垄断，但梭伦的改革并没有影响雅典世袭贵族对权力的渴望。在随后的几年里，达玛西亚斯(Damasias)为执政官一职拼搏奋战。虽然执政官任期一年，但他在执政了两年零两个月后才被强行撤职。同样，官方记录显示，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6年出现了权力真空。在这些年份里的执政官选举无效，导致了“无政府状态”(anarkhía)——这个词汇的本意即为“执政官缺席”。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20多年后，庇西特拉图终于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是一位勇敢的行动者，希罗多德在《历史》以及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都叙述了他的急速崛起。正是在与墨伽拉的战争中，这位梭伦的亲戚展示了他的领导才能。作为一名军事执政官（军事首领），他带领雅典军队取得了著名的胜利。公元前570年，他成功地占领了萨罗尼克湾的萨拉米斯岛。该岛位于阿提卡和墨伽拉之间，是两个敌对城邦之间的摩擦点。由于墨伽拉军队被彻底歼灭，雅典确立了其对该地区的霸权地位。

与此同时，在雅典，两个强大的派系正在争夺权力。他们以所在地理环境来自称——“平原派”和“海岸派”。事实上，前者是代表寡头政府的地主贵族，而后者是拥戴民主的船东和商人。这两个明确定义的集团分别由寡头政治家库尔戈斯(Lycurgue)和麦加克勒斯(Mégaclès)领导——麦加克勒斯的祖父与其同名，带来了阿克密尼德家族的诅咒。阿克密尼德家族被梭伦赦免后，从流放中归来，但在贵族们的眼中，他们仍然是被流放者。

至于第三个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阶层，即平民，需要一个捍卫其事业的拥护者。庇西特拉图把握人民的脉搏，凭借他的胜利者光环、个人魅力和政治智慧，尤其是他的民众主义倾向，引领了“山地派”。在公元前561年，他得以执掌政权。

希罗多德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叙事风格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庇西特拉图，在雅典人内部发生由阿尔克美昂的儿子麦加克勒斯所领导的海岸派和由阿里斯托拉伊戴斯的儿子里库尔戈斯所领导的平原派之间斗争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成为僭主的办法，他趁着党派之争的机会纠合了第三派。他集合了一批党员并自称为山地派的领袖后，便想出了下面的策略。他弄伤了自己和自己的骡子，赶着车进了市广场，（扬言）敌人想在他驱车回乡下的路上杀死他，而他刚刚逃脱了敌人的毒手。他要求民众分配卫兵来保护他；他要他们记起他过去享有的光荣，因为他曾指挥对抗墨伽拉人的进攻，那时他曾攻占尼赛亚城，还立下了其他许多伟大的战功。

“被他的花言巧语欺骗的雅典人就为他选出了一队市民作为卫兵，庇西特拉图不让这些卫兵拿枪，而让他们手持棍棒，在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们都拿着棍棒伴随着他。庇西特拉图便和他们一道发动政变并占领了卫城。这样，他便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第59节）

僭主的把戏

然而，这最初的成功是短暂的，庇西特拉图未能继续掌权。敌对派系联合起来对抗这个强大的对手，并在5年后将他驱逐出雅典。不过，他用一支专门为其服务的私人警卫队将其团团围起，保护起来，从而展示了他的实用主义和蛊惑人心的能力。至于他的政治能力，则可通过与阿克密尼德家族结成婚姻联盟来证明，而此时平原派和海岸派又开始发生冲突。

事实上，在被流放11年后，庇西特拉图迎娶了麦加克勒斯之女，回到了雅典。凭着一贯的机巧，他设计令一名身材高大、身披铠甲的少女装扮成雅典娜女神来迎接他。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雅典人没有落入陷阱的危险之境，“在我看来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从远古的时候起，便以较大的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希罗多德，《历史》，第一卷，第60节）。许多其他评论者将此事件描述为一场闹剧。然而，这则逸事证明了庇西特拉图知道如何充分利用民众的宗教情感来打动他们，产生共鸣。

