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军暴行的命名方式与民族政治的叙事选择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平民和战俘疯狂施虐，在南京城内外恣意杀人、抢劫、强奸、放火长达六个星期，约30万中国人死于日军的暴行，两万中国妇女被强奸。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烧杀奸掠等系列罪恶，恐怕没有一个语词能够全面指称。国际通行的命名有两种，即“南京大屠杀”（The Nanking Massacre）和“南京强奸”（The Rape Of Nanking）[8]。“南京大屠杀”的说法为中国和日本所采用[9]；“南京强奸”是西方对南京暴行的通行说法，且为最初确立的称谓。“南京强奸”的命名与欧美新闻媒体的选择性视野有关，隐藏在背后的则是政治性的考虑。性暴力一般被视为战争的副产品或者战利品，不过，在南京大屠杀之前发生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强奸交战国妇女的事件并不多见。尽管二战也发生过德国纳粹党人对苏联妇女和苏联红军对柏林妇女的大规模强奸事件，但那是几年后的事。持中立态度的西方国家对中日战争的进展，最初持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强奸”带给他们的震撼感显然大于屠杀、抢劫和放火。因为战乱中的烧杀抢现象并不鲜见，西方世界大概不会淡忘曾经在中国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在北京、天津等地烧杀抢掠，太平军和曾国藩先后血洗南京城，革命军枪杀南京外侨。鉴于此，西方对强奸的关注自然超过了屠杀、抢劫和纵火。西方新闻界最初报道强奸问题是比较谨慎的，“只报道了一些未经核实的强奸事件”，但是由于日军有组织的集体强奸事件在南京频繁发生，很快“南京强奸”在世界范围内被用来比喻对这一座城市的侵略。[10]“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强奸”这两种命名方式都使用了借代手法，从而造成名称符号在接受者头脑中唤起的能指（罪恶形象）相差甚大，也反映了民族政治和时代语境影响下“告诉世界”的立场和策略。

中日和西方对南京暴行的命名差异，与小说创作的情形相呼应。大致来说，中国大陆和日本作家的小说，如《南京血祭》《大江东去》《南京的陷落》《落日》《活着的士兵》《血染金陵》等，主要在“屠杀”的意义层面叙述日军的南京暴行；而海外华人和西方作家的小说，如《金陵十三钗》《南京安魂曲》《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南京的恶魔》等，则主要在“强奸”的意义层面叙述南京暴行。“屠杀”与“强奸”的叙事区分，不仅与创作者所处的文化语境有关，也与小说的创作时间有关。抗战与冷战时期的小说，为民族战争的意识形态所主导，于是侧重“屠杀”；21世纪的小说则立足于南京事件的创伤性记忆，经由女性立场通达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热衷于从“强奸”维度进入日军暴行的叙述。大致可以说，20世纪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围绕“战争与男人”展开，而21世纪则围绕“战争与女人”展开。

南京暴行的命名方式和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差异，影响并体现在小说的故事空间、人物设置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

首先，中外作家在故事空间的选择上存在分野。由中国和日本作家创作、较早出现、偏重“屠杀”的小说，涉及的主要空间为战壕、山峦、城墙、指挥部、街道、码头、私人住所，这些空间具有侵略与抵抗的战争属性，是中日两国生死对决的空间；而21世纪中外作家创作的偏重“强奸”的小说，受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往往把故事的主体空间设置在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难民所），故事笼罩在暴行与庇护、苦难与拯救的话语结构中，外侨力量、宗教气息作为重要元素强势嵌入中日两国的南京事件中，被强暴的南京以女性形象出场，无辜者、柔弱者所经历的惨痛是叙述的重点，南京浩劫朝着西方人与日军抗争的方向倾斜，引发对战争的非人性、反人类性质以及战争创伤的思考。

