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草原丝绸之路在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及其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蒙古民族崛起之前，草原地区的先民一度统一了草原建立政权，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往。同时，一些古族如丁零、匈奴、铁勒、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等，还不断从蒙古高原向西迁徙，促进了欧亚草原的经济文化交流。蒙古汗国与元朝的建立，使得草原地区置于统一的政权统治之下，更加便利了草原地区人民的交流与交往。不只是物资与人员往来频繁，宗教、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惯都在东西方之间广泛地传播开来。明清以来的万里茶道，将这条草原上的通道逐渐固定下来。时至今日，这些道路仍是中西沟通和交往的重要通道。

一 考古所见的史前东西方文化交流

史前时期，草原诸先民之间已经开始交往，并在生活上相互影响。20世纪，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细泥红陶彩绘平底筒形罐，其器体造型鲜明体现出史前东北地区土著文化的传统，但器表却绘有源自中亚一带的菱形方格纹，在欧洲出土的陶器文物也发现有类似红山文化的纹饰。这种纹饰与来自黄河中游地区的玫瑰花纹和西辽河地区的龙鳞纹融合在一起。考古学家认为这是5000年前亚洲东西和中国南北几种生命力旺盛的古文化在辽西地区交流汇注的典型例证。[10]草原青铜时代，特色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和花边鬲，更是当时草原地带北方各族密切联系以及东西方草原通道客观存在的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物研究员指出，“比如乌拉尔山东南麓草原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和齐家文化、陕西北部的石峁文化、山西南部的陶寺遗址、内蒙古东南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这些看似彼此遥远的文明古国以及文化中心可能通过欧亚草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互动。我们从这些文化出土的典型文物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1]。正是这种东与西、南与北交流的畅通无阻，中国的北方从远古时期就形成了一个交互、开放的社会。中亚、西亚的文化逐步融入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并与草原上的原生文化相融合，将这一影响传入中原地区。同样，来自中原的文化经过草原地区文化的消化与吸收，通过草原传入中亚、西亚，乃至全世界。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器服物配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展》中，公元1世纪前半期的蒂拉丘地单元展，是了解丝绸之路开辟、民族迁徙、文明交流最生动的见证。6座墓葬中出土了不少与中国有关系的文物，如丝绸、覆面、铜镜、琥珀小狮坠饰、铅钡玻璃、中原车和人的形象、熊的形象。这些文物说明墓主同中国的两汉王朝有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文物里面有来自中国的“龙”的形象，装饰在四号男主人墓出土的一件小带扣和短剑剑鞘上。以翻唇为特点的龙形神兽，原型是中国东北史前文化中的猪形神兽，之后是商周文化中的龙。从战国晚期到汉代都非常流行，从东北亚，经燕山、阴山至天山，都发现有大量类似装饰的文物。在俄罗斯阿尔泰出土的中国战国时期丝绸、山字纹铜镜和漆器的巴泽雷克文化中，也有非常相似的艺术形象。以大月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把这种神兽发展成为自己的“龙”。后来，在贵霜文化里，这个“龙”的元素也出现得比较多，而且加入了一些希腊文化因素。就龙形翻唇神兽的起源、发展和传播来看，古代中国的文化因素和艺术原型，通过游牧民族的迁徙传播到更广大的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12]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范围可以说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初期最明显的特征。斯基泰文化的文物在鄂尔多斯高原、新疆，以及蒙古国境内、西伯利亚等地都能见到。特别是位于阿尔泰山麓的巴泽雷克墓中，除了斯基泰风格的文物外，还发现了大量从中国内地输入的丝绸和漆器文物。这表明丝绸已在当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向外传播，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沿阿尔泰山脉生活和活动的斯基泰人。

