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出“废墟”

日本失掉了殖民地，失掉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没有资源，没有了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经济立国，日本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日本正是在战后“废墟”中，开启了它的经济崛起之路。日本就像科幻电影《终结者》中那个打不死的机器人，被压成碎片之后又慢慢聚拢，再度凝结。

1.日本复兴计划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明治时代以来苦心建立的工业基础遭到了严重消耗和破坏，所有主要城市和大工厂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图2-1），国民经济完全崩溃。而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则是广大的日本下层民众。相关资料统计，日本在战后一年内就饿死了100来万人。日籍华人张宗植先生在《樱花岛国余话》一书里提到：那时日本的城市居民，纷纷将家里仅存的家具和衣服拿到农村去换米，而妇女们则被迫向驻日美军出卖肉体来换取食物。撰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著名小说《一碗阳春面》所讲述的便是在日本战后初期，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妇人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的生活故事。每逢新年到来时，这位妇女就到面馆去买一碗面，四个人头碰头地坐在一起分吃。面店伙计同情他们，每次都把碗里的面条装得满满的，尽量让他们吃饱一点……

面对如此困顿的经济局面，时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1878—1967）（图2-2）提出了一条“重经济、轻军备”的“卧薪尝胆”路线，该路线确定：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实施这一路线的过程中，日本把原本投入战争的高素质民众，用于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吉田茂一共当了七年（1946—1947，1948—1954）的首相，对于规划日本的发展方向有着关键作用，他擅长跟麦克阿瑟和美国占领军打交道，其外交政策被称为“吉田主义”，即日本依靠美国来提供国家安全方面的需求，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和建设国家，并积极让日本融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中。

1960年，池田勇人（1899—1965）（图2-3）当选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后，在改善民生方面，又进一步启动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十年时间，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实现完全就业，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要求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86

当时日本著名的经济学者中山伊知郎（1898—1980）曾提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因此，可以将收入翻番作为劳资双方的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88日本政府在落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采纳了中山伊知郎的意见。这势必迫使日本企业放弃粗放式经营，而转变为依靠科技进步的增长方式，即通过加大自主研发的力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由此，保护知识产权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知识产权在日本被普遍视为国家核心利益，司法和执法部门也以严格、彻底的司法、执法行动，查处一切侵犯知识产权权益的行为为己任。这一举动促使日本企业大量投资、引进技术并进行再研发，以保证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技术的需求。

围绕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政府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划分为五个方面：充实社会资本；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安定。89为了充分保证这一计划的落实，日本政府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且是必须完成的指令性任务；而对民间部分，则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和促进企业发展。

在国民工资的增长方面，日本政府也采取了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规定在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的倍数必须严格限制在6～8倍以内；另一方面，企业内工会每年春天所领导的“春斗”，在劳资双方的谈判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

可以说，日本复兴计划不仅是日本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日本人是在一片废墟上白手起家的。战后初期，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干，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时代难忘的象征……，工厂日夜繁忙，大家节衣缩食。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901952年，盟国结束对日占领。此时，日本差不多已经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到了1967年，倍增计划的各项目标宣告完成，比预期提前了整整三年。1968年，日本便以经济大国的面目重新崛起，先后超越法、英、德三国，跻身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从1960—197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10%，国民平均收入上涨了两倍多，以蓝领和白领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渐渐缩小，日本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飞速提升，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生活电器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普及率达到90%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加入G5、G7的行列，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重要一员。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更是一跃成为世界首位。故而，在经济层面，20世纪后半叶被称为“日本的时代”。

日本创造的经济奇迹，除了客观政治、国际社会因素之外，大和民族不甘沉沦的性格特征也是起了很大作用。二战后的日本，有一种哀兵必胜的信念。在当时的日本国民心中，奋发向上、超越以往，是“压抑”在每个人心底的“渴望”，为振兴国家竭尽全力是每个人内心中的诉求：“逝去的生命不可辜负，活下来的人要更好地生活。”91这种信念使日本这个重视协同的民族，拼命学习，创造性地制造出大量生活所需的优质产品，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小说《一碗阳春面》的后半部分，便是讲那个寡妇的三个孩子终于都长大成人，考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也结束了贫困的生活。面店的伙计在欣喜地目睹一个家庭的变化的同时，事实上也充分见证了日本的战后复兴。

2.制造业的腾飞

对于现代工业文明而言，制造业无疑构成了其核心要素，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达与否，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经济基础的强弱。在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发达的制造业成为日本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

历史地看，纺织产业是战后日本的主要产业，对日本经济的振兴起到了巨大作用。1946年，日本政府提出“重建纺织业三年计划”，将纺织业列为重点贷款对象。1950年，纺织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23.16%，占当年出口总额的48.2%。适逢朝鲜战争，日本承揽了美国的大量军需订货，从而在战争中大发横财。