其次，主要人物的设置和叙述视角的选择，配合了民族政治的表达需要。在战时中国作家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中，中国人是故事主角，经由中国人的视角聚焦屠杀，叙事的情感和思想逻辑遵循中国人的立场，外侨、教堂处于叙事视野之外，即使涉及庇护与庇护所，亦被处理为中国文化空间内的庇护。黄谷柳《干妈》中避难的士兵，被干妈安排在自家地下室。张恨水《大江东去》中来不及撤退的军官孙志坚本想以死相搏，寺庙的老和尚劝他暂避寺庙。两部小说中勇敢担起庇护责任的干妈和老和尚扮演着中国“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庇护是躲避日军屠杀的权宜之计。中国“父亲”“母亲”之所以不赞成这些勇士在南京沦陷后“杀身成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勇士是“国家的人”，他们应当“为国家爱惜羽毛”。[11]21世纪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严歌苓、祁寿华和英国作家莫·海德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与中日作家的创作拉开了距离。他们讲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跳出了中日民族对抗的二元格局，把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作为关键人物引入南京浩劫的叙述，构设出由西方人主导的拯救南京的故事。其创作风貌显然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在文化观念上强调救助，“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就更加是英雄行为。”[12]再加上留在南京保护难民的外侨大部分是传教士，基督教的观念让他们采取的唯一道德立场是“站在弱小的受害者一方”，“置身于人道和无视一切的暴力之间。”[13]拉贝、魏特琳等外侨在保护南京难民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因此被中外人士称为“活菩萨”“英雄”。美籍华人作家流变的、“非本质的中间性”[14]和跨界的离散写作，使得他们无意于把南京浩劫仅仅作为中国人的灾难或抗争来叙述，他们乐于把上帝观念、英雄观念等西方经验嵌入南京事件。为了突显英雄的、道义的西方形象，劫难中柔弱者、卑贱者的陪衬就显得必不可少，因此小说选择以中国女人与西方传教士为主的人物组合，钟情于传教士、教会学校女学生和妓女的故事。美籍华人作家跨文化、跨政治和中西兼顾的创作姿态，使得他们的小说关注南京的美国教堂、安全区，以及西方人在庇护难民、阻止性暴力中所扮演的角色。英国作家莫·海德的小说《南京的恶魔》则把日本和中国皆东方化，日军中的“南京恶魔”是病弱的，嗜血成性，中国则是“食人族”，存在顽固的迷信，中日两国文化与国民性格的病态造成了南京的灾难；与此对照，为西方社会所不容的英国姑娘在揭示、裁决南京血腥历史的事件中证明了自我，成了最后的英雄。在南京浩劫的跨时空演绎中，这部小说同样把女性身体被侵犯、被肢解的事件作为故事的关节点。

21世纪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进入南京大屠杀叙事领域，提升了该题材的创作水准，向世界扩散了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他们从人性的异化、宗教的拯救、心灵的创伤、生命的意义等方面进入南京大屠杀的书写，采取了类似于奥斯维辛大屠杀叙事的价值系统。然而，他们不大在意奥斯维辛与南京大屠杀的区别——奥斯维辛大屠杀没有严格的国界，主要是种族和宗教性质的灭绝行动，而南京大屠杀是民族国家被入侵后发生在国都的暴虐事件。因此，奥斯维辛大屠杀叙事可从人类、宗教、种族、人性、文明等角度展开，而南京大屠杀叙事则绕不开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海外华人作家和西方作家以个别传教士和妓女的圣洁道德、心灵创伤来承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把中国劫难讲述成以西方文化空间（教堂、教会学校）和西方人为主体的故事，显然属于剑走偏锋的写法。

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国家战争的一部分，规约了战时中日作家的书写姿态。他们对南京暴行的解读，灌注了征服与抵抗、血腥与仇恨的雄性文化色彩，通达国家权力、民族荣誉的较量，在英雄主义的指导下侧重阐释南京浩劫的“大屠杀”性质，有意回避“强奸”事件。“战争——扯着胜利的大旗，高扬着武器，悄悄向男人签发着强奸许可证”[15]。日军将领对士兵的性暴力最初并没有加以约束，多少包含用“强奸”来增强其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意思。“女性的身体在民族战争中其实是战场的一部分，侵犯民族主权或自主性与强暴女体之间、占领土地与‘占领’妇女子宫之间，似乎可以画上一个等号”。[16]然而，这并不适合宣扬。日军强奸两万名中国妇女的兽行，到底有损打着“圣战”旗号的皇军的“声誉”。日本作家在涉及日军的性暴力问题时显得小心翼翼。堀田善卫的《血染金陵》只是通过转述涉及慰安妇的悲惨情景；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尽管述及虐杀中国姑娘的事件，但对带有色情意味的虐杀作了战争需要的解释。《活着的士兵》从一个日本观察者的客观角度来叙述南京抗战与暴行，其中有三个女人遭遇的暴行得到较为清晰的叙述，并且透露出日军的变态性欲心理：被医学学士出身的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死的带枪的姑娘；被充满罗曼蒂克想法的平尾一等兵用匕首刺死的姑娘；被近藤一等兵开枪打伤的日本艺妓。带枪的中国姑娘被杀是最暴露日军兽欲的一个故事，她被剥光了衣服，匕首刺进了她洁白的胸脯。然而，剥光姑娘衣服这样的性侵事件，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施行：她钱包里装了一张写着字的纸片，被设想肯定是间谍。凌辱带枪姑娘的事件就转换成了战争中的杀敌事件，只是在屠杀中多了些欲望的描写。这件事给近藤一等兵留下了心理阴影，欲望与暴力的纠缠把他推向抑郁狂乱，最终开枪打伤日本艺妓。而平尾一等兵用匕首刺死中国姑娘，是因为中国姑娘日夜抱着被枪打死的母亲的尸体哭泣，让附近战壕中的日军焦躁难耐。小说把这次杀戮解读为：杀了一个扰乱军心的可怜的中国姑娘。《活着的士兵》叙述两个中国姑娘被杀的事件，都未涉及性暴力，且都编织了“缘由”，都向战争需要的“屠杀”意义靠拢。杀人之初的罪恶感恰恰依靠强奸的未实施来缓解：笠原伍长说出的“真他妈的浪费”这一句厚颜无耻的话，“适时地救了他”[17]。由此可见，对于日军来说，“强奸”是比“杀人”更无耻的行径，传到国际上比“屠杀”更有损“皇军”的声誉和日本的形象，故日军常常采取先奸后杀的手段来掩盖自己的兽行。[18]关于日军强暴南京妇女的叙述，在战时公开出版的《活着的士兵》中看不到，因为它在现代社会属于隐秘的征服。与之相对照，日本方面最初乐于宣传“屠杀”，《东京日日新闻》等多家媒体就争相报道“杀人竞赛”事件，以此塑造民族“英雄”。“在和平时期，杀一个人是犯罪；在战争时期，杀千百万人是英雄。”[19]日军正是在这种法西斯战争逻辑下来宣扬“屠杀”。