6年后，麦加克勒斯撕毁联盟，第二次将庇西特拉图逐出城市。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庇西特拉图之妻，即麦加克勒斯之女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由于担心阿克密尼德家族的诅咒会降临到新的后代身上（著名的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克斯和希庇亚斯在当时已经是年轻人），庇西特拉图不希望与他的新妻子生孩子，便“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与她结合。除了历史学家提供的那些粗鄙的细节外，这一事件表明，僭主的权力还不足以让他为所欲为。

掌权与流放交替的时间顺序仍然极具争议。第二次流放可能持续了10年，在此期间，庇西特拉图前往了埃雷特里亚。在那里，他与强大的底比斯和阿尔戈斯城邦结盟。目前尚不清楚庇西特拉图在这些城邦的统治地位以及它们本可以对他承担的义务。但他维持的高效网络，特别是在银矿丰富的马其顿地区，为他提供了召集雇佣军所需的资源。

因此，在马拉松登陆后，庇西特拉图在帕勒尼斯(Pallène)战役（约公元前546年）中获胜。这一成功赢得了雅典人对其事业的支持。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叙述如下：他在忒修斯神庙附近集结了公民军队，准备发表演说。由于他们听得不太清楚，他邀请他们走上卫城的入口处——当然是在放下武器之后。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的手下便把武器收集起来。庇西特拉图继而将收缴武器一事告知了市民，并平静地建议他们回去干自己该干的事。此后，他将负责城邦的事务。

如果稍加修饰，这则逸事描绘的是一个完美的僭主形象，他迅速而熟练地找到了有效的外交解决方案。需要强调的是，庇西特拉图没有修改宪法，也没有废除现有的司法机关。因此，这座城邦的生活继续根据梭伦制定的执政官、委员会和公民大会制度发展。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领导雅典的政治机器，只要它不违背僭主的意志，并得到僭主近卫的支持。

至于平民，庇西特拉图尽可能保证内部和外部的和平。外部和平很重要，因为雅典转而种植葡萄树和橄榄树，从黑海进口谷物。为了保证供应，雅典控制了与欧洲和亚洲海岸接壤的赫勒斯滂（今恰纳卡莱海峡）地区，这里是阿提卡名副其实的脐带。此外，庇西特拉图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使最弱势的群体能够通过农业维持生计。相传，有农民曾上百次向庇西特拉图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其土地只能获得十分之一的收成，这则逸事推动了他取消对这类公民征税的计划。

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毫不犹豫地评价庇西特拉图唤起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确，除了政治和经济领域之外，庇西特拉图在公元前5世纪奠定了雅典繁荣的基础，使之永远成为文化史上的瑰宝。他还发起了雅典卫城神庙的建设。也是在他的统治下，最初和早期的戏剧表演诞生了。

僭主的垮台

雅典的僭主政治在庇西特拉图锋芒已过的统治下结束，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希帕克斯和希庇亚斯两人打破了他们父亲设法与贵族建立的平衡。庇西特拉图非但没有进行极权统治，反而微妙地使用了威胁和承诺相结合的统治方式。但他们并不是雅典唯一能够获得一群忠诚支持者的人。

此番话的证据如下：当恰纳卡莱海峡的雅典要塞色雷斯切索尼斯(Chersonèse)出现权力空缺时，他们派出了贵族米提亚德斯(Miltiade)，他在庇西特拉图在世时就已经很好地发挥了政治上的平衡作用。然而，巨大的危险再次降临到强大的阿克密尼德家族。这两个事件标志着雅典僭主政治的结束。或者，换句话说，雅典僭主政治有两个版本的结语——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是非官方的。

公元前514年，在泛雅典娜节的庆祝活动中，希帕克斯被两名贵族精英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暗杀，他们也被当场处决。大约30年后，约公元前480年，弑君者的青铜雕像竖立在集市上，这是历史上首次能在如此光荣的地方设立雕像的历史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墓地成为崇拜的对象，他们的后代不惜以牺牲城邦为代价来捍卫他们。在宴会上，诗歌歌颂那些“恢复了雅典人之平等”的人们。

