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卷作为《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第一卷，涵盖了自罗马帝国衰亡（6世纪前后）到西方封建社会之萌生（8世纪前后）之间的地中海欧洲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与不列颠群岛的基本历史进程。

本卷主编保罗·福拉克和各章撰稿人都是当今世界中世纪史各研究分支的顶级专业学者和高校教师。

全书打破了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分章格局，除了索引、图表和地图、插页外，分四大部分：导言 （附加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部分（6世纪）、第二部分（7世纪）、第三部分（专题研究）。

首先，导言部分重点强调所谓“罗马帝国的转型”理论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西方盛行的“晚期古代”理论于本卷的意义，其核心即“延续和转型”问题。作者强调，本卷开篇所描述的公元500年，尚处于“晚期古代”（Later Antiquity）时期，至9世纪时，即进入真正的“中世纪”了。因此，不能以“转型”作为本卷的核心理念。但是，以罗马势力在西欧的终结作为本卷各章内容的一个共同起点，并不意味着贬低晚期古代到中世纪之间文化的基本延续性。而以9世纪为节点，则强调的是查理大帝的加冕，真正的西方势力兴起，与坐落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拜占庭帝国”相抗衡；与此同时，罗马教宗则成为世界牵制拜占庭与西方的“第三势力”。作者认为，从公元500年起的两个世纪，已经出现了将适应未来发展新形势的调整，但只有在9世纪回顾这一发展趋势时，才能清晰地认识晚期罗马世界的转变。也就是说，从9世纪开始，人们才不再谈论“后罗马世界”的问题。因为诸种罗马的因素，在9世纪时已经完全融入了欧洲新来者的世界中。能够说明这一特点的事实是，8—9世纪的著名史家，在写作他们的庞大叙事史时，不再回溯罗马的传统，而更多地强调其自身的因素、强调基督教史家（如英格兰的比德、助祭保罗等）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在此罗马世界的延续和中世纪开端的节点，我们要观察对于“重建”和“发展”的认识。在地中海东部的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527—565）一生致力于“光复”昔日的罗马帝国故土，“重建”罗马世界的辉煌；而在原属于西罗马的世界里，人们并不关注查士丁尼是否能够成功地“重建”，而是在积极地发展基督教的文化和理念。奥古斯丁（Augustine）《论基督教教义》（De Doctrina Christiana）一书问世之后，基督教世界的学术活动成为文化活动的主流，所有的知识文化都成为 “一种追求超越自身的宗教目标的方式”。人们相信，基督教将引领人们灵魂的救赎。本书编者之一严·伍德强调，“基督教化”（Christianisation） 是远比“异教”徒的皈依更为复杂的过程。因为，直到12世纪，西方世界还可见到“异教”习俗影响到基督教节日仪典的现象。

再次，在此“转型”的特定时期，值得特别关注的方面还有文化活动中，古典学风格与当代“蛮族历史叙述者”之风格的并存与相互映衬。在西方世界，基于“推动基督教社会发展的愿望”而写作的四个“蛮族”史家：6世纪以来的乔代尼兹（Jordanes）和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8世纪以后的比德和助祭保罗等四人的作品是本卷各章所主要依据的核心史料。对他们的叙事起到有价值的补充作用的另外几位当代史家包括，吉尔达斯（Gildas），比克拉罗的约翰（John of Biclaro），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Isidore of Seville），以及托名为弗雷德加（Fredgar）所编著的编年史。他们使用当时西方盛行的拉丁语（有人批判它是退化的、通俗的拉丁文，而非文学雅语）写作。反之，拜占庭著名的史学家普罗柯比，其写作风格却更趋近于古典的传统而非基督教的风格。对于一些古代希腊文中不存在的当代语言，如“牧师”“主教”等，也经常用古代的“祭司”等文字代用；而到阿伽西阿斯时期，就开始出现新的基督教元素了。

考古学的新进展补充了文字资料的不足，而进入欧洲的“蛮族群体”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对罗马法律文化的认同，则有几部早期法典可资参考。

复次，对于蛮族大迁徙之后族群征服、融合和同化的现象，一些当时的史家只能以其看到的、听说的，或前人记述中一些早已经失传的资料为依据，突出了征服、冲突和毁灭中的阴暗面，而并没有关注到一个或数个新的族群在这种冲突和毁灭中形成的事实。如助祭保罗只依据一些“戏剧性”的秘史，突出描述了入侵者与意大利的罗马人或哥特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使后人据此以为，在伦巴第人统治区，罗马精英已经被完全摧毁。事实上，种种零星证据证实，伦巴第人进入意大利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混乱、 破坏和种族灭绝。教宗有时不得不与入侵的伦巴第人合作，在处理民事纠纷时，这里也经常用到罗马时期的法规和法则、甚至用到罗马时期成为常态性的公证机构。所以，7世纪是一个文化的融合和发展时期，而不是一个种族和文化灭绝的时期。