二 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其影响

相对史前时期文化的碰撞，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兴起后，草原地带作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交流中间地带的作用越发明显。不同文化间不免由于生活习俗、文化传统不同，难于被其他文明接受，广阔的草原则成为文化演化的熔炉与平台。因此，很多文化或文明成果经历了草原地区的演化，反而走得更远。草原以它广阔的胸怀和开放的姿态，成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通往中国的中间地带。历史上生活于此的诸戎、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诸多民族，在这片广阔的地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辉煌。他们也承担了中西交流使者的角色，在中西交流与文化传播中做出重要的贡献。

过居延地区的居延道在后世成为沟通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中转线，常常成为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争夺的对象。居延遗址出土的汉简，被称为20世纪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其黑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汉文、西夏文、蒙古文文书等举世闻名，是汉学、历史学、考古学，特别是西夏学、蒙古学和边疆学等诸多学科的文献宝库。这些都是草原丝绸之路辉煌历史的重要见证。“居延”一词是匈奴语，《水经注》解其意为弱水流沙。这里曾有面积巨大的湖泊，其水源来自祁连山上的雪水，汉代文献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元代以后，由于水量减小，湖泊分为亦集乃、哈班哈巴儿和塔剌失三个小湖泊。历史上，额济纳水草丰美，自汉以后一直是重要的屯田驻地。由于地处草原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唐朝诗人王维、元代来自欧洲的马可·波罗、东归英雄土尔扈特都曾在这里见证过历史的辉煌。这里有现存最典型和完整的汉代烽燧防御体系，并出土了大量的汉简，为研究汉代社会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形成一种专门之学——简牍学。元代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西域经过这里到达上都城的，他的行记里说这里的城叫“亦集乃”（eǐine，即额济纳）。今天亦集乃路古城（哈剌浩特，Qara-qota）城垣基本完整，矗立在沙漠之中，黄昏时发出金色的光。清代蒙古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被政府安置在这里，现在当地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回归之举，形成一种地方文化——东归文化，昭示着祖国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史前细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频繁活动的印迹，已被考古发现证实。先秦时期，居延是乌孙的活动区域，秦朝居延成为大月氏牧地。西汉武帝时，史籍始见“居延”之名。汉代的居延是防御匈奴的战略要地，这里的塞防工事向东与五原外城连接，向西南沿弱水（额济纳河—黑河）和疏勒河直抵敦煌境内的玉门关，是汉代西部最重要的防线。汉代居延地区农业发达，是汉王朝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居延作为河西走廊的屏障，在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初年国力衰弱，无力对抗北方渐已强大的匈奴。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至汉武帝时国力强盛，中央集权加强，抗击匈奴南下的条件逐渐成熟。汉武帝经过三次与匈奴的战争，夺回河南地，使匈奴北退漠北草原，“幕南无王庭”。匈奴退出河西之后，西汉政府陆续设置酒泉、敦煌、武威、张掖四郡。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驻居延地区，修筑障塞、烽燧等军事设施，设置了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这两个都尉府是军事机构，是西汉政府为了防御匈奴南下的北方边塞屏障。东汉安帝时，又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张掖郡居延属国，属凉州管辖，治所在居延县。汉献帝建安末年，又在此设立西海郡，治所仍在居延地区。

西汉政府在额济纳居延地区设置了完备的军事体系，建立了系统的军事制度，用以指挥调度戍边官兵。以出土的著名烽燧警备信号《塞上烽火品约》为例，其中一条是这样记载的：“匈奴人昼入甲渠河北道，举二烽，燔一积薪。夜入，燔一积薪，举坞上二苣火，毋绝至明。殄北、三十井塞和如品。”这个规定非常明确地指出匈奴来犯时的应对之策。

唐代在此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筑大同城，防御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区继两汉后的又一发展时期。西夏在居延设立了黑水镇燕军司，即黑水城。元代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其治所建在西夏黑水城，城址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形成今天所见的黑城遗址的规模，现在还能辨识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城的基本形制与布局。西夏和元代时期，这一地区的农业非常发达，存留有较多的农田和河渠遗址。宗教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寺庙、古塔等建筑随处可见。

