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终期将至

本书选择了几位生活在政治乱局中的文学家，探讨他们的世界观、精神状貌和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困境。本书探讨的作品，其创作的时代属于中国历史上通常被称作“中古早期”，包含公元2世纪早期到5世纪晚期。由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一般通常具有复杂性。本书将聚焦于研究选定作品的作者对“终末”问题的共同关注。

中国中古早期的政治气氛大抵是知识分子极度焦虑的成因。尽管汉光武帝（25—27年在位）从王莽（前45—23）的短命新朝（9—23）手中光复了汉室皇权，但东汉后半期却经历了中央集权的衰落至解体。其时皇帝年幼不能亲政，于是太监、皇太后、权臣、军阀、宗教领袖和四面八方的起义军首领纷纷开始争夺政治权力。而当中一些力量强大的政治人物如董卓（卒于192）、曹操（155—220）和刘备（161—223），选择了跟王莽一样的道路，图谋篡夺或恢复刘汉政权。这一背景进一步助长了谶纬的盛行，谶纬思想及其产物于是便成为了一些野心家散布君权神授思想的凭据，借以篡夺皇位。此外，政治动荡也推动了佛教和道教的迅速发展。在这些早期宗教运动中，传统阴阳五行之说起到了重要作用。[1]这些新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政治动机的。例如早在东汉，神圣化的老子（传统认为生活在前6世纪）显灵，在平民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并且对那些身处政治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儒家方面，对所有投身于仕宦的人而言，在创作活动中坚持忠和孝的虔诚，仍然是一项关乎教化的重要任务。大致在同一时期，佛教开始进入哲理论述和文学创作中，至东晋而蔚为大观，并构成了当时大部分成为政治阴谋牺牲品的文人，其哲思和诗歌的重要成分；而谢灵运则把这一时风发展到文学的顶峰。

汉代的衰亡标志着中国南北分裂时代的开始。在汉朝之后的许多短命王朝中，政治斗争从未停息。由曹操及其子曹丕（187—226；谥魏文帝，220—226在位）创建的魏朝，国祚仅享四十五年（220—265），它并未能统治汉帝国的所有疆域，因为部分地区由两位逐鹿问鼎者划土而治，这就是蜀汉（221—263）和吴国（222—280）。代魏而立的西晋（265—316）于太康元年（280）平吴后统一了全国，但这次统一却是短暂的，只维持了三十六年。西晋宫廷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腐败、争斗和政变演化成封建诸侯之间的杀戮和战争。这些战争引发了来自北方的外族的入侵，内乱与外患最终打垮了这个王朝。于是中国再次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大致在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起初由流亡的晋朝权臣维系着，他们实际上掌握了统治权力，并且通过建立东晋确保了政权的延续。在被军阀刘裕（363—422；谥武皇帝，420—422在位）推翻之前，这个新的小朝廷在南方生存了一个世纪。

生活在如此政治恐慌当中的一个人如何能感受到安全呢？本书所论及的大部分作家经历了不止一个朝代，当中有些不时会选择隐居避世。例如皇甫谧（215—282）拒绝接受晋朝的征召任官；陶潜最终决定归隐是要抽身于恶浊的尘网。谢灵运隐居则是为了抗议他在刘宋新王朝中被降爵并削弱贵族特权而作的一种姿态，但他的不满和愤怒最终使他付出政治迫害和被处死刑的代价。谢灵运和本书讨论的大多数作家皆死于非正常的因素，如孔融（153—208）、嵇康（223—262）、陆机（261—303）、范晔（398—446）、欧阳建（卒于300）和鲍照（414—466），不是被处以死刑，就是死于战争。尽管阮籍得以善终，但他努力抑制他的伟大志向、愤怒和对所处时代腐朽现实的失望，通过佯狂醉酒来避祸全生。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觉察到无助、沮丧、悲痛和绝望的元素。当这些情绪受到当时流行的新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刺激时，在多变复杂中融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它见证着、体现着人对死亡和必死命运的一系列反应。这种新型的文学主题大致可以用“末世论”（eschatology）这一术语来进行观照，从多个层面观照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人必死命运的关注。本书探讨的作品着重针对个人的终末、王朝的终末、身后名的终末，以及人在广大宇宙体系的位置等问题。这些关注见于单篇文学作品中，往往呈糅合状态；因此我们将尝试通过对这一时期著名作家作品的语境和互文分析，对这些思想作重整和考察的工作。

