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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和大许就没再给秧田送秧把了，礼贵领着我们拉木耙。除了我们三个，礼贵还叫了为国，这是队上最强壮的男劳力，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四个人背着绳子，在水田里弓身向前，耙田时下巴颏儿离水面只有一尺来高。我觉得光是那根又粗又湿的绳子就分量不轻，何况后面还拉着木耙，木耙上面还站着礼九。后者的手上照例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虽说没有抽在我们身上，但吆喝不止。习惯使然，礼九把我们当成闺女了。

最先耙的是闺女没有耙完的那块水田，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趟。礼九念叨着，“人不如牛，牛不如闺女……”念叨得我们心烦意乱，步伐也因此乱了起来。后来礼贵领头喊起了号子，“一 ——二！”

“哎哟——喂！”我和大许、为国接着喊。

“一 ——二！”

“哎哟——喂！”

总算团住了一股劲儿，把木耙拉得飞了起来。礼九站立不稳，差点没摔了下去。

站木耙是一项技术活儿，但毕竟比拉木耙轻松了许多。况且现在是人拉而不是牛拉，技术要求可有可无（除非人突然发力）。于是礼贵指示轮流站木耙，说这样大家可以轮换着休息。轮到大许站木耙时他不禁来了灵感，站在木耙上说，“队长，喊哎哟喂不好听，我们喊下定决心吧。”

“咋个下定决心？”礼贵问。

大许说，“就是我喊，‘下定决心’，你们喊，‘不怕牺牲’，我再喊，‘排除万难’，你们喊，‘去争取胜利’。”

礼贵说，“那你起个头。”

于是大许扯开了嗓子，用力喊道，“下——定——决心！”

我们接着喊，“不——怕——牺牲！”

大许，“排——除——万难！”

我们，“去争——取——胜利！”

耙完老坟地边上的水田，礼贵指示转移。为国一个人就掀起了木耙，拖泥带水地往肩膀上一套，我和大许负责拿绳子，一帮人越过了田埂。为国肩膀一歪，卸下木耙。那木耙平平地落在另一边的水田上，几乎都没怎么溅起泥水。

中间歇息的时候，我们爬上田头，光秃秃的路边连一棵树都没有，太阳晒得人发蔫。但怎么的也比在水田里当牛强呀。礼九惦记闺女，去了一趟瓦屋，礼贵嘱咐他快去快回。剩下的人走向一只歪放在地上的木桶，桶里面有半桶水，上面浮着一只葫芦瓢。我们轮流抓起瓢，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水。那河水清凉煞渴，沁人肺腑，只是喝到后来才感到了一股河泥的味道。水桶是大秃子挑来的，这几天他的任务就是往各处送水。

喝完水，礼贵和为国解下烟荷包，往烟锅里装烟丝。大许掏出一包纸烟，弹出一根递给礼贵，对方说，“我抽不惯洋烟。”没有接。大许就把那根烟给了为国，后者连忙收起了烟荷包。他们三个蹲在地上抽烟的时候，我则守着水桶。桶里的水虽然喝干了，但桶边上到底还是要凉快一些。

为国蹲着移了两步，向礼贵靠近，有些扭捏地说，“队长，我们家自留地上的麦子也要熟了，就这几天。”

礼贵看了他一眼，脸不禁挂了下来，“不是让你们兄弟两个不要种麦子的吗？这是啥当口，不是和队上抢劳力吗？”

为国说，“老大的事我不问，只要你放我一个工，木耙我一个人拉了。”

“说得轻巧！放你一个工，为好我能不放他一个工吗？”

“那让他来拉木耙试试。”为国说。

我总算听明白了，为国是在向礼贵请假，要收自留地上的麦子。礼贵不乐意，因为队上也要收麦子。更关键的是，如果放为国一个工（一天假），为国的哥哥为好家的自留地上也种了麦子，也得放为好一个工。为好、为国两兄弟分家以后仍然住在一个园子里，自留地也彼此相邻。兄弟俩一向不和，总是比着对方过日子，这在老庄子上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种麦子，另一个也要种麦子，现在弟弟要队上放工收麦子，哥哥自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大忙的天，闺女又病趴窝了，一下子要放两个强劳力的两个工，的确让礼贵感到为难。

礼贵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装了一袋烟，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先减一个人，你们几个拉着试试。说好了，他们换着站耙，你不换！”

为国“嗯哪”一声说，“再减一个也没事。”

“你没事，人家有事，哪个像你，一身的牛劲！”礼贵没好气地说。

然后礼贵就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这以后，就成了三个人拉木头耙，一个人站木耙。的确比以前费劲多了，那木耙就像钉在水田上似的，也像有一头牛在向后拉。我不免在心里抱怨为国，大许显然也不太高兴。礼贵不在，他就没有表现的必要了，甚至连号子也不喊了。大许不喊号子，其他人自然也不喊。倒是为国憋足了力气，弓身曲背，一往无前。后来我发现，即使自己不那么用力，那木耙也一样向前移动。并且为国说到做到，果然没有站木耙。我、大许、礼九轮流站上木耙，挺直身子，汗淋淋的经风一吹，真是说不出的快活惬意。

