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机器工业化与现代化

18世纪以来，欧洲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工业化不仅是后发国家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也成为经济思潮的主流。近代中国也是如此，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内忧外患加剧和政府倡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学术界对工业化的讨论达到一个高潮。方显廷不仅参与了这场讨论，而且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工业化的基本含义，是理解工业化问题的基础。按现在通常的理解，工业化是指西化或现代化，即农业国向工业化或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不过，这种解释并未表明工业化本身的具体含义。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对此有过讨论。抗战以前，一般都将工业化等同于机器工业或机械化。方显廷也持这种看法，不过他注意到工业化还有广义的一面。1930年，他指出，西方广义的工业化，包括制造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的革命。但在中国，更应注重狭义的工业化。“所谓工业化者，专指因机器之助，用雄厚之资本，以实行规模生产之制造业而言者也。”严格意义的工厂，应该包括工作集中、实行监督、固定资本三要素。有的将少数手艺人的作坊亦包括在内，“殊有名不符实之弊”。但即便是狭义的机器工业化，其影响也是极为广泛的，“对于国内之农业、交通、商业、金融、财政各项，均具有密切之关系”。[29]1935年，方显廷对制造业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近代欧洲经济的发展证明，制造工业占有中心地位，“制造工业现代化之兴起与扩张，亦即工业化之由来也。……工业革命以来，向之以农业为重者，今则以工业为重”。[30]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全面侵略，方显廷开始强调广义工业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要强大，必须以现代工业为中心，实现各个领域的工业化。“夫欲一国之工业化，非从事现代工业之提倡与建立可达目的，必以其国之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端，均已循现代工业发展所取之途径……即就经济一端言，亦必须工业以外之一切经济活动如农、矿、交通、贸易、金融，以及财政等，均已循工业发展之途径，引用新式技术与大规模组织，始得谓为已臻工业化之境。”[31]方显廷上述看法，在当时学术界可谓独树一帜。不过，综合方显廷所论，机器工业化仍是其工业化主张之核心。

工业化的特征，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化产生和演变的基本面貌。在方显廷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工业化肇始于外力压迫和政府的提倡。西欧各国的工业化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中国则是受到欧美工业的外力压迫，才被动地走上工业化之途。在此过程中，远东地区包括日本、俄国和中国，政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方显廷说：“至言中国，设非赖一二眼光远大之辅政大臣，如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辈之倡导，则所谓‘工业化’之实现为期必当较晚。”[32]

第二，多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依据不同的标准，资本主义工业有多种类型，方显廷主张以资本所有权来划分。1934年，他粗略地指出，中国工业包括军阀资本主义、官吏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华侨资本主义等四类。[33]这种分类，忽略了本国一般私人资本。到1939年，方显廷的阐述更详。他认为，中国工业包括外资经营和民族工业两类，民族工业又分为公有、私有两种。公有工业或为国有，或为省市县所有；私人工业指官僚（包括军人）、买办、华侨、商人、银行、钱庄等投资的企业。[34]

第三，中国工业化程度低。西欧早已实现了工厂制，而中国却仍然盛行行会制、商人雇主制和家庭制。投资额度和资本构成很低，以1930年为例，华商纱厂投资多在50万元以下，而日商纱厂多为200万—250万元；每百万人口所拥有的棉织机，中国仅有54架，英国已达到16746架，生产效率也很低下，每架织机年产布匹，华商纱厂为447.52匹，日商纱厂则达到717.34匹。结果，工业产值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很低，工厂制造业仅占国民生产所得的2.5%。1941年秋，方显廷去美国，发现美国每年生产钢铁1亿吨，而中国每年只能生产数千吨，为此感叹“中国去‘现代化’还很远！”[35]

第四，工业区域集中。与原料、劳工、技术、动力、运输、金融、市场等之便利有关，新式工业主要分布于上海、天津、广州、青岛、大连等沿海大城市，以及长江流域腹地的武汉三镇。以棉纺织业为例，1924—1930年，上海、无锡、“通崇海”、武汉、天津及青岛六埠的纱厂工人占工人总数的85%。[36]

近代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为什么比较缓慢？此为工业化讨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方显廷将此归纳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个方面的障碍。