在后来雅典人的想象中，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成了自由的殉道士，他们通过扼杀僭主政治，开辟了通往民主的道路。即使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出于个人感情纠葛（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哈尔摩狄奥斯拒绝了希帕克斯的恩惠，于是希帕克斯回击羞辱他的方式是先邀请他的妹妹参加泛雅典娜节，然后让她打道回府，称其不配获得这样的荣誉）。

与斯巴达较量的开始

然而，刺杀僭主并没有废除现行政权，因为希庇亚斯仍然是雅典的领袖，行使着更加专制的权力。如果说哈尔摩狄奥斯和阿里斯托革顿的行动对雅典政制没有影响，那么它至少激起了贵族反抗僭主政治的开端。对此，希庇亚斯强化了他的政权，并将所谓的阴谋者流放。就在那时，阿克密尼德·克里斯提尼(Alcméonide Clisthène)率领流放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多次试图夺取政权，但都未能成功。因此，他和他的支持者寻求强大外国势力的支援。

事实上，是斯巴达导致了僭主政治的垮台。公元前510年，在一次以失败告终的海上探险之后，斯巴达国王克利昂米尼从陆路入侵了阿提卡。在用重装步兵部队击败了一支前来援助僭主的色萨利骑兵之后，他开始围攻雅典卫城，起初未能成功。他们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却没能攻占一城一池。不过，幸运女神终于对斯巴达人展开笑颜，当希庇亚斯试图将家眷带出雅典时，他们被拦截下来。于是，希庇亚斯被迫撤退到远在赫勒斯滂的冬宫终老。

斯巴达人用“善治”(eunomía)为他们的武力干预作辩护：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与僭主政治作斗争的使命。然而，他们对雅典的进攻也可能有地缘战略的原因。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了一系列相当不平衡的联盟之后，斯巴达国王可能更愿意转向地峡以北较弱的敌人。

雅典人克里斯提尼在僭主政治倒台中的作用仍有待阐明。根据希罗多德的《历史》，阿克密尼德家族为重建德尔斐神庙做出了贡献。他们因此赢得了阿波罗的青睐，而阿波罗的神谕曾一再坚持地劝告斯巴达人将雅典从僭主手中解放出来。

克里斯提尼当然不是斯巴达人要找的傀儡。他勇于直面政治对手，无疑将成为崭新世纪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梭伦立法乃至庇西特拉图统治的启发下，他的政治改革朝着民主又迈进了一步。

公元前6世纪的落幕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恰逢雅典与斯巴达的命运最终交会的那一刻。两座城邦之间的冲突和结盟将持续约50年，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后不久开始的一场终极武力对决。

档案：建筑与雕塑

古风时期出现了新的风格规则，无论是雕塑还是建筑，都宣告并促进了古典时期的艺术大发展。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对阿喀琉斯的武器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在他的盾牌和胸甲上还刻有许多图案：宇宙、环绕大地的海洋、四季、富饶的大自然、一座和平时期的城市和另一座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狩猎场景和田间劳作等。对此，诗人发表了文明史上的第一次艺术批评，描述了农耕场面的现实主义：“在他们的脚下，大地变成黑色，像一片被犁过的田地——这是一种美妙的艺术！”

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学宣言，颂扬艺术家创造再现现实场面的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希腊雕塑艺术以其和谐感与比例感，追求超越物质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留给古典时期一种艺术典范和美的理想，从而启发了后来所有的西方艺术。

但希腊建筑和雕塑不仅告诉我们希腊文化的审美标准，它们还更广泛地显示出希腊人与其神灵之间的关系，因为希腊艺术作品最常出现在宗教领域。特别是象征希腊艺术的神庙，位于艺术史和宗教史交叉的十字路口。

在古希腊艺术的诸多元素中，显然有必要强调因长期与腓尼基人交往而渗透到希腊人想象中的东方图案。在阿喀琉斯之盾上，宇宙的表现以及和平与战乱城市之间的对比，反映了观察世界的视野，这是东方化的元素。