最后，作者强调，因可依据的第一手统计资料欠缺，第一卷中没有专章讨论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农业问题。只是8—9世纪才有一些涉及地租、土地买卖和产业调查之类的契约文件，纳入以后的卷册。其中提到我们比较熟悉的“租佃者”（tenants）、自由人和贵族（nobility）身份的区别，但不明显。中世纪早期社会的人群，没有严格的法律等级划分，人们只把人群分为富人（wealth）和当权者（power）。在罗马传统较强，特别是拜占庭所属南欧地区，还有元老 （senatores）和奴隶（servi）的存在。在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兰克和西班牙，还保留着罗马时期的许多政治语汇和政治身份（aristocracy，consul）。

7世纪早期，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地中海世界形成两大宗教、三大教派势力对立的局面，但无疑，统治者，无论是国王、皇帝还是哈里发，都强调君权神授。只有犹太人，被排除于所有的“正统社会”之外。

导言之后的三章，重点论述了罗马世界变化的两条主线和早期中世纪研究所依据的重要史料和考古学理论。所以，可将这三章视为“导言”的补充。

这两条主线就是：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和蛮族世界对罗马世界的“入侵”——罗马外部世界人群之大规模进入罗马帝国的活动，在地中海沿岸的拉丁世界历史语境中称“入侵”、在北欧日耳曼人语境中称“迁徙”——这种不同的语境无疑体现了承载着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文明”区域和“蛮荒者”区域的人群对于自己的主体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的认知和不同的立场。

值得关注的是，本卷把叙事的时间点上溯到罗马帝国3世纪的危机，重点强调了罗马对西欧的长期影响。首先，受益于其不可战胜的军团组织和防护严密的边境，罗马人征服并控制西北欧洲达5个世纪之久，将其地中海文明的种子深深植于亚平宁山外的土地之上，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建构和思想文化方面打下了影响长远的、深刻的罗马文化的烙印。

其次，作者强调了影响后世罗马发展的几大标志性事件“罗马和平”（地中海中心地区的和平），“三世纪危机”（军人争雄和元老的势衰），“四头政治”（权力的分割和区域分治的影响），税收、货币、行政改革、社会控制的强化和神化君权的意识形态对6世纪历史的直接影响。作者特别提到“四头政治”的区域性划分，预示着延续更加久远的东西罗马世界的分离。戴克里先在罗马高卢所划定的较小的行省之疆界将得到真正的长期保持，其大部分成为中世纪法兰西的行政区（the civitates），而且这种状况持续到法国革命政府将其更改为行省（Departements）之时。

对于建立君士坦丁堡并最终接受了基督教（尽管是阿里乌斯派）的君士坦丁大帝，作者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他是第一位接受了基督教的皇帝；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人；第一个关注并干预基督教内部统一进程（325年尼西亚会议）的世俗统治者。他一生致力于实施宗教宽容、保持和延续罗马传统（钱币上的异教神形象；异教徒和基督教官员同时参加他的“新罗马”的祭祀仪式）、从而使罗马基督教化的进程顺应时势而推进，最后成就了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而于西方中世纪时期的人们而言，君士坦丁所奠基的这个在遥远海边、满是黄金和镶嵌画的神奇城市，将象征着神秘的帝制东方。因为，在君士坦丁家族统治结束之后，帝国的两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短期地统一在一个皇帝手下。帝国内部的和平和稳定开始动摇，境内和境外的蛮族势力越来越成为帝国所关注的问题。

对于所谓“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作者强调，其前因是罗马皇帝及元老院“正式”地引进了蛮族人群（西哥特人），接受他们以同盟者身份 （federates），定居帝国境内。允许其划地自治，逐渐脱离了罗马政府的控制、瓦解了帝国统一。而西罗马宫廷，更是于5 世纪后被一些非罗马裔的蛮族将领长期掌控，反复操作废立“皇帝”的戏码，直到476 年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 （Romulus Augustulus） 被日耳曼人将军奥多亚克 （Odovacer） 推下圣坛。人们因此而哀叹西罗马政治末日的到来。但是，这一事件并非代表着帝国的“衰亡”，而更像是一次偶发事件。于是，作者的结论颠覆了传统的“西罗马帝国灭亡”说，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在阅读本卷的各章时，人们如果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就会清楚地看到，许多“中世纪的”因素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或者可以说，许多“罗马的”因素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时期。这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一是在城乡关系上，罗马后期的贵族大地主们也越来越脱离城市生活，选择在农村庄园（villas）里“颐养天年”，而不是流连于城市中的浴场、街道、会所和竞技场内。隶农（“科洛尼”，coloni）身份的半自由农，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就已经很常见。中世纪被视为常态的穷人的劳役、支付租金或实物贡赋的方式，早在罗马共和晚期就已经经常出现在罗马政府文件中。与此同时，罗马的城市（除一些大都市）设施也与后来的中世纪史家们所描述的相差无几。城区街道和上下水道设施并不完备；多数民众生活在拥挤、 闷热的多层公寓中，即被称为英素拉（insula）的地方。私人出资完善城市公共设施的现象越来越少。但教堂的建筑是一个例外，这里，有官方的手笔，也有个人的捐赠。

