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天大楼:始于芝加哥的摩登时代
上QQ阅读APP看本书,新人免费读10天
设备和账号都新为新人

2 约翰·威尔伯恩·路特:亚特兰大、利物浦与纽约

亚特兰大

发生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之围”始于1864年夏。这次围攻没有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城市维克斯堡与彼得斯堡所经受的那般旷日持久、血腥惨烈,但情形也不容乐观。被围困者中有西德尼·路特、玛丽·路特和他们的家人,包括他们14岁的儿子约翰·威尔伯恩·路特。

当北方联邦军队在5月份开始长驱直入,横扫佐治亚州时,亚特兰大成为其首要攻击目标。陆军少将威廉·特库赛·谢尔曼率领62000名士兵,意欲摧毁亚特兰大的物资,击垮南方邦联人民坚持独立的意志。这次突袭是一次严厉的惩罚,硝烟散去时满目疮痍、人心惶惶。

在一封写于1864年1月31日的信中,谢尔曼陈述了他那令人胆寒的目标。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军队副官陆军少校R. M. 索亚的,实则是为了公开发表,使它得以在北方联邦的敌人之中流传。谢尔曼在信中说,他的指挥官们攻克并占领南方邦联地区后,应“将当地居民集结起来……并告诉他们,是时候由他们决定自己及其子女是否会继承这片上帝赐予的美丽家园了”。想要保留他们的土地,叛军只需弃暗投明、重回联邦。但是,谢尔曼威胁说:“如果他们无意求和,那好吧,我们接受,他们也将被驱逐,他们的土地将为我们的朋友所有。”

回顾过去三年不断升级的战争,以及南方邦联对北方联邦所做呼吁的一再无视,谢尔曼继续写道:

去年,叛军(如果他们当时有所悔悟的话)本可挽救他们的奴隶,但如今为时已晚。任谁也不能让他们的奴隶重回他们身边,这些奴隶正如他们死去的祖先一样,已经永远地离去了。明年他们的土地也将被没收。在战争年代,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再过一年,他们可能会摇尾乞怜,以求免死。战时顽抗的人民应该知道自己会付出什么代价。许多还没有那么冥顽不灵的民族就已经遭遇灭顶之灾。对于任性妄为的分裂者,死即是仁慈,且越早越好……[1]

征服亚特兰大,这座在1860年仅有9500多人的城市,对北方联邦的统一大业至关重要,因为这座城市作为南方邦联铁路运输的枢纽,正是一处交通要冲。亚特兰大是北面的西部-大西洋铁路、南面的梅肯铁路、东面的佐治亚州铁路以及西南面的亚特兰大-西部铁路的交会地。正如当地人所熟知的那样,铁路运输的枢纽功能正是亚特兰大在战前乃至如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关键原因之一。重要的地理位置赋予了这座城市巨大的战略意义,使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当地人民誓死捍卫之城。《亚特兰大每日宪报》(Atlanta Daily Constitutionalist)1864年5月1日写道:“亚特兰大是一处战略要地……通往这座‘南方的门户’上的每一条路都像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必须死守不懈。”[2]

经由亚特兰大,军队与物资可以快速地向南方腹地调遣、转移。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使亚特兰大成为炙手可热的军事目标,甚至还有可能如战争中常见的那样,被毫无歉疚之心的敌人无情地摧毁。1864年春,大多数人已然明白这座欣欣向荣的小城在劫难逃,亚特兰大的街道与周边的田野将成为血染的战场。

当北方联邦军队开始了针对亚特兰大蓄谋已久的毁灭性进军时,他们看起来势不可当,这使亚特兰大居民在加强防御工事时忧心忡忡。这种焦虑在西德尼·路特身上也许体现更甚。作为一名商人,他有大宗股票与投资亟待交易。而且进犯的敌对势力与战争的不确定性可能会让他失去更多的东西。此外,在北方出生的他可能会面对联邦军当局的严厉惩罚。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法理非常微妙,但对谢尔曼的士兵而言,路特那些生在南方的邻里只是叛军而已,而路特本人可以算是一个叛徒。

相对而言,路特一家是亚特兰大的新居民。在19世纪40年代,西德尼·路特从新英格兰地区向南迁移,并在佐治亚州的兰普金县开设了一家纺织品商店。在那里,他与詹姆斯·克拉克(一位沉默寡言却颇具干才的法官)和佩米莉亚·威尔伯恩的女儿玛丽·克拉克喜结连理。克拉克与威尔伯恩两家都是佐治亚州历史悠久的家族。1850年1月10日,在路特家族位于兰普金县的家宅中,约翰·威尔伯恩·路特降生了。