对于死后延续的关注显著体现在更早的诗歌，尤其是仪式诗歌，如那些汉代之前颂体类和《楚辞》的部分作品；但是，在汉魏时期出现了更为个人化和非仪式性的终末观，这种新趋势与早期的“宗教”诗歌明确区别开来。诗歌传统的这一新发展通常关注的主题包括：天启（apocalypse）、启悟（enlightment）以及对于死后不灭的追求，其实现途径有属儒释道诸家思想的。这种执着所关注的是死后的境况，所涉及包括个人的、准末世论的、宗教意识的以及社会道德的各个的层面。这些关注以何种方式来表达，取决于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取向，如对佛教义理的接受，对演化中的道教文化的认同，以及对传统儒家价值观和发展的文化图景的持守。

本书的每一章，各就个体作家对于终末论的独特观点作聚焦分析。尽管关注点主要在阮籍、陶潜和谢灵运的诗歌（第三章至第六章），但当处理一个具体论题，我们的讨论将会涉及其他相关作品，以相互印证发明。除这些诗人之外，其他诗人如张衡（78—139）、嵇康、陆机和鲍照等，在轻举远游、反思自省、怨生悔疚以及自挽自悼的诗歌传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抒情主题尽管都植根于或指向对现实的失望，但它们却与公然的社会批判关系不大。

在着手研究这些诗人之前，本书的第一和第二章先审视一下道德政治如何致使两位历史人物在文学书写中被毁掉和“重生”。王逸（活跃于89—158）除了因有感于时局腐败而撰写了政治伦理学论著之外，还以诠释学方法编注了《楚辞》这部集子，其主要关注点是重新确立对著名的流放诗人屈原（传统认为约前339—约前278）的尊重。对王逸来说，屈原的自尽和王逸本人对这一行为的赞颂都是一种忠诚精神的终极表现。从王逸著作中所见，王逸对于道德极度关切的态度，源自他致力于挽救他所认定的屈原生命的真正意义，而这一意义却由于班固提出的过度批评而近乎被遗忘。对王逸来说，这种遗忘是他所处时代存在于朝廷中的妥协态度的一个标志。王逸的论证思维和方式与班固一样，同是基于儒家思想和阴阳关联理论。通过挽回和发扬屈原的榜样作用，王逸的著作包容了有关王朝盛衰的复杂观念。

同样对于道德的关切态度亦见于第二章关于《孝女曹娥碑》的分析论述中。这篇耐人寻味的碑刻文字的传世归功于东汉时任上虞令的度尚（117—166），他嘱门人邯郸子礼撰文，将一位随父投水而死的女孩塑造成供后世效仿的典范形象。围绕女孩自沉和度尚立碑纪念的传说揭示了一种焦虑，那就是，优秀的模范可能被毁灭掉。为了提升其正统性，邯郸子礼尝试援引《诗经》一类儒家经典以及刘向（约前77—约前6）新近确立的权威《列女传》。女孩由此被“拯救”并获得了“新生”和“永生”，成为了一个贞洁和孝道的偶像。

这些对于人世无常的直接的和道德的反应成为阮籍、陶潜和谢灵运更为复杂的诗歌的重要背景。这些诗人都从《楚辞》里想象天界遨游的细节描写中得到养分。第三章探讨阮籍在其追求绝对超越的诗歌中所传达出对死亡现实的态度。论述中采取新的视角审视其作品，借用了西方天启（apocalypse）的观念，在其作品中找到了一些大致对应的元素和概念。我们把阮籍作品放置在他所处时代的思想趋向进行考察，这些趋向包括：有组织方式的老子神化和崇拜、《太平经》中关于“承负”的讨论，早于或与阮籍同时的道教和佛教经典中世界毁灭的相似描述。