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例如狮子，则是亚述人王权的象征；例如可怕的蛇发女妖（长着蛇一样的头发和锋利的獠牙）和杂交生物；例如狮鹫（长着翅膀的狮身鹰首兽）或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女像），是恐怖的象征。这些图案都借鉴自东方，经希腊人根据自身感受加以改编。

希腊狮身人面像

狮身人面像（或者狮身人面女像，因为它有着女人的头部和胸部，身体是长着翅膀的狮子）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它具有象征意义，出现在希腊雕塑和陶器上，通常栖息于柱顶。它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保护着神圣空间和墓地。

根据神话，驻守在底比斯入口处的狮身人面像向过路的旅行者抛出一道谜题。那些未能揭开谜底者都被判处死刑。当俄狄浦斯出现在狮身人面像面前时，被问什么动物先是四足行走，然后两足行走，最后三足行走。俄狄浦斯回答说是人，一开始是婴儿，然后是成年人，最后是老人。然而，他对狮身人面像的胜利标志着其悲剧命运的开始。

来自提洛岛勒托神庙的石狮圣道（约公元前600年—公元前575年），让人强烈地联想到来自卡纳克(Karnak)的狮身人面像大道（约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560年左右，纳克索斯居民在德尔斐神庙安置的大理石制狮身人面像，就是这种有东方影响的例子，还有在墓顶看守着生死边界的美人鱼。

就像《伊利亚特》的叙事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描述，古风时期的特点即在于对两者的表现。人类与神圣事物的联系纽带以及他们想象自己神灵的方式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特别是希腊人为神灵建造的住宅，即神庙。

建筑

希腊神庙是城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凝聚力是古风时期出现的社群新组织的基础，建筑的主要目标是为神祇提供一处居所。在城邦兴起之前，众神的居所可能与凡人的居所并无太大区别。这座神庙可能是按照正厅或迈锡尼王座室的模型建造的，里面有神像和供品——最初是为了纪念神灵的普通餐点。一个外部祭坛和一面围墙构成了整个圣所。

两个献给赫拉的圣殿分别位于科林斯湾的佩拉霍拉(Perachora)和阿尔戈斯，展示了建筑的演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微型建筑形象的黏土祭品——可能是神庙的复制品，只有一个房间供奉着神像。

这一间是“naos”（希腊词来源于一个动词，意思是“居住”，在法语中引申出“中殿”这个词）。其建筑包括一个由两根石柱支撑的门廊，以及一个有两个斜坡的屋顶。佩拉霍拉赫拉神庙的设计特点是包含一个圆形的后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殿的尺寸不断增加，很快呈现出矩形的形状。

由于希腊人曾在尼罗河三角洲尤其是瑙克拉提斯(Naucratis)殖民地行商，他们可能受到了宏伟的埃及神庙的启发，从而建造了他们的神的家园。这些神庙的比例呈现逐渐放大的趋势。随着神庙规模的扩大，在其周围有一排柱廊和一座前厅(pronaos)，因其在中殿(naos)之前而得名；还有一座位于后部的后殿，用于放置祭品。最初，神庙建造者并没有使用大块的石头或大理石，而是在石头底座上使用更柔软的材料，例如，土坯或木头。

著名的多立克柱式和伊奥尼柱式——科林斯柱式是后期变体——出现得较早。在这个没有拱门和拱顶的建筑中，神庙的基本元素——基座、柱子和柱顶——决定了它属于何种柱式。几乎没有不遵守规则的建筑。