生意越做越好,西德尼·路特渐渐感到兰普金县这个位于产棉地带的小镇已经无法满足他事业发展的需要了。这里四周都是种植园,成千上万的奴隶在田间劳作。1857年,路特一家搬到了亚特兰大。彼时,作为铁路枢纽,亚特兰大的地位日益上升,城市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克拉克一家似乎也从兰普金县搬到了亚特兰大。西德尼·路特的事业在新家园也做得风生水起,而且他似乎把对儿子的教育当作了头等大事。正如哈莉特·芒罗在成书于1896年的约翰·路特传记中所写的那样,西德尼·路特生平热爱艺术,梦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然而,他的父亲不允许他沉迷于其中。因此可以想见的是,西德尼决定通过儿子约翰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芒罗的这本传记揭露了不少路特家族秘史,因为芒罗本人就是约翰的妻妹,从而接触到了许多路特家族的内部资料。在约翰尚且年幼时,西德尼就确保约翰尽可能地熟悉艺术学科。音乐、诗歌、绘画与建筑成了他早期教育的重点。并且有证据表明,约翰没有令西德尼失望,因为除了感兴趣之外,他很快就在这些学科上,尤其是在绘画与诗歌上,展现出了真正的、非凡的天赋。

然而,田园诗般的生活在1861年6月戛然而止。佐治亚州与另外十个州一道宣布退出联邦,内战随即打响。依据芒罗所述,西德尼·路特旋即“效力于南方邦联,为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造船中心投资,使他们能够建造快速汽船以突破海上封锁,躲避设在邦联港口的北方联邦军警戒,将商品偷运到被围困的南方诸州”。[3]

除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造船中心以外,利物浦与伯肯黑德的造船厂也接受了委托。实际上,当时利物浦已然成为南方邦联的海军基地,也是脱离联邦的分裂者在欧洲的大本营。作为美国南部棉花工业的关键目的港,利物浦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在利物浦及其周边地区能大量造船,还因为在此能招募船员,让他们驾驶船只突破军事封锁,将购买的货物输送至南方邦联。毫无疑问,这一做法招致了北方联邦政府的不满。他们向英国表示抗议,要求英国作为中立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协助、支持南方邦联,也不得允许任何英国企业这样做。因此,英国当局对利物浦商人及实业家下达了禁令,规定为南方邦联造船属于违法行为。如此一来,造船一事只能秘密进行。这些限制与禁令使像路特这样的投资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但问题还不止这些。正如芒罗所指出的那样:“三分之一的船艇落入敌手,这样的损失对投资者而言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但是,高损耗等同于高回报,因为损耗极大地提高了成功运回的货物的价值。”芒罗暗示,西德尼·路特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在战争结束前……发了一大笔财”。芒罗还说,西德尼深受南方里士满联盟政府“信任”,“接受了戴维斯总统的委派,前往一两个国家执行特别任务”。[4]在对这段历史的描述中,芒罗对约翰着墨不多,只是暗示约翰早慧,且比同龄的孩子高大健壮。因为在约翰年仅13岁时,西德尼就已经提早准备,给儿子开了一份年龄证明,并嘱咐他随身携带,以免被“误以为他已年满16岁”的征兵军官盯上。[5]

西德尼·路特长期的国外工作可能引起了同胞的怀疑。很显然,他的搭档约翰·N. 比奇就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人疑惑为何在亚特兰大危难之际,像比奇这样的人反而弃城而去?这些缺席者是逃避责任呢,还是更恶劣地做了叛徒?历史学家托马斯·G. 戴尔解释说,约翰·N. 比奇的南方人身份在亚特兰大已经公开地受到了怀疑。人们质问,这个富有的商人为什么在欧洲待那么久!最后还是德高望重的亲南方邦联派医生约瑟夫·P. 洛根为比奇解了围,挽救了他的声誉,甚至是他的生命。洛根以自己的名誉为比奇担保,说比奇在国外是为了完成一项“光荣的”使命,那就是建立,或试图建立南方邦联与欧洲的贸易联系,而不仅仅是置身事外,发战争财,中饱私囊。[6]洛根与比奇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对比奇的计划和事业所抱有的信心,都可以在1858年建立的亚特兰大中部长老会的教堂档案里找到依据。根据档案记载,约瑟夫·P. 洛根医生是该教会的创始长老之一,而约翰·N. 比奇则是其中一名成员。[7]如此看来,在信仰上帝的美利坚诸州联盟,人们就是这么赢得并保住声誉的。

