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我很喜欢回建中校园，觉得一生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建中数十年的教学活动，以及继续在国学社担任指导的时光！

我原先以为这只是一个读书会，能和一些年轻人聚在一起读一本书。等到这件事情开始之后，才知道是这么正式的课。我在想，今天算是序言吧，我就报告一点我的教学经验。

我担任国文课教师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为什么要来教国文？我要教什么？特别是在这个大时代，我能够让国文展现成什么样的活动？然后来跟学生们互动。我是从这样的念头开始的。

先从我的成长历程说起，会比较完整。

我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家。我母亲是学西方文学的，就为我准备一摞小说，顺时间地排下来，从神话到宗教故事……我经常躺在那里看书，这个过程，引发了探索西方文化的好奇心。所以，后来我在大学读西方哲学的时候，就发觉在学校学习的哲学知识似乎太单薄。文化像一棵树，我们的学习只是掐了一根枝子。

我过去是学哲学的，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时的学校，包括现在的教学，都好像只是拿一根大香肠一节一节切下地断裂学习。

我读大学、研究所时，台湾地区的出版业还不发达，可以买到的哲学性书籍很少，常常由老师掏钱去美国买一本书，或者同学集体购书，再轮流打字（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打完以后油印，然后大家才去读那本书。

当时我想，一则书本的取得竟这么困难，二则我们所能获得的只是片段的知识，有时候从老师们哲学性的叙述过程中，我发觉，如果从整个大文化去看，它不仅只有这个意思，还有更丰富的意涵。而某问题的概念，其实是从一大堆事理中，抽出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意义而已，要还原到那个大系统里去才看得清楚，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活了！所以，我思考着需不需要继续在台湾读哲学？

本来我想出境读书，可是到大四的时候我母亲病重，我是独子，看情况是不能出去了。我开始想，不如转到中国系统中去，读中国哲学吧！

那时候大学里没有选修，我就加修了国文系的课，很幸运遇到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鲁实先先生，跟着他从文字学入手！之前，我也曾听了哲学系很多中国哲学的课，发觉同样有它的某些问题。可是，等到我从文字学入手，再跟着鲁先生读文学去了解“文章体例”，读《史记》了解“著作体例”，然后再来说明整个中国思想的完整性，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一般学的课程，跟传统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鲁先生没有读过大学，甚至现代小学、初中、高中都没有毕业。他说，他建立了一套传统的自学方式。站在他的立场，他不太赞成现代一般学者们讲的中国东西，因为那是站在外面的说法。

同时，我很幸运地又跟了爱新觉罗·毓鋆先生，当时他讲今文经家之学。而爱新觉罗·毓鋆先生是跟康有为、梁启超的系统下来，从他的教导中我意识到，除了鲁先生学习中国学术的这套方式之外，中国学术确有它的系统性，不是现代一般所说的道德格言而已！进而从这个系统中理解，中国有一个文化下的大系统，此是构成中国学术的根本！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钱宾四（钱穆）先生。钱先生虽然反对清朝今文经家的讲法，但是他融合了今古文，也应用了传统的考据与训诂，然后向上追溯，尽可能地查出本源（这是发生论的研究方法），同时说明传统学术的根本问题。从这些系统里面，我对中国传统学术也有了认识！

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近代学术的大议题。

几年前，台湾当局曾拿出很大一笔钱，让近年在国外（比如在美、英、法、德甚至于西班牙、意大利）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回台湾地区的年轻学人，回到留学地，做一年的学术研究，研究近代西方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看法，以及对中国哲学的看法。他们回来后，形成了共同的结论，即依西方学术传统表示“中国没有学术”“中国没有哲学”，如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看法，中国只有“道德性”格言及一些“宗教性”的信念记录而已。

其实我学哲学的时候，很早就接触到“中国没有学术”这个问题。比如在美学上，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西方的美学大师说：“中国仍是在前科学时代”，即根本没有科学，因而说：“中国只有经验的集结，没有任何学术系统的发展，所以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只是只言片语，散乱在各种文字记录中。”那时我读到这些，感觉非常震撼！

授课老师在他们的认知前提下，也真的是这样子教我们。比如教我《老子》的第一个老师是用英文教，他说我们中国文字完全没有逻辑性（他是一个好老师，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也一百出头了），他认为，《老子》是一本完全没有逻辑系统的书，字义含混、模糊，所以我们读的是美国人的英译本，他说：“幸亏美国人整理了这本书，这本书大家容易读得懂，我们就从那里开始！”第二个教我《老子》的老师，同样说《老子》没有系统，他就把《老子》按照西方哲学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等次序，排列整理成一本新《老子》，如同陈立夫先生觉得《论语》没有系统，就把“四书”统整了一遍，按照科学性的排法，把《四书道贯》排了下来！这些先生活到今天也都有一百岁了，他们虽然都是清朝人，不过都受过新式教育，有的留了学，这是他们对中国学术的看法。

