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本书的构思与写作建立在对大量文献资料的爬梳、分析的基础之上，因此对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全面地综述有重要的意义。在本书所依托的文献资料中，已经出版的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史料集是主要部分。本书力图通过对大量公开出版的资料集、著作、论文等材料的阅读、整理和分析，并借鉴学术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概念进行界定；梳理和论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社会保障发展演变的过程、发展概况，进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得出相关的历史结论，总结经验教训，以期为之后各个时期的社会保障良好、有序发展提供借鉴。现将查阅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梳理、综合评述如下。
1.2.1 原始史料
傅斯年曾经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本书研究参考的原始史料来源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档案材料、当时公开出版的报纸以及抗日根据地所在地相关机构出版的各种史料集。
本书研究过程中参考的档案材料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抗日根据地所在地区档案馆的馆藏材料，这些一手材料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社会保障、政权建设以及关于民生的措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另外，满铁作为当年日本的“国策会社”，在其解体时遗留了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材料中包含了满铁调查机构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调查以及对于国民政府的调查。例如，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关系诸问题；晋北自治政府管内经济资料；社会保险关系法规等。这些材料对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抗日根据地边区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满铁调查部进行了“中国抗战力调查”，形成了《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该报告从两个方面阐释了对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认识，“首先，从中国以分散落后的农业经济为主的特点入手，提出农村可以不依赖于大城市而独立存在及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其次，提出根据地的重要性，即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是持久战，因此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根据地问题”[9]。《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用最大的篇幅从抗战力的角度论述根据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民众动员时间早、影响大、效果好。满铁在抗战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的观点。例如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尾崎秀实在《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中提出“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是如何地倾注深刻的努力抓住广泛的农村社会”（《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10页）。另外，1941年9月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调查，总结为调查报告《陕甘宁边区こ於ケル农村经济ノ二、三ノ问题》，1941年12月满铁华北经调所撰写了调查报告《岚县地方经济状况并に共产党工作概况调查报告》，1942年1月满铁上海事务所在调查的基础之上撰写了《清乡地区内ニ於ヶル新四军ノ概况ト之カ对策ニ就テ》。满铁调查部对中国抗战力、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抗日根据地的调查的本质目的是为日本制定侵略政策服务，但是也为更加全面的认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地位、作用以及财政经济状况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对于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申报》和《大公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发行量比较大、影响比较广泛的报纸，记录了当时对社会影响巨大的事件，同时对一些微观的事件也有记载，对这些报纸的深入阅读及研究有利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形势以及各种政策和措施。《红色中华》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对于土地革命时期的重要事件、党政方针有详细的记载，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抗敌报》1937年12月创刊，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报社编辑出版，1940年改名为《晋察冀日报》，详细地记录了晋察冀边区的史实。《战线》1938年创刊，是晋察冀省委机关刊物。《抗战日报》1940年9月创刊，是记录晋绥根据地的重要报纸。《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报纸。《胜利报》1938年5月创刊，初为晋冀特委机关报，后成为晋冀豫区委机关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办的《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张铅印报纸。另外，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敌报》《拂晓报》《江淮日报》，华南抗日根据地的《东江日报》《前进报》等，对本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这些报纸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发展的面貌，特别是社会生活的变化，其中包含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对于了解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方针以及基本的历史活动有重要的帮助，一些微小的信息弥补了史料集等宏观文献的缺失。这些报纸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由于信息量比较大，要充分挖掘这部分史料的价值，必须进行仔细地甄别、筛选。
写作过程查阅到的史料集包括以时间作为线索的综合性史料集，例如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江西省档案馆主编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江西档案馆选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淮南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编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江苏省档案馆主编的《苏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史料集介绍了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活动以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对这种史料集必须要仔细阅读，从庞杂的资料中找到与本书相关的史料。