“强奸”令中国深受其辱，受害者对之亦讳莫如深。“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国耻，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来实施残杀的”，对于受虐国来说具有比“屠杀更为痛苦的含义。”[20]因此，在日军肆无忌惮强暴中国女人之初，日军的暴行“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遭到中国官方新闻封杀”，直到1938年1月，日军的南京暴行才大白于天下。[21]“强奸”是把双刃剑，它极度伤害国民的民族自尊心，也极度刺激了国民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仇恨的喷发。“国民所获得之种族意识愈多，民族魂之激荡愈强”。[22]南京陷落后，被困在城内的国军野战救护处的两名军官就察觉到，贩夫走卒认为“打败仗而被烧被杀，好像是民族和国家计算得到的应有的牺牲；但强奸妇女，无论如何是一桩卑劣的行为，是国家民族切骨的深仇，应该不顾一切，誓死起来反抗”[23]。因此，在1938年的报刊中，并不乏关于日军性暴力的报道。不过，屠杀、抢劫、强奸、纵火在报道中的排序还是有讲究的。1938年中国报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最初是强调屠杀，其后才逐步同时关注强奸。例如，《首都沦陷记》[24]与《陷后南京惨象》[25]这两篇的报道文字、内容颇多雷同，应出自同一记者之手。《首都沦陷记》先发表，《陷后南京惨象》是其扩充版，后者增加了“纵火狂烧”“奸淫妇女”两部分内容，按照“凶残屠杀”“纵火狂烧”“奸淫妇女”“掳掠一空”的顺序进行报道。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日军暴行的报道，更愿强化其“大屠杀”性质。战时中国作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即使涉及性暴行，也多用暗示与模糊的表述，不对事件作直接描述。阿垅的《南京血祭》和张恨水的《大江东去》没有涉及强奸中国妇女的场景和具体事例，《干妈》也只是间接暗示干妈在日军军营被性侵的遭遇，指明“她代表南京所有的母亲们”[26]。干妈被看作忍辱负重的南京形象、民族形象的象征，她的遭遇召唤着民族复仇的行动。

战时中国的大屠杀宣传，意在强化全民的抗战意志和必胜信心。即使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也通过把日本隐喻为“一个将要没落的太阳”[27]来激励中华民族的信心。阿垅反对用“失败主义”的论调来叙述南京保卫战[28]，《南京血祭》关于中国阵地的失守、战争的溃败仅用只言片语带过，大篇幅叙述的是中下层将士的顽强斗志、为国牺牲的朴素信念和对敌军的有力阻击。小说的“尾声”写到南京沦陷，日军屠城，用的是概略写法，并强调中国军人仍在各自战斗，而胜利的日军是一支绝望的、走向末路的军队。结尾还浓墨重彩地叙述了骑着白马的某师长冷静带领部下从南京突围，一路收容残兵散卒，向沦陷的芜湖转进，士气饱满，军纪严明，振奋民心。他们沿途像狂风野兽般地扫荡敌人，12月20日收复芜湖，小说到此结束。失败的南京保卫战经阿垅的叙述，丝毫没有给中国读者带来气馁、受挫感，反而让读者更多体认到民族战斗精神的悲壮喷发。抗战的壮烈和民族的自豪感，让阿垅发出催人奋发的悲情抒怀：“让一切不洁全归于我吧！而抗战，它和神光一样，是那样神圣，那样崇高，那样光辉，那样不朽啊！”[29]

鲁屯道夫认为，在民族战争中，民族的战斗意志和种族意识尤其重要[30]。战时中日作家对南京大屠杀的叙事态度，体现了对各自民族精神的维护。而战后中外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在民族观念的建构上则产生了分歧。写作时的政治语境、国际关系影响到中外作家对屠杀事件的理解，海外华人作家模棱两可的文化身份也在大屠杀叙事上烙下了鲜明的印迹。因此，战后中外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在民族观念的表达上各异其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