等我跟了鲁先生，再跟了爱新觉罗·毓鋆先生，听他讲今文经家，再去钱宾四先生那里听课学习，我发现中国实在是有一大套知识系统，如果了解并掌握了这套系统以后，中国所有的东西都不再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一些文字、文章中所说的那么不够丰厚。老人家们说：中国仍然是有学术系统的，每个文字背后都有特定的含义，其所形成的“家法”中，在义理的解释上，就呈现了某些特殊的说法。这是我当时学哲学，进而跑去中文系加修学分所得来的经验。

就在这个经验中，等到我教课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我要从哪里带动学生认识这个“知识”？它不是单纯感性的记录，它有理性的架构，同时有它的知识性——因为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讲，非得有知识性，否则不足以成为“知识”。而中国所有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有知识性的，只是其所知的对象和西方所知的对象有所不同。西方所知的对象，是以客观世界的构成物质为主，而中国所知的对象则是以人、以生命为主。因此，中、西方所形成的知识、知识系统、知识方法也就不同了。

我后来就从这个角度，在钱先生的教导下，慢慢地整理出了一点点想法跟看法，从这当中来教学生，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后从这个角度一路整理：中国哲学史、中国美学史以及各个经典的注解，只是觉得目前还不够完整，还不敢拿出来出版。

此外，我还跟过很多老师，比如我跟了方东美先生四年、牟宗三先生四年，那时候我旁的事都不做，就是整日跟着老师们读书，听很多先生的课。这些老师的课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我同时也上过林尹先生、高明先生的课好多年，特别是高明先生，他教我的时候虽然偏训诂及治学方法，可是他的讲法偏古文经家的说法；我也跟屈万里先生上完了《易经》《诗经》与《尚书》，他从考据、训诂中，引用现代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系统。

然而，让我真的觉得将学术和生命合一，享受现有状态的，是四位都没有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先生。如果回到现实生活层面，我看到现代学术训练出来的先生们，似乎大多内心都很辛苦，而这四位先生大体上心境都还快乐，特别是钱先生！

鲁实先先生很率性而为，他听说某某先生不认真教书，还会跑去骂人，但他个人处世心境快乐极了，沉浸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一字则欣喜万分。

爱新觉罗·毓鋆先生直到一百出头的岁数，还在教书。他常褒贬人物，意志力坚强，我跟随他老人家治传统学术也有二十多年。

最安然、最怡然自得、最自在的则是钱宾四先生。我在他那里学到很多，他对我影响最大！因为我在他身边有二十三年，看着他的生活处世，然后学到怎么过怡然自得的日子。

比如，钱先生八十八岁时眼睛完全看不见了，每回我们去看他的时候，都帮他读报。有一次读完报、聊完天，他就问我：“你快不快乐呀？”我说：“快乐！”他就说：“你为什么快乐呀？”我说：“好像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他点点头：“很好！那你教书呢？”我说：“教书是我快乐的源头，建中的学生实在是太棒了！他们原本就好得不得了！他们一旦听懂了道理，就像羚羊一样飞跃而起，让我实在太快乐了！此外还有，我爱读书。”他就点头，又问：“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呢？还能不能快乐？”我说：“老师你的意思是，你读书读了一辈子，但现在眼睛看不见了……”他说：“对！如果这时还能快乐，才是真快乐！没有任何依傍，你才是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快乐。”此语给我的启迪好大好大！我们每次去看他，他都会在言谈中突然冒出来一句话、一个提醒。

我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钱先生过九十岁生日，我们祝贺他长命百岁，他也笑着点头，他那时候正在抽烟，就擦上火柴，点了烟斗，要我们看那根火柴，然后摇一摇火柴就熄掉了，他说：“我现在就像这样。”大家就说：“你不会！不会的！”他说：“不是！你们要知道人的身体会衰老，到衰老的时候，活一天是很辛苦、很吃力的，不要以为活着就好，而是你们要怎么活。”很多时候，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往往蕴含丰富的道理。

此外，印顺法师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我从小病痛，总是迷迷糊糊的，因为听了老法师的佛学课程，心境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他也没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但从他那里学得的佛学教育，使我获得莫大的启发！

我觉得这四位老人在传统学术中，能充分享有自己的生活，或者说充分享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本身。而我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也提供各位一些我的读书心得，给大家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