另外还包括以内容作为线索的史料集，例如陕西省档案馆、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三联书店出版社，1957年版），这些史料集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线索，对于理解劳动保护、社会救济等内容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韩延龙、常兆儒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可以查阅根据地的各种法律文献。雷志华、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对于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有重要的帮助。另外一些文件选编对理解当时的政策方针有重要的作用，例如《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
以研究主体作为线索的资料集有工人运动资料集、妇女运动资料集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编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战士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资料比较集中、专业，可以帮助笔者对社会保障中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理解、升华。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是中央档案馆和东北三省档案馆联合编纂的大型档案史料汇编，这部史料系统汇编了1923年至1945年间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团体形成的档案资料，内容丰富、系统，真实可靠，反映和再现了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史实，特别是领导东北人民进行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武装斗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东北党史、革命史和东北现代史的宝贵资料。《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对于理解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后勤保障的发展，形成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历史基础的完整模式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1.2.2 相关论著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对本书的撰写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张闻天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亲历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这些人的文选、年谱及回忆录等资料，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基本状况。对这些论著的深入阅读和整理对于从宏观上了解当时的历史形势有重要的帮助。
郑功成的《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对社会保障理念、制度及其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理性的概括和思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模式、经验教训进行考察。刘燕生著《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保障理论的诸多体系，分析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障模式的形成演进、历史作用、面临的问题以及改革的走向，并对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探讨。这些关于社会保障基本理论的论著对于笔者理解社会保障的概念及内容有重要的意义，相关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保障的理论对于本书理解抗日根据地时期的社会保障有重要的作用。
黄惠运著《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保障的著作，是较前沿的研究成果，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为研究对象，微观切入，对其社会保障的概况、特点、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介绍及总结，分析了与中央苏区社会保障密切相关的社会动员、妇女解放、社会教育、财政审计、互助合作等内容。该书论述清晰、深刻，史料翔实，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的结构构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体史料对于理解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帮助。
清庆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状况，主要包括这一时期的敌占区的殖民地经济、国统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和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七七事变前的中国经济情况也有介绍，内容比较全面，资料比较翔实。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依据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论述，分为抗日根据地创建初期、相持阶段、战略反攻时期的经济。
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齐鲁出版社，2006年版）首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近代社会保障立法的概况，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提供了基本架构，符合中国近代社会保障立法的实际情况。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考察了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从民国社会救济立法、社会救济设施、社会救济思想、社会救济体制、社会救济措施，到社会救济的绩效和水平等，都作了具体的考察。刘荣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事业研究》（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全面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保障事业运行状况、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历史局限性，论证周密严谨，文字表达准确到位，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
张希坡著《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论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工运纲领和劳动立法史的专著。以根据地的劳动立法为研究对象，着力于革命根据地劳动立法成就及其经验教训的研究与总结，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这对于本书分析抗日根据地劳动立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力图改变社会史研究重微观轻宏观的现象，填补社会史研究的空缺，把对社会史学科的理论认识，应用于历史变迁研究之中，力图描摹出社会存在的前提、社会构造、社会运行机制、社会运行状态以及社会变革的情况，以期对其发展规律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社会史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既有独特的客观存在实体为学科的对象，又有准确规范的概念，完整、清晰的研究范围，各层次、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对社会史研究著作的研读会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社会史这一宏大的命题之上。
夏明方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各个方面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揭示了自然灾害生成、演化的规律，它的特征及其在乡村社会层层扩散的过程，论述了自然灾害与人口变迁、乡村经济、社会冲突的关系，指出灾害源与社会脆弱性的相互作用。蔡勤禹著《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1927—194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陆仰渊、方庆秋著《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朱斯煌著《民国经济史》（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版），吴至信、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著作对于分析国民政府的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其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有重要的作用。