很可能,西德尼·路特也像他的搭档一样,被人批评在关键时刻逃往国外、牟取私利。但是,并无记录表明公众对西德尼在1864年夏天的所作所为存在不满情绪,尽管他的岳父克拉克法官因言招祸,惹怒了一些南方“爱国者”。据芒罗所言,“克拉克是亚特兰大有声望的人中唯一坚决反战的,而且他还预言北方将取得战争最后的胜利”。[8]因此,路特在亚特兰大很可能会有格格不入之感,尤其因为他还是个土生土长的北方人,他们一家的生活可能不太容易。雪上加霜的是,当北方联邦军最终于7月下旬对亚特兰大展开合围之际,芒罗解释说,西德尼·路特“因特派出使而不在家中”。[9]因此,在这关键时刻,路特一家感觉自己腹背受敌。南方是家长式社会,所以西德尼·路特的缺席就显得意义重大,尤其因为他是家族财富的缔造者与保护者,是家里的顶梁柱,而且就我们现在看来,他也是儿子约翰的指路明灯。

当北方联邦军队抵达时,亚特兰大已严阵以待,筑好了直径约2千米的强大防御工事,形成了长达16千米的环城阵线。但是,将“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奉为金科玉律的防军新指挥官约翰·B. 胡德中将意识到,他的前任约瑟夫·E. 约翰斯顿之所以被免职就是因为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屡次被谢尔曼军从侧翼包抄,以致自己的军队从佐治亚州节节败退至亚特兰大城郊。胡德不想坐以待毙,最终落得被团团包围、死守困城的下场,因此,7月20日,出于先发制人、克敌于机动战战场的崇高目的,胡德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军事突围”。

谢尔曼听闻南方邦联军易帅、胡德取代了约翰斯顿的消息后,甚为欣喜。因为这位蓄着大胡子的南方将军以鲁莽著称,其仅存的独腿单臂也是明证。甚至连胡德的旧友、陆军少将威廉·H. T. 沃克也心存疑虑。得知胡德突然被提拔为军队指挥时,他评价胡德“升得高”,也担心他会“跌得猛”。[10]这一喜一忧最后都被证明是有道理的。胡德的突围计划不当、执行不力,以致南方邦联军两万人的主攻军中有近四分之一伤亡,损失惨重却无明显收获。对阵的北方联邦军人数相当,但伤亡人数还不及南方邦联军的一半。战败未使胡德退却,反而让他决心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机动战,想要出其不意,打北方联邦军一个措手不及。胡德兵分两路,派出一队人马夜行24千米前往亚特兰大东南处,大部队则退回城市的防御工事中。当胡德做出这样的军事部署时,北方联邦军抓住时机发动攻击,抢占了亚特兰大外围防御上的山顶要塞。傍晚时分,作战成功的北方联邦军高踞山顶,俯瞰着脚下可看作囊中之物的亚特兰大城。

次日(7月22日),胡德发动了“第二次军事突围”。战斗很激烈,但南方邦联军再度失利,死伤、被俘士兵多达全军人数的四分之一,损失比北方联邦军高出一半以上。在南方邦联军阵亡名单中,威廉·H. T. 沃克将军赫然在列,他当日的担忧成真,而且以最惨烈的方式应验了。他的朋友胡德的确缺乏成功发动、指挥一场防御战的才能。

这次战败后,胡德退回到城中的防御工事之中。到7月27日,北方联邦军已或多或少地对亚特兰大实施了初步包围。但是,胡德仍孤注一掷,愿以士兵的鲜血来做赌注,并于7月28日发动了他的“第三次军事突围”。这次胡德没有协调作战,只是派出一支大部队独自对北方联邦军发起一系列的机会主义式进攻。彼时,北方联邦军正在缩紧对亚特兰大的包围圈。战斗结果对南方邦联军来说是灾难性的。战士们发现,与自己对阵的北方联邦军早就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夜幕时分,南方邦联军退回城中时伤亡近五千人,而北方联邦兵力只折损了六百。胡德试图以巧计挫败进攻者的计划彻底失败了,现在进入了长期围城的胶着期。北方联邦军的重型枪炮几近随意地向亚特兰大发射枪弹,恣意伤人害命。双方的骑兵部队在城外打打停停,互相干扰着对方的交通线,结果均是无关痛痒。

1865年年末,在亚特兰大中部沿桃树街北眺。图中最前端是被毁的亚特兰大银行与一间台球厅。

芒罗侧面提及了时年14岁的约翰·路特生活在受围被困的亚特兰大城的防御工事中的境况。1861年4月,战争刚刚打响,对于如约翰一般的男孩而言,战争是一件浪漫而又激动人心的事情,以至于让人心生向往。战争意味着勇武的精神、光荣的军装与诗意的辉煌。但是,到1864年年中,面对着让人绝望的围困,战争“对于南方男孩的魅力已被夺走”。此刻的南方邦联士兵已经成了“狼狈不堪的人”,无法再激起孩子们模仿的热情。芒罗指出,孩子们“被藏在地窖里,因为炮击太频繁,残片落得太近”。但约翰似乎十分大胆,好奇心又强。一天,他“撬开了其中一个‘致命的恶魔’,结果发现里面填充的不是火药与铁块,而是无害的木屑”。[11]这个奇特的故事显然在路特家流传了下来。它还意味着,要么是北方联邦的军需工业产能不足,要么,更可能的是,混杂在工人中的南方邦联支持者暗中搞了破坏。这个发现暗示着南方支持者居然出人意料地深入敌后,对当时被困城中的亚特兰大人民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一针急需的强心剂。