一般来说，多立克柱的特点是一个柱身（有凹槽）直接置于基座上，上面是一个简单的柱头，由一个盆状的石垫和一个四边形柱冠组成。伊奥尼柱的柱身更高更细，位于柱础上，顶部有涡形装饰的柱头。多立克式神庙楣板的特点是雕刻精美的排档间饰，以及三角槽排档（三竖线花纹装饰），而伊奥尼式的楣板是连续的。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如果科林斯城没有被摧毁后重建，那么最古老的多立克神庙的遗迹很可能已经在那里被发现了。尽管没有直接痕迹，但似乎多立克柱式确实是科林斯柱式的“再发明”，它传播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多利安领地），继而传播到整个希腊大陆，更远播到大希腊各城邦（在殖民期间，科林斯积极参与其中）。在所有这些地区，神庙都仿照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建造，其柱子最初是树干，诸如科西拉岛（今科孚岛）、塞利农特（西西里岛）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帕埃斯图姆（意大利南部）的赫拉神庙以及科林斯的阿波罗神庙。科林斯的阿波罗神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它是希腊大陆保存较完好的神庙之一——但雅典的帕提侬神庙的历史则更加悠久，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

古风时期的神庙：多立克柱式和伊奥尼柱式

神庙的新功能使其成为向市民开放的社群生活中心，促成了一场伟大的建筑运动的诞生。围绕共同的原则，出现了两种风格：多立克柱式和伊奥尼柱式，两者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和情感。1 多立克柱式，兴盛于欧洲大陆和西部殖民地（如西西里城邦塞利农特的神庙，如上图所示），朴素庄重。多立克柱式的特点是柱身有凹槽，无柱础，上有柱头。柱头由隆起的圆形石垫组成，上置一块正方形板——柱冠。柱子支撑着柱顶盘，柱顶盘包括光滑的额枋和饰有三角槽的排档，以及排档间饰的檐壁。2 伊奥尼柱式出现在小亚细亚富裕的希腊城邦，其规则没有多立克柱式那么严格。但它气质优雅，极具观赏性。伊奥尼柱式有用凹凸造型的线脚来装饰的柱础，柱身呈圆柱形，柱身上刻有凹槽，凹槽之间由纤细的平条线脚隔开。柱头饰有受植物图案启发的涡形装饰。

在爱琴海的另一边，小亚细亚的西海岸，伊奥尼风格（因其起源地区伊奥尼亚而得名）无疑成型较晚，但更为壮观。公元前7世纪末，在萨摩斯岛依照伊奥尼风格建造了一座献给赫拉的神庙。该神庙长100英尺(hecatompedon)，成为后来希腊建造神庙的典范。

奢华之风从东方邻国传到希腊，反映在诸如狄迪玛的阿波罗神庙等建筑中。阿波罗神在那儿有一处神谕圣所，或者著名的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献给阿波罗的妹妹阿尔忒弥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罗多德记述说，邻国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ésus)富可敌国，资助建造过一些柱子。这座神庙的宏伟壮丽及其在希腊建筑史上的重要性为其赢得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地位。

古风时期具象雕塑的演变

许多真人大小的雕像，甚至尺寸更大的雕像，都可以追溯到古风时期。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习了这门艺术，然后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些作品逐渐演变为对人体越来越非程式化的描绘。它们被涂上鲜艳的颜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雕像逐渐褪色。

1 尼坎德瑞的科拉 公元前7世纪（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阿尔忒弥斯的这个可能的代表（因为发现于提洛岛的阿尔忒弥斯神庙）因其硬度让人联想到木雕神像(xóana)。

2 欧塞尔夫人 约公元前620年（现藏于卢浮宫博物馆），晚于尼坎德瑞的科拉，这尊雕塑凸显了人物动作，人物的手恭谨地放在胸前。

3 克利奥比斯和比顿 约公元前590年（现藏于德尔斐考古博物馆）。这两个人物的形体僵硬（握紧拳头，一条腿略微前伸），反映了受到埃及雕塑的影响。

4 穿着佩普罗斯的科拉 约公元前535年（现藏于雅典卫城博物馆），细腻的脸庞和精致的发型与盖住身体的紧身衣着形成鲜明对比。

5 阿纳维索斯的库罗斯 公元前530年—公元前515年（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由克罗伊索斯（雕塑家）制作的大理石作品，证明了古风时代末期雕塑的进步。