不过，时隔不久，随着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军需订货”消失，致使日本轻纺工业产能过剩，大量纺织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与此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由于劳动力充足且廉价，各自纺织业取得急速发展，从而构成了对日本的强烈冲击；此外，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开始对日本纺织业也有所限制。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日本的一些纺织业为求生存，转而向化纤领域发展，东丽、帝人（图2-4）等纺织企业纷纷开发高级纤维，开始跻身于世界产业链高端，日本纺织业也由此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另一方面，日本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工业重心开始向重化工业化转变。当时，由于战后勘探技术和采掘技术进步，东南亚、澳大利亚、中东、南非等地的矿产资源相继被开发，供给量猛增，价格显著下降。困境中的日本抓住机遇，利用原有基础，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很快建立起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半导体、家用电器等一大批新兴产业。从1952年到1961年，重化工业在日本制造业中的比重由48.32%上升到60.01%，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日本造船技术原本就很发达，能够生产各种规格和要求的船舶。1956年，日本成为名列世界第一的造船大国。

在日本产业结构的转换中，金属工业的发展也毫不逊色。金属工业以钢铁制造为核心，是建筑、汽车、船舶、电气机械等诸多工业领域中不可缺少的材料。1964年，日本的粗钢产量就已经超过西德，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钢铁生产国。尤其在特种钢的生产技术上，日本在世界上更是名列前茅。

日本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停留的时间也不长。这是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耗费能源和资源，并使得环境恶化日趋严重，再加上日本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日趋频繁，故而，日本发展重化工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先后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上升，这对以进口原料进行生产的日本工业造成了巨大影响。日本产品成本由此大幅度上升，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日本经济一下子由高速增长转为1974年的负增长。

即便如此，日本却以石油危机为契机，迅速提出“技术立国”（1975—1990年）的新战略，力求不断实现技术突破与革新，大规模生产世界最精细又不失价格优势的产品。93由此，日本制造业开始了又一次结构调整，工业化发展的重点从基础材料型产业向汽车、机械、电子等加工组装型产业转移，并着力开发和普及节能环保技术，向知识技术集约型产业结构转变，出口商品结构的重心也从纺织品、陶瓷器等向钢铁、汽车、船舶等转移。1970年起，日本汽车产业取代了钢铁产业，成为日本的第一大产业（图2-5）。1971年，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27.3%。进入20世纪80年代，当美欧等发达国家仍在石油危机中挣扎之时，日本生产的节能型家电开始风靡世界，省油型的日本轿车大举进攻美国市场。1981年，日本生产的轿车和商用汽车的生产量甚至超过了美国，达到了世界总产量的25.2%和45.1%，位居世界第一。94机床显示着一个国家的加工技术水平和工业发达程度，日本的机床大部分采用数控装置，技术优良。1982年，日本机床年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1983年，日本机械工业出口（包括了汽车、半导体、计算机、原动机等）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由此，日本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发展，日本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快速上升。按汇率折算，1955年为1612美元；1965年为3106美元；1987年达19841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而制造业的发展也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促使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加快了日本城市化的进程。1955—1960年间，日本兴盛的制造业所吸收的劳动力人口，甚至占据了新增的非农就业人口总数的44.4%。与欧洲发达国家失业率动辄超过两位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1947—1994年近半个世纪里，日本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以下的低水平。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日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一头进口矿石、原料；另一头出口电子产品、照相机、摄像机、汽车等高档消费品。由于技术革新的成功，日本的相机、手表和时钟这些精密仪器行业，瞬间成为站在了世界舞台前列的成功者。譬如，由理研光学工业公司制造的“RICOHFLEX Ⅲ型”的低价相机的上市，迎来了照相机的鼎盛时期，确立了相机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耐用消费品的地位。1967年，日本相机的出口量超过了西德，居世界首位。佳能公司率先把电子技术使用到了单反相机上，开创了相机的新时代。1969年，诹访精工舍在世界上首次将用石英控制的钟表（石英晶体谐振器）式电子表商品化，钟表业迎来了石英表时代。1980年，日本手表的产量先后超越瑞士、西德，成为世界头号钟表大国（图2-6）。随着相机、手表和时钟等产业的发展，日本的精密机械产业开始向办公机器及精密测量机器等多元化方向发展。精密仪器制造商将光学技术、精密加工组装技术和电子技术这三大技术融于一体，从单一的相机制造商逐渐转变成一个以记录图像、影像和通信为中心的综合制造商。

日本工业品出口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提升，使日本公司得以降低单位成本，更快地积累生产经验，改进与外国公司竞争的地位，也使日本经济易于逐步淘汰效益低的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日本的对外经济贸易开始从对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制成产品出口，转向利用日本高水平制造技术的产品出口。正是在进口与出口之间绵长的加工链上，日本企业通过深加工、精加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率。

可以说，在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由此，“日本第一”声名鹊起，“日本制造”誉满全球，众多日本国际知名企业成为各国竞相研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纵观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日本也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日本评论家界屋太一所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初学德国、接着学美国，到了80年代日本达到了德、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达到的高度工业化水平。”97

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势头令美国开始感到紧张。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了一本书《日本第一》，感慨日本的国土面积小，工业原料资源有限，而且人口稠密、多自然灾害，这样一个国家却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年中，取得如此成绩！他甚至断言，日本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98这样的说法，一度让欧美世界惶惶不安，也为后来日本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埋下了伏笔。