然而,这微小的希望也转瞬即逝了。8月25日,在围城近一个月后,谢尔曼开始发动进攻,向内推进。攻城战缓慢有序地展开,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到8月31日,南方邦联军指挥失利、节节败退,被迫应战并且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发生了一次特别的突围战,南方邦联军虽然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琼斯伯勒之战”,但也只是分散并牵制了北方军队,把他们控制在城南地区而已。当日收兵之际,南方邦联军伤亡人数多达1725人,约是北方联邦进攻军损失的10倍。

实际上,“亚特兰大之围”已然结束。9月1日,当琼斯伯勒附近的南方邦联军还在垂死挣扎时,北方联邦军队已经大摇大摆地进城了。当晚,谢尔曼写道:“亚特兰大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们赢得光明正大。”[12]

胡德率领残部撤退,同时执行了“焦土政策”。为防落入北军之手,铁路维修与制造设施悉数被毁,为胡德运送军火的弹药列车也被付之一炬。毫无疑问,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但如同胡德的大多数决定一样,此举对亚特兰大而言意味着灾难。火车车厢在巨响中爆炸,随之而来的大火最终吞噬了整个城区。

城中幸存之处,在此之前已经承受了围困、炮击与交战所带来的巨大伤害。陆军少将约翰·W. 吉尔里在一封写于9月3日的信中描述了这一场景:“这是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市……居民大约有15000人,(但是)目之所及,房舍几乎没有一座不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惨遭肆虐的痕迹。许多美丽的房屋变成了废墟,不少景观树木被我们的炮弹炸毁。”[13]在此基础上,北方联邦军又开始着手加大对亚特兰大的破坏,摧毁一些被认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建筑。但是,这个过程却随意仓促、不甚严谨。正如历史学家戴维·J. 艾彻所观察的那样,“谢尔曼根本不在意被毁的财产对敌军而言是否真的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谢尔曼的言行无不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命令当地居民迅速撤离,亚特兰大旋即成了一个巨大的军营,谢尔曼的军官与文职人员占领了幸存下来的最好的房屋。谢尔曼写道:“如果有人胆敢质疑我残暴野蛮,我会回敬说战争就是战争,这又不是为了讨谁的喜欢……如果想要和平,他们自己还有亲属就必须停止战争。”[14]他明确表示,“若亚特兰大人想在家中重享平安祥和的生活,唯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承认战争“因错误开始,因自负持续”。[15]

正如谢尔曼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无疑是其军事政策,更确切地说,是其人生哲学的体现:“战争即地狱。”在他看来,结束美国内战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对敌人施以重罚,让他们承受更多的痛苦,不管是对平民还是士兵。他写道:“战争是残酷的……战争越残酷,就结束得越快。”

路特一家对这种残酷有着最直接的体验,“所有非作战人员必须在24小时内离城,因此西德尼·路特身材娇小的妻子勇敢地将孩子们召集起来,带上极少的贵重物品,走进了荒野之中”。克拉克家与路特家的宅子都被北方联邦的将军占领了,他们“享受着……其中无边的舒适与安逸”。[16]

玛丽·路特带领家人来到属于克拉克家族的一个种植园。他们在那儿待了几周,直到北方军队离开亚特兰大,他们才能重返家园。这家人返城之时将看到一片废墟,但我们都知道,那时他们家至少有一处在亚特兰大的家宅尚存,因为它至今依然存在。1859年,玛丽·路特的父亲在华盛顿街与琼斯街的西北角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砖砌宅邸,也就是现在的伍德沃大道325号。如果当时路特自家的房子因破损严重而无法居住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住在这里。[17]

如果当时约翰的确住在克拉克家位于华盛顿街上的房子里的话,那他住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在10月份,他就踏上了一段伟大的冒险旅程。正如芒罗解释的那样:“在如此动乱的时期,约翰几乎无法学习,西德尼·路特的老友及商业伙伴罗伯特·T. 威尔逊先生就提出带约翰去英格兰。约翰可以坐上威尔逊持股的舰船,冲破封锁,远渡重洋。”[18]虽然前路危险重重,但在当时,这也许是最安全的选择。战争可能还要持续数年,而且再有一年多的时间,约翰就到了该当兵的年纪,如果南方形势恶化也许还会提前入伍。毫无疑问,路特一家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像许多家庭一样,把自家儿子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约翰能安全抵达英格兰,这也许是最好的安排。他会被“安排住进西德尼·路特的英国搭档的家”。[19]在那里他可以继续学业,更重要的是可以躲避战斗的恐怖与危险。约翰本人对这项提议看法如何,书中并未记载,人们所知的是,他、威尔逊还有另一个孩子,一起逃出了亚特兰大,躲过了南北双方的巡逻兵(如若被发现,他们将面临着被监禁或被征入伍的命运),成功抵达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里成了南方的主要港口。尽管遭到攻击与封锁,但直到1865年2月,威尔明顿港仍能自卫、派遣巡洋舰并接收物资,而它的陷落无疑将战争的结束提前了。