二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以往中世纪史的研究者经常强调的、作为中世纪人际关系纽带的效忠仪式，事实上在罗马时期已经存在。自共和晚期以来，罗马社会中一些普通公民通常会依附于一些比他更强有力的人 （他的庇护者），这种个人之间的关系，普遍存在且特别有力量，甚至超出了人们对国家和法律的效忠。但是，中世纪早期的罗马贵族保持了他们原来的特权和优雅的生活。罗马帝国地方行政管理松驰，使得基督教的主教们经常来填补世俗事务管理的空缺。在蛮族政权建立之后，失去特权的地方贵族，成为新来者管理地方事务的助力。

三是在法律思想传承方面，晚期罗马的法律思想及其决定财产所有权的方式直接延续到西方的早期中世纪。20 世纪中后期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中世纪各王国的所谓“蛮族法典”，尽管有深厚的习惯法色彩，但仍然延续着晚期罗马的行省立法或世俗法传统。《查士丁尼法典》问世之前，已经有多部“蛮族法典”出现，但事实上，对于西欧各“新来者”立法影响更为深远的是 438 年公布的 《狄奥多西法典》 （Theodosian Code），而不是后来的《查士丁尼法典》。

四是在文化教育和语言方面。罗马时代的世俗教育只限于精英阶层，下层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或者只能在私家教师那里学得一些断断续续的阅读和计算知识。大的学园系统只在君士坦丁堡、雅典等大城市才有。但罗马的官方语言拉丁语却在中世纪早期保留下来，人们使用粗俗拉丁语（Vulgar Latin）和受拉丁语深刻影响的语言交流和写作，罗曼（Romance）语言对于蛮族的影响延续时间更长。

在更高层次的文化生活方面，晚期罗马帝国是早期中世纪的直接先驱，其文化氛围更塑造了它传承下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无限的皇权剥夺了人们政治自由的世界里，斯多噶学派对于责任的召唤似乎变得空洞。在基督教神学的感召下，新柏拉图主义不再强调人们去做好的公民，而要求人们用自己的知识去接触超验的世界。这个超验世界的到来需要的是沉思，而非实践和私人的道德。

在文学和史学方面，更多的非基督教史家在延续着古代的传统。一些优秀的晚期古代史家们将古典时期的文献整理成了早期中世纪所见到的那种形式。而基督教的史家将他们传承下来。

最后，晚期罗马帝国给予中世纪最伟大的馈赠是它的宗教，它使得晚期古代处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新的方向，用基督教的理念和框架，传续了古代世界的精华。

而于这一伟大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二条线索，就是“蛮族”进入罗马世界引起的罗马帝国的“衰亡”。以往，我们强调，“是蛮族的迁徙扫除了旧的 ‘古典’世界……将我们引入了‘黑暗的世纪’（Dark Ages）”。而本卷则彻底颠覆了这样的传统概念，强调说：“蛮族是被引进了一个已经因其他因素而沦于四分五裂之境地的帝国政治之中；蛮族迁徙是西方罗马帝国结束的结果。”

在罗马人的传统观念中，“蛮族”即来自罗马“文明”世界之外的种族，包括北方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Celts and Germans）、东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族群斯基泰人 （Scythians），甚至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波斯人也被列于“蛮族”之列（虽然4 世纪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从来没有将萨珊波斯视为蛮族），最后是文明开化较晚的阿拉伯人。但同时，罗马人也有对于“蛮族”的不同解析，塔西陀（Tacitus）就用“高贵的野蛮人” 来批判罗马人的不堪。5 世纪 40 年代的马赛教士萨尔维安更指责罗马人的社会比蛮族社会更缺乏正义和公正，有更多的邪恶。奥罗修斯（Orosius）的《反异教历史七卷》（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也提到，蛮族于410年对罗马城的洗劫，远比罗马人对败于其手下的敌人要仁慈得多……种种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精英们的记载，都表述了他们对罗马的失望。事实上，此时的“罗马人”已经完全成为文化上的概念。生活在罗马帝国内部的人们可以某种方式表现得像个野蛮人；来自帝国外部蛮族地区 （Barbaricum）的人们也可以某种方式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罗马人。

