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和《白虎通》的天地人思想

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奏上其关乎至治的《天人三策》，神谕的著作便在汉代统治阶层和士人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臣子辄将诠释自然现象与当代政局和道德基础之间关联的能力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才能。尽管王逸对屈原所持的立场与班固不同，但两人的著作中都有反映神谕的重要性，而且他们都受到董仲舒的影响。董仲舒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之大，乃至于他被后世视为汉代儒学的奠基者之一，例如班固就称他“为儒者宗”[21]。一如董仲舒的一些著作，《白虎通》在解释儒家学说时频繁援引纬书，印证了今日所谓的伪经（apocrypha）在那时的主流地位。在统治者的推动下——先后是光武帝和章帝，纬书对后汉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2]

下表取自王逸《楚辞章句》的引例并不一定直接从《白虎通》借来，但从它们的相似性可见二者同源。在大多数情况下，相似的措辞显示了二者共同的天地人感应思想世界观的标准信仰（按：括号内的数字，中圆点前是卷号，后是页码）。

在《白虎通》里，自然和超自然的现象被视作来自上天的信息；在讨论道德和治道时，王逸同样强调通过实践“道”来对抗有害的山精鬼魅。在《正部论》一段文字中，即见其天地人感应思想：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天下有道则众精潜藏。[23]

这种思想和写作风格源于董仲舒的著作，在纬书中也很常见。[24]引文的主旨是：朝政不好（也就是不循“道”）的主要因由在于阴阳失衡而招致天怒；这些精灵是传送坏消息的使者。

在《楚辞章句》关于气节的描述中，阴阳平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离骚》开篇数句所述的屈原生辰符合阴阳体系，并认为这是塑造屈原完美人格的因素。王逸对于屈原生日庚寅的意义作如此诠释：

《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寅为阳正，故男始生而立于寅。庚为阴正，故女始生而立于庚。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25]

此外，王逸把屈原个人修养说成是汲取了阴阳之精华。《离骚》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的诠释是：

言己旦饮香木之坠露，吸正阳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华，吞正阴之精蕊，[26]动以香净，自润泽也。[27]

基于木兰和宿莽等植物的天然本性，它们在诗句中被赋予寓意并以此进行解读。[28]前者“去皮不死”，后者“遇冬不枯”，这些德行在屈原身上得到了反映，据王逸看来是因为：

言己旦起升山采木兰，上事太阳，承天度也；夕入洲泽采取宿莽，下奉太阴，顺地数也。动以神祇自敕诲也。[29]

屈原本人的信仰与其殁后几个世纪王逸注中所说的天人思想可能相符，亦可能不相符。事实上，在《离骚》这个较为确定为屈原所作的文本中，[30]并没有提到“阴”和“阳”的概念。然而，王逸的观点似乎与他所继承的章句传统是一致的（参看下文），于是他声称自己对《楚辞》作品有“正确”的理解。他在传统以为是屈原所作的《天问》序言中写道：

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俾后学者永无疑焉。[31]

这种以儒家经典为准的的类似说法亦见于他的《离骚》序。[32]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到底吸纳了多少前人的评论，他自己又增补了多少内容，均已无从稽考。[33]然而他宣称采纳了前代的评论，那么他自己的评论与前人之说的融合，必定有其理据准则。

王逸在评注《离骚》“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一联时，进一步论证了屈原政治观点中的天地人思想：

言汤、禹至圣，犹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调和阴阳，而安天下也。[34]

王逸以为，政治领域阴阳之间的平衡意味着在忠诚的臣下（如伊尹和咎繇）和睿哲的君主（汤和禹）之间实现平衡。这种对政治事务的阐释反映了汉代的天人思想的一个方面，即阴阳关系和君臣关系之间的对应律。这种思想也见于《白虎通》，其中引用了纬书《春秋感精符》的话：

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35]

在另外一处文字中，《白虎通》也设定了一个看上去像数字命理学的概念：

臣阴，故数偶也。[36]

在这两段文字中，君被定位成太阳或阳，而臣则定为月亮或阴。阴阳二分及其在君臣之间的关联，成了王逸解释《楚辞》中出现的女性人物的理论基础。在《离骚》中，诗人本人以美女的角色出现，但遭到“众女”的嫉妒。王逸对“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一句作了如下解说：

众女，谓众臣。女，阴也，无专擅之义，犹君动而臣随也，故以喻臣。蛾眉，好貌。[37]

《楚辞》中的女性人物属于诗学传统中喻义式自况的早期形态。游国恩在其关于《楚辞》女性角色的讨论中，归纳出九种典型模式。[38]王逸或是其著述被吸收到《楚辞章句》中的某位不知名注家，把阴阳概念强加于《楚辞》中女性人物的解读中。这种思想可与《白虎通》中的两句话作比较：

火阳，君之象也。水阴，臣之义也。[39]

两段文字均表达了臣下之于君主的原理或规则，其形态应该是被驱使的和奴仆性的。违背这一规则意味着和谐的君臣组合的破裂，随之而来的便是对政治权力的篡夺。中国历史上其他大多数朝代中，统治阶层大都秉承着这个信念；而王逸的时代则将这种违背视作天谴的因由。比如杨震（卒于124）在延光二年（123）的一份奏议中，以为最近一次地震是阴阳失衡所致，以自然灾害的形式作警示。要恢复社会和谐，君主必须罢免强权大臣。他说：

臣闻师言：“地者阴精，当安静承阳。”而今动摇者，阴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官盛于持权用事之象也。……唯陛下奋乾刚之德，弃骄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无令威福久移于下。[40]

这种信仰源自汉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现状，而实际上我们很难找到自然灾害发生的其他原因。[41]在汉前和汉代政治史语境中，阴阳和谐是一个共同目标。以下引述陈忠（卒于125）于汉安帝（106—125在位）年间，约110年代晚期或120年代早期提呈的一份奏议，进一步反映这种信仰在王逸同时代人当中普遍存在：

臣闻《洪范》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肃，貌伤则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为君上威仪不穆，临莅不严，臣下轻慢，贵幸擅权，阴气盛强，阳不能禁，故为淫雨。[42]

《离骚》最初写定之时，这种完备的以天人思想为本的喻义应该是不存在的。这些解读方式在《离骚》写定后几个世纪才出现，王逸等注家按照当时流行的阴阳思想和天人学说的政治学理论，将这一信仰强加于作品中屈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