约翰被安排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在雾气掩护下溜出了海港,经过了潜伏在那里的北方联邦舰队。舰队向这艘跑得飞快的船开火,但没能阻挡它突破封锁线。因此,约翰很可能是藏在一船棉花之中安全逃离的。1864年11月17日,约翰在给妹妹的信中描述了自己这次危险却成功的旅程:“经过18天的海上航行,我现在终于到达了利物浦。突破军事封锁时,他们只向我们的船开了三次火。两天半之后,我们就到了百慕大。”

百慕大作为英国的属地,是深受南方邦联船只偏爱的停泊口岸,因为在当时严密的封锁控制之下,南方船只可以使用岛上提供的便利设施,而不至于公然破坏英国的中立立场。在这里,可以购买补给、简单维修船只、交易商品。如果有像伯肯黑德造的三桅帆船“亚拉巴马号”那样的劫掠船抓了俘虏的话,也可以在百慕大把他们转卖给英国人。

约翰的信彰显出他萌生的美学意识。此时的约翰只有十几岁,也许是因为受到父亲教育的影响,他的一些观察已经表现出他对形式、色彩与视觉上的诗情画意的关注。信中,他如常向妹妹赞美了港口周围的如画美景:“你会多么欣赏、喜爱这美丽的海湾啊,港口停满了壮观的船舰与优美的汽艇。最美的还得说是圣乔治村,它几乎被青翠欲滴的群山怀抱着,山顶上的要塞还架满了沉重的机关大炮。”

更有说服力的是约翰对于所遇之人,尤其是对那些衣着光鲜亮丽的英国士兵与海军陆战队队员带有批判性与反思性的观察。他告诉妹妹,那里有“许多穿着鲜亮的猩红色上衣与黑色裤子的士兵。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街上,看起来是如此干净整洁,而南方邦联士兵的穿着却那般肮脏破烂”[20]。在所有内容当中,这句评价似乎印证了一种少年式的感伤。“亚特兰大之围”缺乏一个14岁男孩心中希冀的美丽、壮观,也没有战争的荣耀可言。即使是得胜的北方联邦军也显得邋遢寒酸。后来,当回忆起“老特库赛(谢尔曼)”攻入亚特兰大的情形时,约翰说他本害怕——或希望——在那个他讨厌的“无情的征服者头上看到令人生怖的恐惧光环”。但令他失望的是,“在这个冷酷、憔悴的战士身上,既看不到胜利的荣耀,也感受不到战争的恐怖。他只是一个没有梳洗、胡须杂乱、戴着破软帽、踩着脏军靴的邋遢鬼”。[21]对年轻的路特来说,战争毫无诗意可言,甚至还有些让人失望。

信中,约翰也向妹妹提到了带他前往英格兰的那艘船。他说,那是一艘“叫作‘米莉塔’的蒸汽船。船很大,将近80米长,大约9米宽”。南方邦联海军并无“米莉塔”号的记录,在因南方的纵容而与海盗无异的武装民兵船中也没有找到。这艘船也许是在英国或其他国家登记注册的,而且看起来它和罗伯特·威尔逊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没能及时到达威尔明顿港,登上当初预订的、威尔逊持股的那艘船,所以不得不另外找船。最后,事实表明,这反而是意外的幸运,因为威尔逊的船被堵在港口的北方联邦军队截获了。

利物浦

离开百慕大之后,经过15天的航行,年轻的路特安全抵达利物浦。他写信向妹妹描述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在这封信中,路特记录了一些建筑细节,展露出自己具备捕捉美学价值的敏锐眼光:“在我们抛锚停船的位置可以看到长长的航线(长度超过11千米),数不尽的船冒着烟或是扬着帆正驶出海湾(2),还有些则被外形奇特的‘拖船’牵着曳过水面。”

关于码头建筑、生活以及利物浦城,路特观察说:“码头用坚固的花岗岩砌成,周围建着高大的仓库……街道上漂亮的大楼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他提到,当时那里有40万居民,“出租马车与运货板车嘎吱嘎吱地轧过马路”。但是,约翰不无遗憾地注意到:“阳光没那么强烈,气候也不如美国南方好,这里烟雾迷漫、空气潮湿。”有意思的是,约翰对自己在利物浦的住处却描述甚少:“比奇先生住在一幢大房子里,装修典雅。”[22]这位比奇先生指的也许就是亚特兰大的约翰·N. 比奇,西德尼·路特在佐治亚州的搭档。但是,比奇就是之前提到的路特的“英国搭档”吗?原计划中约翰就是要住进他在利物浦又大又漂亮的家里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亚特兰大人对比奇的怀疑就不是空穴来风了。当他的城市危在旦夕,南方邦联浴血奋战之际,比奇却住进他在利物浦的安乐窝里,舒舒服服地大发横财。