3.工业集群

日本工业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导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工业地带，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京滨、中京、阪神三大工业地带。具体而言，京滨工业地带机械工业发达，出版、印刷业繁荣，川崎和横滨有很多石油精炼所。中京工业地带主要以机械工业为主，特别是汽车工业发达，陶瓷等制窑业也主要集中在该地带。阪神工业地带金属工业发达，纺织工业比率较高。此外，日本还有北九州工业地带、关东内陆工业区、京叶工业区、鹿岛临海工业区、东海工业区、北陆工业区、濑户内工业区等。

这些日本工业集群可大体划分为如下四种主要类型：第一，大城市圈加工型工业集群。其特征在于加工型中小企业在大城市内的高密度布局。集群内企业主要从事专业化加工业务或机械设备的开发生产，它们的交易订单范围包括当地集群内中小企业、外地大型企业等。如东京的大田区和大阪的东大阪市。第二，龙头企业带动型工业集群。一般地处郊外地区或非大城市圈，以某个大型企业为龙头，逐渐形成集群。如以日立制作所为龙头的日立市和以丰田汽车公司为龙头的丰田市。第三，马歇尔型，又称为专业化产地型，相当于中国广东的专业镇。这种类型集群地处非大城市圈，依靠中小企业的区域内分工结构，生产某几种或单种消费产品。这类集群历史悠久，约30%的集群从江户时代起就从事相关行业生产。如福井县鲭江市的眼镜框架制造业、爱媛县今治市的毛巾制造业等。第四，引进型工业集群。这种类型地处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依靠税收制度的优惠和当地生产投入成本较为廉价的优势而形成，大多数企业迁到此类地区是因为国内其他地区的生产成本压力的上升，如东北地区的岩手县和九州地区的熊本县。

日本从工业革命开始到战后的一段很长时间，以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为代表的“重大粗厚工业”一直统治着日本的产业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丰田、索尼为代表的“轻小细薄”企业开始成为日本的代表性企业，也开启了战后日本制造业的黄金时代。

在讨论“Made in Japan”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把眼光集中到丰田、本田、索尼、松下这些有名的代表日本制造金字塔尖的大企业身上。其实，支撑这些大企业的，乃是各自背后数以万计的各怀“一技之长”和拥有能工巧匠的中小企业——它们真正构成了日本制造强国的关键塔基。这些中小企业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零部件、原材料、中间产品、机械装备，或提供为试制新商品所需的复杂加工服务。不少企业在某种中间产品的世界市场上占很大比例甚至首位，因为擅长制造独家产品而被称为“only one”（仅此一家）企业。因此，日本制造业的真正实力，表面上看是三菱、丰田这样的大企业作为支撑，实际上来自数千家在单项技术上默默钻研的小企业，正如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研究德国类似的中小企业时所言的“隐形冠军”。这些小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只生产一种产品，专攻一门技术，磨炼一项工艺。正是在一个领域长时间的专注，才使得它们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据统计，日本全国约有450万个中小企业，占日本企业总数的99%，雇佣的劳动人口占全部雇佣数的70%。按照日本的相关规定：“中小企业”一般是指雇佣人数在300人以下的企业。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除了与丰田汽车公司相关联的那些企业之外，能够达到这个员工数量的中小企业并不多，也就是说，日本很多中小企业的人数，常常远远小于300人这个数字。然而，正是这些大量存在的中小制造企业与其支撑的大企业之间，构成一个金字塔式的“企业梯队”。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则是一个有强大产品开发能力和销售能力的大企业（通常是产业链最下游，直接面对最终客户）。而那些为这种大企业提供零件的中小企业，便成为这些大企业的“第一次供应商”；“第一次供应商”下又有一批“第二次供应商”，如此类推。就最具代表性的丰田汽车公司而言，其下面的供应商就多达1000多家。

不过，话说回来，这些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单纯是订货和提供所需产品和劳务的关系，恰恰相反，这些小企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研发能力，并经常能够参与到大企业的产品规划和设计之中。由此，围绕着某一个大企业，就会形成一个完整产业链上的企业集群。这些企业之间保持长期的合作，并互相帮助对方进行改善和提升，从而保证知识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不断地积累、流通和传承。

在这些中小企业中，为苹果iPhone提供零部件的村田制作所（图2-7）、TDK、阿尔卑斯电气等堪称代表，其中，村田制作所尽管在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它是陶瓷电容器领域的世界霸主，它所生产的SAW滤波器、无线LAN模块、积层陶瓷电容器、高频部件等都被广泛使用在iPhone和其他高端手机上。而TDK则主要为手机厂商提供高频部件、电池、滤波器，阿尔卑斯电器为iPhone提供镜头光学防抖组件，索尼则提供摄像头与电池，夏普与JDI提供屏幕，等等。这些零部件的精密度很高，技术很难被模仿。在许多大企业日益失去增长引擎的今天，它们则日益成为“日本制造”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