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新经济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新经济对中国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中国新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还面临如下制约因素：

（1）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发展的前提需要夯实。新经济离不开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持。没有基础设施作为发展的基本保障，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互联互通就无法实现，一些地区常常因为基础设施的短缺以及不符合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新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这不仅导致大批量的有效资源在低生产率下被浪费，还容易导致经济体丧失发展的机会。新经济是以新科技创新为基础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并以发展网络经济等为重点，多项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融合产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为了支持这些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健康发展，就需要相关的配套设施作为发展的基础，以保证其生产的正常进行。同时，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仅应当注重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影响，还应当注重研究这些基础设施的空间效应，从而提升新经济发展的整体性。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与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大多正处于起步阶段或者发展阶段，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口和不均衡等问题，进而成为制约我国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要想使基础设施建设对新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一方面，需要综合发挥制度体系建设、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研发能力提升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相互配合作用，才有利于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完整的市场，将生产链条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我国在相关建设方面的整体规划、协同发展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与其自身的经济因素相关，还与其周边地区的发展条件密切相关，其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有较为敏感的反应。也就是说，相邻地区之间在经济上大概率可能存在示范效应、带领效应与效仿效应。谋求新经济下的高质量发展，一定不是停留在某些地区、某些城市的，最终的理想结果应当是在各区域之间分工合作的同时形成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并通过扩散效应将各个区域连接起来，让一个区域的发展对其邻近区域的发展产生牵引力。然而，由于地理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和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甚至出现衔接断层的严重问题。例如，各地区之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导致技术、人才、交易的成本增加，经济暂时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源、资本、原材料等各种生产要素无法向周边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流通，难以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当地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

（2）适应新经济发展，产业政策需要调整。在新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创新型的科学技术的研发与推进，依托先进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得以产生。与此同时出现新的产业，与其相对应，新产业的生产形式、组织形式、管理模式、销售手段等诸多方面也存在大量的创新。同时，当原有的产业和创新型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之后，其原本的生产效率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生产成本也会不断下降，从而使原有产业的竞争能力显著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上升，进而进一步反向刺激同类型产业对创新型科学技术的需求量，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模式，促使创新型科学技术直接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新的产业的形成源于产业内部的变化，新经济下技术的革新还会带来产业之间的变革，即产业结构的变革。伴随着信息、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的要素的投入，新兴产业与原有产业衔接融合，产业结构将更加合理，资源配置将更加高效，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也更加可持续。

因此，产业形势的巨大变革意味着当前我国实施的部分产业政策已经不足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一，我国的产业政策本身存在一些客观问题。传统的产业政策内容烦琐复杂，政策涵盖的面积广，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产业和产品，包括产业链研究、制造和销售的方方面面，部分政策没有实际的可行举措，部分政策对企业个体的干预超出了适当范围，部分补贴由于执行原因适用时间延长。产业政策出现了推动大企业发展而抑制小企业发展、推动公有国有性质企业发展而抑制民营私营企业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使得资源要素向国有大企业集中。第二，产业政策在设立与实行时出现漏洞。产业政策制定的主导者是政府，其在制定政策时缺乏向企业家等专业领域人士的咨询，且一旦政策出台对于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难以追究到相关责任人。因为信息掌握的偏差和不完全，政策往往也会出现偏离原本需求的情况，从而使资源配置无法实现最优。在实施政策时，政府存在非常大的变更政策的可能性，再加上监督管理不及时，于是寻租问题接踵而至。对政策实施后的成效没有系统的评价体系，以及对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缺乏反思与后期改进。第三，关系处理角度发现的问题。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产业政策缺乏全局性建设。国家如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存在偏向，极有可能产生地方政府竞相抢夺优惠资源的现象，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关部门在解决缺位、越位问题时，往往注重的是厂商规模、设备是否达标，而在产品质量标准、排污标准上着眼甚少。由于在政策、法律位置上处理不当，产业政策只能发挥指导引领作用，而不能如法律一般拥有强制性，但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出现偏差，一些产业政策的力度甚至超过了法律。针对这些政策漏洞，政府需要结合当前新经济的发展特点、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以适应新经济的发展节奏。

（3）围绕释放经济发展动能，技术有效供给需要加强。当前我国面临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点，在这一过程中，新经济可以有效推进我国经济质量的进步、效率提升和动力转变。要想发挥新经济的这一功能，抓住技术这一关键节点尤为重要。以互联互通、智能生产为原则，以创新技术、大数据为主要支点，新经济体现出它不同以往的科技特点。它的发展不仅能拉动经济增长，更能进一步带动经济升级。因此，在新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新的产业模式的推行，并以此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契机，至关重要。而我国要实现新型的增长、发展新经济，在技术层面仍然有诸多不足。