在约翰的传记中,哈莉特·芒罗写道,约翰“被送进了一所克莱尔蒙特的学校,就在利物浦附近。在那里,专业课程开发了约翰在建筑与音乐方面的天赋”[23]。他在随后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在绘画与歌唱方面,我取得的成绩连我自己都吃了一惊。”现在,一如往常,美对约翰而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因艺术之美而激动不已。[24]唐纳德·霍夫曼在著于1973年的路特传记中对约翰在利物浦的求学生涯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被霍夫曼称为“克莱尔蒙特学校”的地方在沃拉西,校长是W. C. 格林牧师。在那里,约翰确实成绩优异,因为在1866年年中,他通过了牛津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榜单上位列第二组。[25]

由这项记录可见,路特在学业上名列前茅,但是他的品格发展如何?他对艺术的热爱有多深呢?这在他所写的家书中可以略窥一二。这些信最终落入芒罗之手,并被收录在传记里。用今天的目光来审视,这些信有些奇特,因为对于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约翰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自信乃至自负,还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给一位亲戚的信中,少年约翰写道:“世上真正存在的人极少,而且值得活在世上的人也很少。那些值得存活于世的人,他们的灵魂与自然的乐符同频共振,会因细读行行自然诗篇而欣喜若狂,而那诗篇写在每片叶子上,写在每处美景中。”[26]

约翰的说法呼应了当时社会的一些流行观点。诸如查尔斯·莱尔等地质学家的科学发现(在其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出版的两卷《地质学原理》中进行阐述),还有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发表于1859年的《物种起源》,这些观点均撼动了传统的基督教神创论。科学揭示,世界似乎是以一种实验性的、无法解释的方式进化了数百万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或是像许多基督徒仍然相信的那样,遵照神的旨意发展了仅仅5800年(参考大主教詹姆斯·乌雪于1650年发表的权威著作《旧约及新约编年史》,他在书中推算地球诞生于公元前4004年)。这些科学发现震惊了许多人,但很快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基督教解释,试图将客观的科学真理与历史悠久的神秘基督教信仰相融合。在达尔文革命之后,人们称《圣经》对地球的起源提供的是一种象征性而非字面意义上的描述。他们争辩说,神创论没有受到新的科学发现的挑战,正相反,这些发现所揭示出的自然界的惊人奇迹与各式创造物,都是对它的印证。上帝的旨意确实存在,只是比人们最初预想的还要复杂得多,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1850年,钦定医学教授亨利·W. 阿克兰爵士在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他借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观点,阐述了自然世界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托马斯·布朗是一位博学之人,早在17世纪就极有见地地预言了19世纪中期的信仰危机。在解释新博物馆“启发大众”的目标时,阿克兰引用布朗的话说道:“我从两本书中习得神性,一本是上帝写就的那本(3),另一本则是由他的仆人——自然所创作的书稿,内容人人得见。”对阿克兰来说,“自然之书”揭示了上帝的“神迹”,如此一来,也就解释并肯定了“神的伟大”。[27]

对于19世纪下半叶的建筑师与工程师而言(其中当然包括约翰·路特本人),由科学发现激起的对自然之美的新理解将会对他们产生深远影响。此外,新材料(尤其是熟铁以及后来的钢铁)在建筑结构中的运用,促进了在规模和建造方式上具有开拓性的一系列大胆尝试。例如,1882年,由约翰·富勒与本杰明·贝克设计的钢铁结构的福斯铁路桥,就是从古代大型哺乳动物骨架的悬臂原理中获得的灵感。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所具有的创造潜力,并由此想到了对建筑表面进行装饰的新方法。美国的路易斯·沙利文、奥地利的奥托·瓦格纳与苏格兰的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均仔细地审视了自然形态提供的种种可能性,并各自形成了别具一格、充满个性的装饰手法,突破了随波逐流地模仿、诠释历史风格的传统。