1.2.3 学术论文
对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史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成果丰富，现阶段对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已经转向了社会史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尚没有全面、系统研究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只是在某一区域、某一角度或从整体粗略地研究上有一些成果。一方面，很多学者考察了社会保障中的某一项工作，另一方面，某些学者从宏观的视角对某一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进行了研究。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比较充分的是社会救济的相关内容，由于抗日根据地自身的局限性，研究比较薄弱的是社会保险。
（1）对社会保障理论及概念的研究
中国社会保障发展历程漫长、福利思想多元、实践内容丰富、制度模式独特，将现代社会保障理论与历史发展结合的研究范式是中国社会保障以及历史研究的新的突破点。对社会保障理论的研究首先在于对历史视阈下社会保障概念的研究，郑功成在这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14年郑功成邀请丁建定、王文涛、王卫平、张文、林闽钢等多位社会保障学者与历史学者就现代社会保障与历史上的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问题进行了四次专题研讨，形成了原则性意见并达成初步共识。郑功成以当代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为参照，将历史概念与当前社会保障视阈结合，对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慈善以及家庭保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郑功成从宏观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保障历史发展的六大基本特征，认为“中国社会保障思想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保障自古以来贯穿着高度的国家（政府）责任，具有家国存于一体的特征；中国社会保障一直秉承等级差序与中庸之道的传统；中国社会保障自古以来是柔性传承，靠传统文化维系；中国社会保障对国家长治久安影响重大；家庭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10]。从历史角度对社会保障概念进行界定以及对中国社会保障史进行深入研究对于中国社会保障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周荣“从‘社会保障史’的视野，从更久远的时空维度对社会保障进行定位，同时从观念和操作层面正确处理这一概念的本土化问题”[11]，另外，他对社会保障史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社会保障史研究的深化和健康发展需要经历很大的视野调整，既不能以西方为中心，又不能停留于对中国特色的单向强调，而要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之中，依‘普遍历史’的眼光，在同一时间维度中对中西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思考，并通过历史实证研究，揭示中国社会保障演进的特殊道路”[12]。
赵世瑜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提出了整合的历史观，“整合的历史观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它是观察历史的两种视角的有机综合，整合的历史观时刻要求我们把一个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它们是怎样进行着相互间的调适，从而使社会能够正常地运行，这个整体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力量或因素在起作用”[13]。这种整合的历史观对于研究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梅哲从三个层面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保障思想，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保障为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思想[14]。周沛从社会保障的阶级属性、资金来源与建立原则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进行了初步分析，提出社会保障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既有本质属性各不相同的一面，也有某些具体方面相类似的一面[15]，周沛的观点既考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观的一般意义，又兼顾了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其进行深刻地分析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梅哲对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到1922年底，全国逐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以国家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各阶层群众广泛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人类发展史上，首次实现了工人阶级及其广大的劳动者享受社会保障并得到自己阶级专政政权下的制度保障”[16]。梅哲对列宁社会保障的研究立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全面、深入、透彻。王振宇理顺了列宁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出“列宁社会保障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列宁认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17]。
侯远潮认为毛泽东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保障理论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18]李静、柯卉兵对中国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毛泽东战争时期社会保障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求解放的政治诉求是毛泽东战争时期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实践的根本目标；为人民谋福利是毛泽东战争时期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实践的根本宗旨和核心内容。[19]对于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研究能够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期进行系统的梳理，针对性强，研究比较透彻。
（2）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综合研究
这类文章从总体上介绍了某一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综合性强，史料翔实，借鉴意义比较大。郭健对延安时期的社会保障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社会保险制度的一些有益探索，并概括了社会保障的管理制度，“延安时期共产党的工会组织在机构设置上和法律制定上发挥了特殊时期的特有作用，有力地保障了抗战后方的安定团结，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张丹对陕甘宁边区社会保障机构进行论述，分析了陕甘宁边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管理机构的具体演变，另外具体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赈济救灾及拥军优抗。胡国胜、董娟根据历史文献对特定时期的社会保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陕甘宁边区民政厅所掌管的社会保障有关的事务主要有：关于卫生行政事项，关于赈灾、抚恤、保育及其他社会救济事项，关于劳资及佃业争议事项。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概念的界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本书研究框架的确立。本书将从边区政府的赈灾救济、军人军属及老人妇女儿童的权利保护、卫生防疫体系和劳动立法保护劳工权益方面加以探讨。