第一，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创新性投入从整体来看相对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在科学技术研发方面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研发方面的支出虽然总量较大，但是该部分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相对较低。而且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经济态势相比，我国的科研资金投入虽然也在不断增长并在GDP中的比例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已经超越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距离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是有差距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规模较小，可利用的资本数量有限，而在其创业初期，又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这种关于科研投资的供需不平衡在小微企业尤为突出，有待解决。

第二，科学技术创新的生产率较低，将科学技术研发的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较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与产业化是脱离的状态。一方面，相关科研个人或组织拥有众多科研成果并希望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但这种生产力的转化却不及时，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由于被闲置而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众多厂商需要高新技术成果支撑，却求而不得，导致它们需要用更高的成本从国外引进。这里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厂商对科研成果特性掌握不充分，对科研成果的成熟度期望过高，科研成果的价格与现实不相符；二是组织或个人研发的成果并不能直接使用，厂商购买这些成果后仍然需要投入大量成本进行二次开发，厂商既要面临市场开发的风险，又要面临技术开发的风险。

此外，从事科学技术研发的工作人员短缺，存在高素质研发人员外部流失现象。我国科学技术研发人员数量有限主要体现在这部分劳动力总体数量少，且其占总人口的比例小，同时，我国在企业工作的员工的创新素质较低，大部分员工工作之前并未接受过优良的训练学习，使得技术创新难以有效进行。总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与我国原先的经济形态相比，其特点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先进生产力，推动经济业态发生革命。只有改变当前技术供给的问题，才能推动新经济平稳高效发展。

（4）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无论是正处在转型阶段的中国，还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都离不开活要素劳动力或者说人力资本的投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渐被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建设人力资本市场，国家先后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这些举措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人才总数也有了较大程度的增长。但是我国在人才方面的工作仍需继续进行，从整体视角推进和整合。特别是人才的总体数量、结构和质量还不能够贴合新经济发展的需求，发展过程中高水平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短缺，市场在人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得不充分，人才流动在制度层面的阻碍仍然没有消除，人才培养体系还需要完善。归纳我国人力资本的现实情况，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才的总体数量不充分，高层次人才存在流失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对人才队伍的重视，我国的人才培养在整体规模、质量和效用发挥方面都有了较大水平的提高。但是，综观我国人才市场的现实情况，仍然面临人才资源总体数量不足、高质量人才队伍难以满足市场用人需求的问题。近年来，国家人才投资逐渐增加，而转化成有效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就业比率却处在较低水平。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面对人才竞争时，相较于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本支持、优惠政策等方面缺乏竞争力。因此，很多高素质的管理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往往选择在国内接受教育，转而在国外寻求工作机会，使得我国优秀人才外流严重。

二是人才在各区域的分布不均，结构角度的不匹配较为明显。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①人才在区域与区域之间分布不均。因为我国区域与区域之间各层面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在人才的分布上也就呈现出一种区域差距的特征。拥有高素质、高知识储备、高技能的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地区时，往往更加倾向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现代化设施完善、个人发展平台广阔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以及各个省份的省会城市等。选择在中小型城市，县级或以下行政单位地区，东北、西北等延边地区就业的人才数量较少。②人才分布在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高素质人才多集中于科研领域，而对技术要求较高的行业普遍存在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第一产业的高级人才比例明显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制造业的高级人才比例低于创新型产业。

同时，我国的人才市场并不健全，政策支持力度有限。国家在数学、化学以及哲学等基础学科研究层面的资本投入不充分，而当前人才集中于应用科学领域，理论研究领域的较少，需要国家着重投入力量建立完善审核制度。在人才投入方面往往存在着急于求成、单纯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思想误区，容易注重应用型学科的建设而忽视基础学科建设。以人才为活要素的新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培养理论和技术层面的人才，还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培养、就业与市场配置深度结合的机制。而我国仍然存在着高素质人才就业时的信息不充分、专业匹配不对口、人才就业供需结构性不足的问题。

新经济在现阶段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四种制约因素：第一，在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缺口和不平衡，进而导致衔接断层等严重问题，不能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无法实现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互联互通的条件。第二，我国现今实施的部分产业政策不足以满足产业形势巨大变革背景下的新经济发展，现阶段的产业政策在设立、实行、全局观等方面存在漏洞，无法完全适应现阶段新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我国在发展新经济的技术层面仍存在很多不足，对科学技术的创新型投入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严重不足的，科技创新的生产率低，成果转化率也较低，科技人员短缺，高素质人员外流，急需改善当前的技术供给问题。第四，我国的人力资本数量少且分布不均，人才市场不健全，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继续完善。为了未来新经济在我国能够更好地发展，分析制约因素、提出解决方案、确定未来发展路径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