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值与意义

对历史的认知、文化的理解有不同方法与路径。中古时期的中国，佛教居于主导性地位，因此透过佛教史研究，能够触及当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是研究文化、理解社会的“学术之道”之一。

本书以整体观为统领，按照“呈现、认识、理解”这一基本路径，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以学术史、佛教与社会文化、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三大板块，呈现中国西南边疆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佛教信仰。始终围绕“南诏大理五百年历史，是唐宋时代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南诏大理佛教是中国地方佛教，它具有地域特色，更有中国佛教的普遍性意义”这样一条思想主线，不囿于一经一典一事一物的讨论，不搞“以小见大”概而论之，而是以整体论思想与方法，融通各种材料与观点，从基本史料出发，力求完整、全面、系统地说清楚“什么是南诏大理佛教”，并阐明“南诏大理佛教为什么是这样”两个基本问题。

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无论对深化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径研究，还是佛教中国化的多样性讨论，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共创中华文化、共育伟大精神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历史上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历史上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的文化，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宗派的佛教，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加强对包括南诏大理在内的边疆地区古代佛教信仰的研究，彰显边远地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与意义，可以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历史、思想、文化三个维度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三十》玄宗开元二十六年九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6836页。

(2)　〔宋〕欧阳修、〔宋〕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267页。

(3)　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一，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4)　以佛教治世，以佛法教化人民的方略，本于印度教与佛教的转轮王传统，佛教密教化以后，转轮王常以“佛”或“菩萨”的面貌统治世间，“佛王”因此便有了“皇帝菩萨”“菩萨天子”等称号。《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瑜伽观行仪轨》说：“修瑜伽者自身现本尊观自在，等无差别，如彼镜像不一不异。”金刚顶亦称此莲花部修行法为“佛顶轮王”或“金轮佛顶”的观法。这就是金刚顶派“佛即是王”或“王即是佛”的佛王信仰基础。详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九章《南诏大理的佛教建国信仰》，商周出版社，2003年，第431页。

(5)　参见〔英〕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保罗·巴恩（Paul Bahn）主编，陈胜前译：《考古学：关键概念》之《仪式与宗教考古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7—49页。

(6)　古正美：《再谈宿白的凉州模式》，《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

(7)　郑师许：《印度考古学发达史》，《考古》，1935年第2期。

(8)　参见宿白：《中国佛教石窟寺遗迹——3至8世纪中国佛教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10年；温玉成：《中国佛教与考古》，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澎湃新闻，2021年2月3日。

(9)　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第17—18页。

(10)　朱强等：《面向泛在信息社会的国家战略及图书馆对策研究》，《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年第1期。

(11)　王晓光、陈孝禹：《语义出版：数字时代科学交流新模式》，《出版科学》，2012年第4期。

(12)　李东红等：《“政策推动+科技革命”对高校图书馆的叠加效应》，《图书情报工作》，2019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