蔡勤禹在对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史实进行论述的基础之上，对战时优抚、战时救济、战时福利、战时保险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总结出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这样一些特点：突出优抚；强调政府、社会、群众参与的主体性；寓社会保障于战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21]赵朝峰、李黎明从另外的角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工作做出了评述，分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政策的演变、构成及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基本经验：创造了群众性的社会保障模式；在具体救济措施上，反对平均分配救济物资；立足实际，实施积极的社会保障措施，注重开源节流；等等。[22]总结抗日边区政府社会保障的经验，对于现代社会保障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荣、汪小培对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的社会保障工作进行了论述，“鄂豫边区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渐趋完善的发展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战时社会保障的特点，在保障边区人民的基本生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战的长期坚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3]，对鄂豫边区社会保障发展过程的分析清晰、明确，通过阅读此文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鄂豫边区社会保障发展的基本情况。
（3）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专题内容的研究
对社会救助的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最充分的。高冬梅对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进行述评，对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自然灾害进行了简要介绍，重点论述了各根据地采取的救灾方式、方法，在论述中提出了消极救灾模式和积极救灾活动，最终根据地人民不仅战胜了一次次巨灾，而且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根据地生产自救的积极壮举具有移风易俗的作用；在救灾中，政府、军队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树立了军民共命运的典范。[24]这篇文章从宏观的角度对抗日根据地救灾工作进行了分析。高冬梅在另外的文章中对抗日根据地弱势群体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弱势群体既包括生理性的弱势群体，还包含后天例如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25]在此基础上，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弱势群体的出现以及救助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总结了经验教训。
魏宏运对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26]魏宏运的文章在同类文章中综合性强、史料丰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研究同类问题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张同乐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为研究个体，对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华北蝗灾进行了分析。胡惠芳对抗日战争时期苏皖边区的救灾渡荒工作进行了系统分析。苑书耸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灾荒灾情进行了概述，并分析了救灾措施。
陆玉、徐云鹏首先对各边区政府的优待措施进行了介绍，然后以时间为线索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进行梳理，将其分为建立阶段、徘徊阶段、成熟阶段。在分析社会优抚作用时特别提出了“军事社会保障工作的广泛开展，尤其是1943年以后各解放区掀起的拥军优抗高潮，再加上军队相应开展了有效的拥政爱民运动，教育官兵消除军阀主义影响，从而使人民群众更加相信和热爱自己的军队，使解放区军民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27]。任同芹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社会保障》中研究了同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社会保障，两种文章形成对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杜君、欧瑞撰写的论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优抚安置及拥军支前研究》，系统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优抚安置工作，认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积极开展军人优抚安置工作和拥军支前工作，改善军人及其家属的待遇，吸引了广大适龄青年参军参战，提高了战斗力，加强了军民团结，为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及抗战胜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8]。
对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是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内容研究中相对薄弱的部分，社会保险中被广泛提及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以及失业保险没有被系统地论及，只是在部分论述中对其进行了笼统地概述。吕伟俊、岳宗福对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保险立法进行了论述，“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保险立法几乎包括了现代意义上社会保险法的全部内容，医疗、养老、伤残、失业、生育和家庭津贴等现代社会保险项目都已被纳入立法范畴，而且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29]。这对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社会保险的总结和概括对于丰富社会保障的内容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管理方面向现代化迈进的努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劳动立法的研究比较充分，杨云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女工劳动立法分析》对女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劳动保护立法进行了分析。高学强《新民主主义革命政权的劳动保护立法》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劳动立法的历史考察》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劳动立法进行了历史考察。马举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劳动立法的转变》，赵岩、曾鹿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论从苏维埃劳动法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劳动立法的两次转变》，秦国荣《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劳动立法的演变及其启示》等侧重于研究历史形势发展对劳动立法的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实事求是对劳动立法进行调整。
