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勋还是罪魁

周作人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二马”时，指出五四前后不能如此说，因为那时只有沈尹默和马幼渔两位在北大，还在蔡元培长校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些带头作用”，人称“鬼谷子”。“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2]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派系林立，暗潮汹涌，不少人视为畏途。沈尹默在北伐之后离开北大，任职于教育行政部门；担任史学系主任，参与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的朱希祖，在学生风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安于位，南下广州；而马裕藻却能够历经风雨而稳坐泰山，终生不离北大。马裕藻自1913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教授“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等课程，从1920年起担任系主任，前后长达14年之久，在派系纷争激烈复杂的北京大学，堪称异例。

或谓马裕藻为北大国文系的开系元勋，只是这样的有功之臣究竟功在何处，值得玩味。学人的声望地位，理应与其学术成就有关，可是马裕藻的学问似乎颇受人质疑。他没有出版过任何学术著作，也几乎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2004年由北京大学校史馆编辑并由该校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厚本《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也没人为他写下纪念性文字。虽然坊间关于马裕藻的记述多由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敷衍而来，可是周作人在书中写到马裕藻时，居然说：“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轶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3]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除了孔德学校的事务以及偶尔的仗义助人外，多是饭局宴客之类的应酬，所以反而无从下笔。

因此，不仅前此主导文学系后来被章门弟子排斥的桐城派对他不以为然，同辈学人也不无微词。杨树达曾以请吴承仕任教之事告诉马裕藻，后者答称：“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杨树达认为，马裕藻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同门的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4]黄侃性情乖僻，与一些同门关系不洽，与钱玄同冲突尤多，论学却不会因人废言。同治音韵之学，黄侃可以和老师齐名，所论可谓定评。吴承仕与黄侃的关系不错，与马裕藻等则时有冲突。[5]而马裕藻虽然号称旧京治音韵四派之一的古韵派代表，也仅仅是口碑而已。

蔡元培改革北大后，主张北大不是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教师不能单纯教学，必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可能教好书。但是国民政府时期北大未必以学术见长，而且无著述不等于没学问，不好为人师而学富五车的名家不乏其例，有的学问甚至为一般著作等身者望尘莫及。太炎弟子当中，黄侃未及著书而人已逝，钱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其余则或多或少，勉强可以结集，只有周氏兄弟倾向文学，著述较多。可是像马裕藻那样几乎不著一字，也是绝无仅有。

学为己之后为人，若无余力发明，守成足矣，至少可以传承学术文化。因而那时大学教师的有无学问，一般不以著述的多少甚至有无作为标准，与时下为了评职称以及种种评估而粗制滥造乃至抄袭剽窃成风的情势迥异。温故而不知新，迂而已；不温故而欲知新，甚至温故不懂仍然强要创新，就绝不仅仅是妄，更等同于存心害人。或者看懂书已经力有不逮，还要勇于推陈出新，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文字，无知无畏。有的虽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不过自己心中的条理系统，非但不能贯通材料事实，反而去真相越来越远。有的一心突过前人，填补空白，充其量拾人牙慧而已。

上述各种有助于立足学界的情形，对于马裕藻似乎概不适用。正式选修过他所授课程的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生吉川幸次郎，后来在南京见到黄侃才觉得遇到了真正的学者。也有的教师虽不勤于著述，却长于授课。同样不好著述的钱玄同在学生当中就口碑不错。而这方面马裕藻也并非强项，他的口才不佳，讲课平庸沉闷，使人思睡，只有偶尔透露其妻的贤惠，让对他既无惧意也无敬意的学生们有了恶作剧的由头。据说学生对他的评语是“糊涂”二字。吴虞任教于北大期间，就知道“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6]倒是其女马珏，因为被评为北大校花，引人注目，花边新闻不少。有一年北大纪念建校，现场向千余学生问卷，认为北大有吸引力的答案之一，竟是北大有花王。花王者，各校校花王者之谓也。

然而，如果以为马裕藻是只会周旋于各方的好好先生、沙龙教授、宽厚长者，则大谬不然。他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期间，正是所谓“某籍某系”把持最甚之时。“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同为浙籍的单丕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时，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7]