政治上的障碍，主要是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及战乱频仍、捐税繁重。列强通过租借地与领事裁判权，垄断了进出口业和资金流动，控制了制造业、矿产、铁路等行业，中国工业无法与之竞争。至于“战乱频仍、时局纠纷与税捐繁重的影响，便是不特政府不能实施工商保护政策，企业家完全须以自己薄弱的力量去与国外势力相竞争反予工业以种种直接间接的障碍”。[37]

经济上的障碍，也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阻滞，新式交通仅限于海滨及长江流域，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交通运输仍靠木筏、牲口和人力，以致原料和产品运输不畅，运费昂贵；币制也非常混乱，对以货币流动为命脉的工商界而言，只有吃亏受累；资本极其缺乏，金融机关放款利率高，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原料生产不能自给，工业发展范围受到限制；中国工业受到外国商品的严重挤压，其中既有外国制造品的竞争，也有外国在华工厂的竞争。[38]

社会方面的障碍，主要是指：劳动者缺乏教育与常识，大学或专门学校出身的技术人才较少，而且未得到资本家的认真利用，这些都不利于劳工效率的提高；而传统家族制度，国人习于保守，亲戚关系复杂，也影响了工商业的经营。[39]

工业化讨论中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发展工业。方显廷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农工并重。关于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发展顺序，分重农、重工和农工兼重三派。方显廷属于第三派。他指出，重农派和重工派各有其理由，但二者“似各趋极端，实非无调剂之余地。盖一国经济建设为一整个问题，农业与工业有相互之连带关系，奇重奇轻，皆非所宜。工业无农业以供给原料，则工业不振，农业无工业以供给制成品，则农民之消费及生产二方面，均受损失”。[40]抗战期间，方显廷还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和工业种类的观点，即“何种农业应谋发达，何种工业应予奖进……宜力求农工两业地域之接近，以便节省运费，减低成本”。[41]

其二，由“先轻后重”到“先重后轻”“先国防后民生”。关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顺序，学界有先轻后重、先重后轻和二者并重三种观点。方显廷的看法，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修正。1936年5月，他发表文章主张“先轻后重”。重工业虽是轻工业的基础，但优先发展轻工业为各国工业化的普遍现象。“中国工业化之程序，应先自轻工业入手，而渐及于重工业。然与国防有关，由政府创办者，则须当作别论。”[42]不过，同年11月，方显廷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重工业或基本工业，为一切工业之母，其发展较轻工业尤为迫切”。[43]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方显廷又提出先发展国防工业再发展民生工业的看法。他认为，百年来中国新工业“几全在轻工业，重工业微不足道，而危及国脉。抗战师兴，捉襟见肘”。今后我国工业资本，“宜以国防工业为首要，而民生工业次之。盖立国于兹武力压倒公理之世界，欲图富强，自必先强而后富。国防工业之建树，乃致强之唯一途径。正如民生工业之发展，为致富之要道也”。尤其是大后方西南地区，应建立一切有利于战事进行的国防工业，其他一切经济建设事业“均宜以促成国防工业之早日建立为鹄的”。[44]

其三，工业本身的建设。工业建设分为环境建设与本身建设两部分，前者受整个社会环境的限制，后者有赖于个别工业的努力。方显廷侧重于工业本身的建设，对资金筹集，厂基、房屋、机器、原料和服务的获得，成品制造，以及成品销售四个步骤，做了全面论述。他认为，工业金融应脱离商业金融的束缚，另谋自立途径。工业投资银行及工业证券市场，尤须早日成立；工厂设立，诸如厂基、房屋、机器、原料及服务的获得，应有通盘筹划；固定资金与流动资金的分配，也应求得一个合理的比例；制造方面应力求科学管理，人事调整和成本计算应符合人事管理和成本会计的原则；销售机构与生产环节应加强联系，避免因二者的脱节而提高成本。以上四点“若能一一予以实施，则我国工业建设之前途，其有望乎？”[45]其中，方显廷对工业资本的筹集尤为关注。他强调民族资本的积聚，防止投机性、浪费性行业投资，鼓励乃至强制储蓄，限制公司分红。还主张利用外资，补充民族资本之不足。建议在抗战结束时，政府“利用外资机会到来之际，郑重宣言对外人投资利益之保障……以促其踊跃投资”。与此同时，方显廷又强调，须保持主动地位，“必利用得法，庶不致造成过去被外资利用之恶果”。[46]话虽如此，这显然是一个很难解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