抗日根据地的文教卫生工作属于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比较充分，在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方面现有成果主要以教育内容和教育对象为区分，王星慧《抗日根据地之贫童教育探析（1937—1945）》对抗日战争时期贫穷儿童的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钱文艳《抗战时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小学教育》，以抗战时期浙东根据地为切入点，对小学教育进行了分析。张玉玲和迟丕贤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妇女的教育及启示》中提出“在战争年代，农村妇女通过冬学、识字班、村学、民校等教育形式，简单的识字文化课的学习，达到识字明理，初步了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的基本道理，觉悟的农村妇女以各种形式参与、支持着战争，发挥出巨大的战争潜力，成为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30]。黄正林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分析了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关系，认为“民众在接受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逐步接受了中共政权为他们设计的政治行为模式、生产组织模式、社会组织和生活模式等，民众也逐渐脱离了旧政权的势力范围，因此，社会教育提高了民众和中共政权之间的亲和力，使中共逐步实现了对根据地乡村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31]。
关于抗日根据地卫生防疫的研究也逐步深入。王元周对于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卫生防疫措施进行了介绍，并深入分析了其作用，认为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新的卫生知识，改变了乡村旧的医疗卫生习惯，并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政治动员，亦成为抗战时期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并为解放以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32]。以上对于卫生防疫工作作用的分析比较全面、深刻，是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观点。李洪河、程舒伟对于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卫生防疫工作进行述论，“边区政府和军队从‘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的目的出发，采取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控住了各类疾病的流行，巩固了根据地的社会稳定，而且转变了根据地民众的卫生观念，增进了广大民众对边区政府和军队普遍的政治认同”[33]。
笔者进行了充分的前期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撰写并发表了论文《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优抚研究》，分析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优抚的内容、特点和作用，认为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优抚工作“主体全面，内容细致，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进行调整，逐步走向成熟”[34]。在劳动保护方面撰写并发表论文《中国抗日根据地劳动保护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劳动保护工作“以劳动立法为主的多样化保护手段；覆盖面广、保护内容全面、低水平运作；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实事求是制定政策及调整”[35]。这些研究内容属于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具体内容的研究，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4）对抗日根据地的比较研究
兰图在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社会保障事业比较研究》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社会保障政策，对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社会保障事业的具体内容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社会保障政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国共两党社会保障事业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以服务抗战、争取抗战最终胜利为根本出发点，都关注于社会保障立法，都具有战时性特征；国民党和共产党社会保障的不同之处在于两党制定的社会保障的政策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落实情况不同[36]，这对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共产党、国民党社会保障政策的概况以及双方社会保障政策的异同有重要的意义。
（5）对东北抗战后勤保障的研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人民开始了反抗斗争，其后勤保障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后勤保障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有重要的意义，体现了重要的研究价值。从严格意义上讲，东北人民抗战的后勤保障不属于传统意义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但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且对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的开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所以，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将东北抗战的后勤保障工作作为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背景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刘信君在《东北抗日联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实践与启示》中分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认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后勤保障，是一套区别于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后勤制度，主要包括生活保障、军械保障和医务保障，保障了部队的生存和作战行为，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37]。王惠宇的论文《东北抗日联军捐税征收问题评析》分析了东北抗联的捐税问题，“东北抗日联军，根据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征收土地税、木材税、营业税等各种捐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为部队的生存与发展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38]。王文对东北抗联后勤保障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但是对这一内容的研究现在还比较薄弱，研究成果匮乏，研究不够深入，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
1.2.4 相关外国文献综述