第四章讨论陶潜，他自觉误落仕途，并决定退出“尘网”，但又十分担心身后的毁誉。面向后世的读者，为他的选择辩护，成了他诗歌的一个主题。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以他给自己葬礼所写的作品作为主要文本，考察他对文学不朽的追求。陶潜对于他的肉身生命必然终期于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既反对由慧远（334—416）及其信徒鼓吹且盛行一时的“神不灭”论这个宗教信仰，同时他又努力为自己在后世留下一个不朽的名声。其方法之一是，将他自己列入其诗中所称颂的贤人名册当中。

对谢灵运来说，佛教启悟成为通向不朽的路线，因为大乘佛教认为每个人都有开悟的潜力。第五章的意旨在于对谢灵运创意诗学的形成作出新的解说，着重审视大乘佛教的顿悟学说在其创作生涯中所起的作用。继而又讨论谢灵运顿悟理论的重要思想根源是慧远，而非道生（355—434），从而论证以下问题：1、《大般涅槃经》传入、翻译和流布的时间；2、庐山僧团的教义差异；3、一阐提（梵文：icchantika；指断灭善根的人）亦可成佛的提法；以及4、谢灵运和慧远之间在特定术语上的相似之处。此外，我们也将对有关谢灵运诗歌的“瑕疵”构成——传统称之为“玄言尾巴”——的观点尝试作解说，认为谢灵运作为作家的名望、他的佛教知识、他在故乡始宁的山居的资源和他在那儿的活动，都是他诗歌风格构成的决定性因素。

本书研究的最后一个主题（第六章）是一种诗歌类型的演化，即以预期的、想象的而又非自然的死亡为主题的诗歌传统。这一主题在先汉和汉代先后采取骚体和乐府曲调《折杨柳行》等文学形式。较早以《临终诗》为题进行创作的诗人是孔融，此诗亦被引作《折杨柳行》。当诗中主人公得知自己的大限将尽，诗中聚焦于情感抒发这个独特的诗学传统，与那些依靠想象的死亡而创作的诗歌——如陶潜和陆机的作品，判然有别。此章致力于区分这两种不同的诗歌中的死亡书写及思考，从而提供分析谢灵运《临终诗》的理论和实践的新依据，此诗的主旨长期被诗中的各种异文所扰乱甚至歪曲，将之解读成一首佛教利他主义（altruism）和博爱主义（philanthropy）的诗性谈论。

我们在这些章节思考了诗人们在理想事功的追求破灭后的其他选择。为什么这些诗人依然垂名后世？而他们的作品仍传诵人口？本书的最后一章（尾声），通过对偶像原型角色——渔父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揭示出这些诗人们的内在意图。文学和哲学文本中对渔父和樵夫的传统描述出现得比较早，他们以为作者辩护的调解者或劝告者的典型角色出现，作用上跟莎士比亚笔下的傻瓜（Shakespearean fool）有几分相似。渔父这个人物角色随着不同时代趋势的需要，在不同语境中担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不断变化的文学类型显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同见解及不同的人生目标。这种二分法结构有助于理解终末诗歌的生成机制，它揭开了不断陷入隐居和出世之间微妙困境的诗人的高贵伪装：当一位隐逸诗人试图通过创作成就名望时，这种伪装在同时必然地被卸除。

（孙尚勇 译）

[1] 关于神谕的伪造和解读，参见Jack Dull（杜敬轲），“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Apocryphal （Ch'an-wei） Texts of the Han Dynasty”。关于天人思想，参见Tjan Tjoe Som（曾珠森），Po Hu T'ung。关于此期道教和佛教史，分别参见：Isabelle Robinet（贺碧来），Taoism；Erik Zürcher（许理和），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