雕塑

神庙的建造与雕塑的发展息息相关。它的艺术原则也确实在古代时期得到了定义。如果按照前文转述的荷马的观点，对于一个艺术家（手工艺者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在希腊特别模糊），最好的赞美莫过于承认和赞扬他赋予石头或青铜等没有生命的材料以生命活力的天赋。毫无疑问，希腊人最能回应这一巨大挑战的就是雕塑。

传说中传统故事提到了在神庙中备受崇敬的木雕神像。但遗憾的是，没有复制品流传下来。这种类型的物品很可能演变成称为“kouroi”（单数“kouros”，意思是“年轻人”）和“corai”（单数“corè”，意思是“年轻女孩儿”）的还愿雕像。

如今已知最古老的希腊大理石雕像（约公元前650年）说明了从一种雕刻技术到另一种雕刻技术的过渡。这是一个高2米、宽仅17厘米的女性雕像，由一个名叫尼坎德瑞的小女孩儿（“尼坎德瑞的献身”，铭文如是写道）从纳克索斯岛带到提洛岛，作为对阿尔忒弥斯女神的祭品。与《欧塞尔夫人》（约公元前620年）一样，这尊尖头束腰的雕像属于“献祭风格”。这件作品的名字来自神话中的工匠和发明家代达罗斯，他的雕塑非常逼真，据传，“要用链子锁住以防它们逃跑”（柏拉图，《美诺篇》，第97节）。

然而，雕塑人物的动作仍然只是被勾勒出来，以抬起手臂或向前伸腿的形式为主。直到公元前6世纪，古风时期的雕塑日臻成熟，动作才挣脱出此前的范例。按照惯例，年轻男女大多呈现为裸体，有些则穿着佩普罗斯，与前一时期的解剖学般的严谨性相比，显示出一种进步。几乎所有人物都迷人地噘着嘴，显露出“古风式的微笑”。这种活力与高贵相结合的表达方式在古风时期的艺术杰作之一《穿着佩普罗斯的科拉》（约公元前535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一个世纪的跨度里，青年男子雕像经历了从库罗斯到埃菲比的演变。库罗斯受古埃及雕像的影响，姿势庄严呆板（双臂下垂，拳头紧握，一只脚前伸），尺寸超出真人；而埃菲比则逐渐放弃这种正面形象和僵硬形态。比如公元前590年左右的克利奥比斯和比顿双生子雕像，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他们搭上了他们的母亲——赫拉的女祭司的战车，带领赫拉前往圣殿。对于这一高尚之举，赫拉以温和的死亡来奖励他们。这一行动的力量和高贵体现在作品的宏大和超人的性格中，赋予其美感。

但美学逐渐演变为与身体和谐运动之美联系在一起。古风时期的雕像不会尝试模仿动作。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荷犊者像》(Moscophore)描绘了一位供奉者，肩上扛着一只小牛犊，左腿微微前伸，仿佛在行走；还有著名的《让柏的骑士》(Cavalier Rampin)，他轻轻歪着头。《让柏的骑士》发现于雅典卫城，此人身份究竟是狄俄斯库里兄弟其中之一（宙斯之子）还是雅典贵族，我们不得而知。

用石头记录的愿望在神庙的三角楣中找到了理想的支撑。神话人物的大小和位置按照完全占据这个严格划定的三角形空间绘制。有时会加入适合于角落的图案，例如，蛇尾怪物或倒地的战士。在这些三角楣上，雕刻家描绘出了希腊人迄今为止只停留在想象中的故事：珀尔修斯和美杜莎的故事、特洛伊战争、奥林匹斯诸神或赫拉克勒斯等英雄。

正如荷马史诗象征着文学史的曙光并且孕育了后来希腊文学的萌芽一样，古希腊的雕塑艺术以其光辉和力量宣告了雕塑在下个世纪的完美定位。正如我们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视为文学丰碑，我们也不应仅将古希腊艺术视为探索阶段的试验品。恰恰相反，这一时期所有作品的原创性和丰富性都值得被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