所谓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是指朱希祖任主任的史学系和马裕藻任主任的国文系，所以单丕指名是“愤朱、马辈把持”。胡适对此早有耳闻。1920年6月12日，陶孟和致函胡适，告以“近日沈、马诸公屡有密谋，对于预科移至第三院一事犹运动反对，排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为妙”。[8]

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9]，并以校学生会名义在河北《民国日报》发文攻诋。8月1日，马裕藻以“是实藻诚信未孚所致”，致函文学院院长陈大齐求去，请召集国文系教授会改选主任。两天后，陈大齐复函慰留，称：“先生主讲北大垂二十载，诸生无不热忱爱戴。若偶因学生误会，遽尔灰心，将国文学系主任辞去，则该系一切进行计画势将停顿。爱校如先生，当不忍出此。务请以学校前途为重，慨允继续担任国文学系主任。”[10]后经代理校长陈大齐和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马裕藻和与之同时提出辞呈的朱希祖才勉强同意复职。[11]不久，朱希祖因为学生再度闹事，愤而去职。而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锋芒所向，也是把持系务的马裕藻。

在同门眼中，马裕藻的形象则与外人所见大相径庭。其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平时不善言谈，但又容易激怒，在北大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便要大声叱咤，不留情面，与平常截然不同。按照常理，训人总要有些底气，而底气必须有所凭借。在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的大学里，如果学问不出众，却能长期稳坐系主任的位置，而且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并且敢于大声呵斥他人，究竟底气何来？

太炎门生是缘由之一。民国以后，太炎弟子在教育界成为最具声势实力的学术群体，一时无两。马裕藻在太炎门生中被视为老大哥，他人自然不敢小觑。

“某籍某系”是缘由之二。太炎门生中，以浙籍居多，但其他籍贯者也为数不少。而在教育界的浙籍人士许多并非出自太炎门下。二者互为犄角，相辅相成，声势进一步张大。

上下呼应是缘由之三。在北大掌校或代理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都是浙江人，或与章门弟子有旧，或曾经得到这一重要势力的支持，所以不免为“某籍某系”所包围。沈尹默后来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2]蒋梦麟本来与北大没有渊源，代蔡元培入掌北大，只能依靠拥蔡且有实力的教授。至于陈大齐，民初还在浙江时就与一干章门弟子关系密切，在北大期间也是过从甚密。甚至可以说，本来就是“我们”中人。

性格中庸是缘由之四。马裕藻调和新旧，不偏不倚，一般不得罪人，人脉很广，而且不以荣衰清白眼相加，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与各方维持良好关系。如鲁迅落难时，就觉得只有马裕藻的态度依然如故。同时，马裕藻又让人不觉得具有威胁，不予排斥防范。

敢于担当是缘由之五。马裕藻看似主见不多，可是并非一味推诿，相反，在各种会议中每每发表意见，在处置各种事务时往往被选为参与人。在北京各校与教育部的冲突中，1923年5月4日，马裕藻还曾带队包围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住所，不准其外出。[13]

以上五点，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在当时北京大学的组织体制之下，马裕藻非但不是滥竽充数，而且人望极高。这可以从其连续高票当选系主任窥见一斑。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各级行政以及委员会等，多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1920年4月13日，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开会，总共15位教授有13位到会，马裕藻以11票的罕见高票当选主任，排名第二位的朱希祖仅2票。[14]1922年北大国文系主任改选，马裕藻以8票当选。另外两位得票者为沈士远2票、吴虞1票。而物理、英文、法文、政治、法律等系，当选者最多（如英文系主任胡适）不过得到3票。[15]其后马裕藻在北大国文系历年系主任改选时始终连任，得票少则3票，多则8票，在各系主任得票中属于最高。此外，马裕藻1918年即当选为校评议会委员[16]，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几乎年年当选，可以说是少有的常青树。只是在选举教务长时，马裕藻的票数在得票者中反而最少，可见其影响范围及层面的限度。[17]

指马裕藻把持北大中国文学系，在马自己看来，肯定觉得委屈。1929年国文系提出的应增聘教授名单，包括胡适、林损、黄侃、郑奠、黄节、杨振声、闻一多、沈尹默、吴承仕、鲁迅、吴宓、赵元任、吴梅、黎锦熙、郁达夫、萧友梅，确是新旧兼容的一时之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