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研究。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1971），作为国外学者较早采用以单个根据地为中心的微观视角，通过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形态、农业经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描述，总结出了“延安经验”，并以“延安经验”来辐射整个中共革命的历程。Iwatake Teruhiko（1983）在Currency and Monetary Policies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A Case Study of the Chin⁃Cha⁃Chi Border Region（晋察冀辺区，CCCBR）and the Chin⁃Chi⁃Lu⁃Yu Border Region（晋冀魯予辺区，CCLYBR）中对于晋察冀边区金融业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井上久土（1984）在《抗战前期（一九三七—一九四〇年）陕甘宁边区之经济建设——以工业为中心》中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高度评价，“陕甘宁边区，以外来工程师及熟练工人为中心进行工厂的经营，同时各工厂和学校也进行了工业技术人才的训练，如难民纺织厂，到一九四一年为止，为应各地纺织厂之需，培养了二百余名熟练工人”。林达·格罗夫（1984）在《冀中地区经济文化与抗日斗争》中对冀中地区的经济文化与抗日斗争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半殖民地的生产和交换体系的形成，然后又由于这个体系的崩溃，冀中地区产生了使根据地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关于晋冀鲁豫地区的研究，美国学者拉尔夫·撒克斯顿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分析。谷川真一（1999）在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Danwei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中对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彼得·弗拉基米洛夫（2013）在《延安日记》中，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抗战时期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马场毅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分析，撰写了《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问题》，具体分析了山东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的来源等问题。国外学者对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研究成果侧重于对于经济、文化的研究，例如林达·格罗夫的论述将中国社会性质与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这些观点打开了中国抗日根据地建设研究的新的视角。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运动的研究。拉尔夫·撒克斯顿（1975）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农民生计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抗日根据地互助运动的地位及作用进行了分析，“在许多地方，互助组也是村庄的扫盲班、读报组、健康卫生组，通过耕种公有土地、设立公共粮仓等，成为所有村民的社会保险的源泉”。中生胜美（1993）撰文《华北农村的“街坊辈”与村落共同体》，在分析华北农村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联庄会会门工作取得的重大的成就以及重大的意义。内田知行（199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义仓经营》对于陕甘宁边区的义仓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其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义仓的区别，认为抗日根据地的“义仓是救济贫苦农民，特别是移难民的机关，而且义仓是在从民众中产生的基层干部——劳动英雄、乡长、乡支书、村支书、党支部书记等的指导下组织起来进行经营的，这与‘在地乡绅’即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支配下经营的旧中国的义庄有根本不同”，并认为这是边区义仓的最杰出的特性。波林·基廷（1995）撰文《抗日战争时期合作运动的剖析》，认为“一个以‘道德团结’为特征的村庄典型地拥有集体生活保险和福利机构给予蒙受生存危机的农民以援助”。国外学者对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运动的研究成果的共同特征在于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运动，认为其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以及军事意义，成为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辅助措施。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的研究。查默斯·约翰逊（1962）《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权》对农民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影响，对于革命过程中农民阶级的作用的观点同样体现在詹姆斯·斯科特的著作《农民的道德经济学：东南亚的造反与生存》之中。哲也片冈（1974）提出，“中共革命成功，主要凭借其现代化组织的强大的渗透和动员能力，利用抗日和统一战线作为号召，将一盘散沙的传统农民作为新式的革命群体，进行革命，强调了新式政党在改造、组织与动员方面的强大能力”。爱德华·弗里德曼和马克·塞尔登（1984）撰写了文章《抗日战争最广阔的基础——华北根据地动员民众支援抗日的成功经验》，认为“民族主义，作为革命的一个动力和统一力量，是由触及农村生活结构的党的改革纲领所形成的，反过来又形成了改革纲领本身”。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院L·毕仰高（1995）在《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中对西方观点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这一文章介绍了西方关于中共的农民动员政策的一些观点，部分存在偏颇之处，作者只是对观点进行了罗列，并没有进行批判与辨析。国外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的研究成果注重理论研究，以政治学的观点作为研究的基础，体现了较强的理论性，但是在史实的考证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综上所述，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研究的现有研究成果是比较零散的，从内容上讲对于社会救济以及社会优抚研究得比较透彻，社会保险中涉及劳动立法方面的文章比较多，社会保险中其他方面以及社会福利很少被涉及。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来看，只存在对一些主要根据地社会保障的研究，例如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等。在此基础上，本书认为对于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研究仍然存在空白，具体表现如下：1.对于社会保障中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高层次的内容研究不够深入。2.整体研究缺失，中国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整体概念，各根据地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现有的研究侧重于某一根据地社会保障的演变、发展，忽视了抗日根据地整体的发展。3.比较研究薄弱。中国抗日根据地内部各根据地之间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的社会保障工作存在一定的可比性，在这一方面现有的研究成果匮乏，存在研究空间。4.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以及运行模式的勾勒研究存在欠缺，历史经验的总结不够深入。另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中，特别是对抗日根据地社会保障内容方面的研究存在雷同，各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与社会保障政策分析的契合度不够。本书将围绕以上几个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展开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