于是，对于罗马人和蛮族人的认知开始成为一种动态的模式：一位 “蛮族”出身的将军可以很自然地被列入罗马人群体中，被认为是罗马人，而罗马人却又可以很自然地被否认是罗马人。于是，族群的概念成为多层面的、动态的、自我认同的（其心理状态）、视情境而变的（用于恰当的场合的），而不是固化的形态了。依此而言，西罗马帝国的各行省及行省居民，无论其原来的出身如何，只凭他生活的区域和他与周边族群的融合，自然演化成了法兰克人、哥特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了。当然，这种融合通常是从相互敌对、相互抵制开始的，几十年的时间，曾经积极地抵制蛮族进攻的高卢南部和西班牙的罗马贵族，就自愿地融入蛮族人的社会中，因为“新的统治者给了那些原来的地方贵族以他们长时期以来曾经拥有的东西，和那些自388年之后他们担心会失去的东西： 即进入核心政治的权力”。新来者提供了元老贵族们能够与他们的对手比肩而立（vis-a-vis）的方式，并保留了他们在当地的优势地位。

自6世纪中期的政治混乱之后，人们广泛地采纳了与新来者的族属认同的方式。 到公元700年，出于各种意图或目的，卢瓦尔河以北的所有居民都是法兰克人，而卢瓦尔河东南地区的居民都是勃艮第人，西班牙的所有居民都是哥特人；不列颠低地的所有居民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某一支；于是，要寻找罗马人就“只能去意大利了”。虽然，中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们，一直在努力编造罗马原住民受到大规模屠杀或者被驱逐的故事，但在高卢，这种屠杀或驱逐的严重程度却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得解释罗马人是如何先教会这里的法兰克人使用拉丁语的”。

于是，对于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盎格鲁人或撒克逊人的新的政治认同就可以不带任何歧视了。他们都为自己属于这一族群而自豪。罗马人会采用多种方式拉近他们与蛮族人群的关系：联姻是一种方式，改名也是一个方式，有时候，文献中出现一个人同时拥有一个罗马名字和一个蛮族名字，在不同的场合则使用不同的名字。墓葬中也可看出，人们的服饰、随葬品风格渐渐趋同，反映了族群认同和融合的事实。

于是，我们在研究蛮族及其在4世纪晚期到7世纪之间，在罗马世界变化中的角色时，应该有新的视角。事实上，蛮族的迁徙应该被理解为罗马帝国衰落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后罗马时期之蛮族王国的形成应该被认为是罗马各行省之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一时期的变化，即这些蛮族王国和新的身份的缔造，却是许多人在其当地社会上的内部斗争和冲突中所采取的积极、主动决定的结果。

综上，本卷强调，罗马帝国的“衰亡”是“蛮族”能够进入罗马世界的原因，而不是其结局。在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转型”的过程中，诸种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和族群的斗争中，诸种“晚期古代”和“罗马的”元素与诸种“蛮族的”元素在对立、冲突和社会交往中渐渐走向融合与趋同。其中虽然不乏血与火的征伐，但并未造成种族或族群的灭绝与文化的毁灭。这是一个浴火重生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新的希望和挑战的世界。此即今天的“新中世纪史”。

本卷主译、主校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家玲。参与翻译者有东北师范大学多届专事拜占庭与中世纪研究的博士、硕士毕业研究生，是一支年轻的专业学者队伍。人名地名翻译首先参照“《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课题组编写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译名手册”，并参考国内业已出版的《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和各种姓名译名手册及国内对一些译名的约定俗成的翻译。

本卷的翻译分工如下（按照所译章节在书中的顺序排列）：刘岩译第六至七章，张书理译第九至十章，李心昌和刘恋译第十三章；王向鹏译第十四章，郭建淮译第十五至十七章，马锋译第十八章，胡鹏译第十九至二十章，毛欣欣译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四章；王翘译第二十二至二十三章，王航译第二十七章，阳泽宇译第二十八章A和B。本书主译者徐家玲翻译其余的正文及目录、前言、索引等，并对全书进行统一校对。

由于原文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常常超出我们的知识范围和语言能力，十分感谢多位审读专家和先后对本卷译稿提出各种修改意见的朋友、同人及青年学者们，如果仍有译得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徐家玲

202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