就这样，我们一共干了五天，剩下的水田基本上都耙平了。每天从田里上来，我的小腿肚子止不住地哆嗦，肩膀就像火烧一样地疼。幸亏有一副从南京带下来的帆布垫肩，围在脖子上，垫着钝刀一样的绳子，我才没有在水田里趴下。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村子的西边就响起了礼贵的喊工声，“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大约喊了三遍后，我才很不情愿地爬了起来。肩膀就像有记忆一样，马上疼痛不已，脚一落地，小腿肚子就开始颤抖。匆匆套上衣裤，我走进堂屋里，大许和吴刚正摇摇晃晃地从西边的屋子里出来。大许边系裤子边说，“这是什么世道，天还黑着呢！”

吴刚说，“简直就是半夜鸡叫。”

嘟囔了一番后，吴刚走到灶后面，开始烧火做饭。大许则在灶台上忙活。我从门背后找出三把镰刀和半块砖头，开了堂屋的门，然后就蹲在门口磨镰刀。门外天地清净，鸦雀无声，只有磨刀的声音喀嚓喀嚓地传出去很远。屋内，拉风箱的声音空咚空咚。粮食下锅以后，大许走回自己的房间里，一阵翻箱倒柜。再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抓着一把什么东西，正往嘴巴里塞。大概是什么补品。大许一面干咽着一面踱了过来。“今天割麦？”他问。

我说，“割麦，你可要好好表现呵。”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大许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每天早上喊工，礼贵都是一样的喊法，“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无论是什么季节，干什么农活，他都这么喊，也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扁担或者镰刀。老庄子上的人一般都不会带错农具。如果谁带错了，礼贵免不了会一通训斥。但作为知青，我们对带什么农具上工一向没有把握。八成是这几天耙田耙狠了，我一心想着麦收。只有麦收开始才是我们的解放之日，再不用赤脚下水田拉木耙了。都说麦收是弯腰头点地，但动用的毕竟不是同一块肌肉呀，“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辛苦毕竟不在眼前。

因此这镰刀我越磨越有把握，今天一定收麦！看我如此坚定，大许和吴刚也都不再怀疑。由于他们不再怀疑，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三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大拇指在刀刃上一抹，指肚子上的肉就像是要被吸进去一样。今天不收麦，镰刀可惜了。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大片大片的麦子被割倒了，一垄一垄地铺在地里，头归头，尾归尾，方向不一但无不整齐地排开远去。一些人在扎麦捆，更多的人正往前割。老人、孩子挎着篮子，散布在麦茬地里，撅着屁股捡麦穗。田边上插着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黄字“大范一队”，旁边竖着的木牌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半身像。这两件东西都是大许劳动之余制作的，之后被队上收藏，在麦收这样重要的日子里才拿了出来。

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景象的确富饶。但干活干久了，并且身在其中，也就无所谓了。从天不亮开始到天黑地黑，我们已经割了整整三天的麦子，到这会儿不免腰酸背疼，大腿肿胀，手都抬不起来了。真的还不如在水田里拉木耙呢，那样至少能在站耙的时候休息片刻，就是拉耙也可以掂量着用劲……

天色越来越暗，礼贵仍然不喊“家去！”——收工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喊，就像上工的时候他总是喊，“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这时候眼睛已经不管用了，割麦全凭感觉。好在几天下来，动作已十分机械，既不需要眼睛，更不需要脑子。伸出镰刀兜住几棵麦子，左手拉住麦秆，右手连拉带割。到后来，镰刀也钝了，拉的劲儿就超过了割的劲儿，一次也割不了一把，只能割几棵了。视觉减弱之后，听觉和嗅觉明显地增强。一片昏黑之中，只听咯啦啦的割麦声，被太阳烘干的土味儿和麦秆断裂处的草味儿直冲鼻子。

直起身子擦汗的时候，我发现远处的田边移动着几条奇怪的人影。大腿以下被麦子挡住了，就像坐在一条船上似的。人影向老庄子的方向而去，我数了数，一共是五个人。一个人在前面，四个人跟在后面，其中的两个人肩膀上似乎还背着枪。我正在纳闷，旁边割麦的大许也直起腰来。“那不是王助理吗？”他说。

大许经常去公社革委会大院里串门，自然比我更熟悉王助理。由于他认出了王助理，后面跟着的那几个人肯定就是人保组的勤务员了。这帮人从田埂上拐上了一条小路，腿部以下露了出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条大狗，一颠一颠地跟在后面，不用说，便是那条大黄狗了——“王助理媳妇”。他们此时此地出现在这里，是路过，还是专门冲我们村来的？

这时吴刚也站直了身子。“麦子熟了，鬼子进村喽。”他说。

大许说，“嗯，看来是来骗吃骗喝的。”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麦收时节，社员偷队上麦子的事时有发生。看来是出了什么案子，公社人保组的人才会这会儿出动的。

队上的人这时也都不割麦了，在地里站成一大排，异常兴奋地议论着。礼贵也不加以制止，他好像也很莫名其妙，仰着脸向西边张望着。天际渐渐地暗淡下去，一缕淡薄的晚霞沿着地平线拉得很长。那队人马剪影似的映在上面，由于距离和时间关系越来越模糊了。黑乎乎的老庄子的上方，瓦屋的轮廓显示出来，线条格外分明。

礼贵终于喊了声，“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