当年轻的约翰·路特于1864年11月抵达利物浦时,当地恢宏的商业建筑,比如阿尔伯德港,一定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少年路特的信中不难看出,他不仅仅是个年少的浪漫主义者。路特没有被当时流行的观点裹挟,也没有被大自然提供的无限艺术可能性蒙蔽。看起来,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者。他热爱美,自然中神圣的创造物即是美的化身。对他而言,美并不背离人们苦苦追求的物质成功,而是其潜在的基础。芒罗引述了路特写给家人的信,他观察到,“人类中的佼佼者必须坚定不移地埋首于自己的工作之中……必须痛饮创造新生之酒,必须逐页细读自然写就的恢宏诗篇”。前途对年轻的路特来说似乎是早已注定的:接受隐藏于自然之中的训导,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创意作品——音乐抑或建筑之中,成功必将如期而至。效法自然,欣赏“她对我们的启示,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变成一首未成文的诗,诗节将如荷马大作般庄严崇高”。[28]不少先人,诸如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似乎持有同样观点。

路特在利物浦还有哪些见闻呢?他在11月17日写给妹妹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对建筑的鉴赏力。19世纪60年代中期,利物浦有许多美轮美奂、前卫新奇的建筑物,路特在信中提及的巨大码头仓库也依然存在。路特刚到利物浦时能看到的最显眼的一座码头仓库,就位于阿尔伯特港附近、默西河畔,靠近市中心的位置。这些仓库规模庞大、功能完善却又设计简洁,今日仍然如故。砖石结构的承重墙与铸铁立柱相联合,它们采用有防火功能的铁石内核、铁质架构,就连顶部也包着铁。这些大楼还有一个非比寻常的特性,即在构造上完全没有使用木材。这一卓越项目于1846年竣工,负责人是工程师杰西·哈特利与菲利普·哈德威克。凡是见过19世纪60年代阿尔伯特港样貌的人无不为之惊叹,那些对建筑学感兴趣的人,正如当时年轻的路特那般,也不得不为之深深折服。

利物浦凸窗大楼是一座建构设计新颖前卫的商业建筑。年轻的路特一定见过这座大楼并为之惊叹,因为后来路特将它的凸窗逐渐发扬光大,以之为原型演化出了众所周知的“芝加哥窗”。

然而,利物浦还有许多其他规模宏大且外观结构新颖独特的建筑。正如唐纳德·霍夫曼所解释的那样,1864年的利物浦“堪称19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典范”。其中,“1843年的不伦瑞克大楼,是利物浦除工厂与仓库之外最早的办公大楼”。而“最早的火车月台遮雨棚”可追溯至1830年,它曾是乔治·史蒂芬森的王冠街火车站的一部分。这个火车站是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上利物浦段的终点站,它与曼彻斯特的利物浦路火车站同日开通,二者共同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城际客运站。1836年,这座位于市中心边缘的火车站因承载力不足而被莱姆街站所取代,这项壮举一定为路特所知。1864年,莱姆街站经过延伸扩展,也拥有了一个巨大的月台遮雨棚。这个于1849年完工的遮雨棚由熟铁肋拱打造,出自传奇铁匠理查德·特纳之手。特纳曾于1844年建造了伦敦皇家植物园邱园的棕榈温室,彼时他就已经将熟铁大量运用于建筑结构之中,开创了此类建构方式之先河。漫步在利物浦城中心的街道,路特一定看到了许多配有内院、采用新颖材料与建筑方法的办公大楼。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于路特抵达利物浦那年落成的位于沃特街的凸窗大楼,以及利物浦库克街16号住宅——“这些奇特的建筑”,霍夫曼描述道,“是小彼得·埃利斯设计的……由厚玻璃板与铸铁建成”,它们应该给路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9]凸窗大楼与库克街16号住宅的设计元素在后来路特自己的设计作品中均有所体现,看起来,它们确实对路特产生了影响(虽然有待证实)。而在二者之中,凸窗大楼似乎是更为重要的那个。它由铸铁框架构成,铺设石质表面,上面刻有古朴雅致的花纹装饰,比如布满几何纹路的哥特式犬牙板条,以及古典的檐口纹饰,这么做是为了使建筑与周边的古迹完美融合。砖砌拱形结构支撑着上方的楼层,使大楼更加坚固、防火。凸窗大楼大量使用了厚玻璃板,这在当时还是个新鲜事物。这些厚玻璃板安装在大楼上,或者说大楼的凸窗上。它们投射出的景象延展到了长长的石料堆砌的码头之外。在庭院中,建筑风格更加激进,因为它的主立面大部分为玻璃,丝毫未经古典装饰物修饰。这是一次朴素无华的功能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幕墙”创作的先驱典范:建筑物的主立面与大楼主体结构相分离,除了承受自重外,并不具有其他结构上的功能。竣工于1866年的库克街16号住宅背面也设有一面幕墙,更壮观的是还有一座全玻璃材质的圆柱形楼梯塔。这件极简主义的作品虽简洁无华,在当时却也称得上惊世骇俗。

纽约

路特在利物浦待了将近两年。1866年6月,他被召回美国。他的父亲直到战后也没有重返亚特兰大,可能是被蹂躏成废墟的城市对他缺乏吸引力,也可能是战时的长期缺席让他变得不受欢迎。西德尼去了能让他继续赚钱的地方。到1866年,路特一家已在纽约扎下了根,而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自然成了他的新家。事情变化得很快,到1866年9月,路特已经进入纽约市立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成为一名土木工程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这是当时可选的最接近建筑学的专业,1866年的美国还没有开设建筑学院,1865年,新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才任命了第一位建筑学教授,这位先驱就是亨利·范·布伦特教授,师从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他们对路特后来的建筑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动荡的两年对年轻的路特而言一定是段特殊的时期——从“亚特兰大之围”到美利坚联盟国的解体,从利物浦到纽约以及在这两座制造业发达、商业繁荣的港口城市所接受的教育。芒罗在她的传记中并未详述这一阶段,但暗示说,路特在纽约的生活也许并不那么稳当牢靠、无忧无虑。她说,西德尼·路特“生活穷奢极欲,投资经营不善,万贯家财迅速散尽,速度比他赚钱时要快得多”[30]。路特确实大发了一笔战争财,但是这笔被诅咒的财富也在北方的经济中心纽约市消散无踪了。

不过,芒罗确实讲述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有趣故事。她声称,在纽约的同学面前,约翰·路特“从不讨论”美国内战。这也许不足为奇,他当时的大学同学多是生在北方、支持联邦的。正如芒罗所言,路特“自然是与他的南方家园心心相印的”。但是,他可能也注意到要言行审慎。虽然“他同情南方”并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但他当时并未像许多同龄人般为南方的事业而战。然而,至少有一次,路特打破了他惯常的沉默,表露出对南方的忠心,或者说他克服了自己的羞耻感。路特当时的同学罗伯特·W. 哈斯金斯向芒罗讲述了这个故事:“一天傍晚,祷告后坐在教堂管风琴旁边……他的手自然地在琴键上找寻一首熟悉的旧曲。突然间,他找到了。他喜上眉梢,转向站在他身旁的人,弹起了家乡的歌《迪克西》(Dixie)。我们静默不语,深受触动,因眼前这个如离巢而出的云雀般的灵魂而震颤。”

内战结束后没过几年,路特在北方的堡垒中又演奏起叛军的国歌《迪克西》,显然仍旧满怀激情。这件事也说明他在择友方面甚是幸运:他的朋友们感动于他“忍受战败痛苦”的方式,并未指责他在深爱的南方陷落前的几年逃往沃拉西乡间避难的行为。[31]

1869年,路特以班级第五名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以无薪学徒的身份进入纽约建筑家伦威克与桑兹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小詹姆斯·伦威克在1869年的威望主要建立在两座由他设计的建筑之上,顺应欧洲哥特复兴的潮流,这两座建筑优雅大胆,充满活力:一座是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中世纪城堡风格的史密森学会大厦,建于1847—1855年间;而另一座是坐落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圣巴特里爵主教座堂。这座恢宏浮华、双螺旋样式的罗马天主教堂始建于1858年,直到1879年才竣工。像所有大型工程项目一样,圣巴特里爵主教座堂设计建造的全过程对于伦威克的年轻学徒而言,一定可以作为某种非正式的建筑教育。然而,路特仅在伦威克与桑兹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了大约一年,就改投J. B. 斯努克门下,因为斯努克同意支付给路特少量薪水。考虑到西德尼·路特日益加剧的财务困难,毫无疑问,薪水是急需的。[32]

斯努克1815年出生于伦敦,在纽约生活多年,他的成就远不如伦威克那般引人注目,路特很可能没能在他身上学到多少东西。因此,在芒罗的传记中读到路特“在纽约的事业因芝加哥大火戛然而止”时也就不足为奇了,那场灾难为建筑师们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座城市作为铁路末端与交通枢纽,连接美国重要地区,铁路网遍及广阔疆域,经济发达,发展迅速,闻名遐迩。当时,有三分之一的地区被毁,中心地带9平方千米范围之内化作一片焦土。

火灾发生两周之后,路特写信给一位亚特兰大的朋友说:“芝加哥需要我。”他给彼得·邦尼特·怀特发去一些草图,这位成功的纽约建筑师自己也刚刚搬去芝加哥,希望能因这场大火而受益。路特也许认识怀特,但他显然更了解怀特的建筑作品:1863年,怀特设计了知名的国家设计学院。这座威尼斯哥特风格的建筑从威尼斯总督府与英国建筑史学家、评论家约翰·拉斯金的著作中汲取了创作灵感。也许路特钦佩怀特在其于1863年协助创立的“艺术真理进步协会”中的作品或扮演的角色,[33]而怀特对此的回应是向路特伸出手,邀请路特就职于他与亚瑟·卡特、威廉·德雷克共同开办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于是,路特怀揣300美元以及一公文包的实验性设计图纸作为资本,起程向西进发,自信满满,了无牵挂……”[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