如果去黑城一带考察，很远处就能看到城西北隅高大的覆钵式白色佛塔。黑城东西长421米，南北宽374米，城墙夯筑，残高9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两侧设错对而开的城门，城门外拱卫正方形的瓮城；城四角设向外突出的圆形角台，城垣外墙体四周设有马面19个；城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五座覆钵式白色佛塔；城外西北角残存南北向的两列覆钵式白色佛塔，共12座；西南角建有1座回族人的礼拜寺，南墙外有1座覆钵式白色佛塔；城内有4条东西向主要大街，6道南北向的经路；大街两侧多集中店铺和民居建筑基址，佛寺遗址散见于城中各处；东门外有大片密集的民居遗迹，城南有一条干涸的古河床，自西南向东北延伸。

居延地区至今保存着上至史前时代、下至民国时期的众多历史文化遗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20世纪初，由于科兹洛夫、斯坦因的盗掘和斯文·赫定、贝格曼等西方探险家的调查，它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居延地区开展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居延遗址区内先后出土三万余枚汉简。居延汉简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多的汉代文献，与敦煌藏经洞并称中国20世纪西北两大发现。

汉王朝在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之后建立，国库空虚，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整个社会处在危机之中。此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因为没有了制约力量，日益强大。强大的匈奴趁中原战乱不断发兵南下抢掠骚扰。为解除边患，刘邦在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最后，陈平施美人计，欲献美人给匈奴单于，匈奴阏氏（单于妻子）怕汉美女与之争宠，遂劝冒顿单于撤兵。事实上，此时的匈奴只是对中原的物产和资源感兴趣，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但是强大的匈奴始终是汉王朝的威胁，其时常南下掳掠也使得汉朝苦不堪言。在这种背景下，汉王朝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刘邦听从娄敬的建议，与匈奴缔结姻亲，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米和食物等，希望通过把汉朝公主嫁给匈奴的单于，并多多陪送嫁妆，匈奴必然立汉公主为阏氏。公主生子若为太子，接替老单于继续与母家结亲，外孙为单于，必然不会与姥爷为难。两汉政权400余年间，中原政权与匈奴虽时有战争，但双方的互动交流仍是主流。和亲是两汉政权同匈奴维持长期和平的主要手段。汉朝每年向匈奴输出大量的钱币、丝绸、粮食以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匈奴的马匹也大量输入内地。另外，随同汉代和亲公主进入草原的还有大量的汉人随侍和技工。这些中原汉人为草原地区的居民带去中原农耕文明的生产模式和技术，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草原的面貌。当时，由于整个北方草原都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因而打通了东方与西方交流的通道。“自乌孙（据有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周围地区）以西至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因近匈奴……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13]东汉时期，匈奴战败西迁，进一步加深西域各族同西亚的交往，促进商品和文化的进一步西传。据刘迎胜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考察所见，乌兹别克斯坦的阿克西肯特古城，位于锡尔河右岸，是唐代的西犍城，遗址面积达40万平方米，包括衙署、平面呈方形的市区和广大的郊区。其存在时期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13世纪。[14]

历史上粟特商人的出现，将中国与西亚、中亚带入更深层次的交往。从魏晋到隋唐，随着粟特人的大批迁入，西亚和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大量传入中国。粟特商人还在丝绸之路沿线定居下来。南北朝、隋唐时期，许多城镇有粟特人的足迹。除了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原，更深入和广阔的文化是经由草原传播的。在大同南郊发现的北魏遗址中，出土过波斯萨珊王朝生产的鎏金刻花银碗和玻璃碗。[15]在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群墓出土的胡人俑，高额窄颐，浓眉深目，鼻梁高挺，头戴黑色圆形小帽，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足蹬黑靴[16]，具有典型的中亚、西亚人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和它们一起出土的也有额颐宽广、鼻梁适中、头戴黑色鲜卑帽、身着左衽交领长袍的汉人、鲜卑人或北方少数民族人民等。可见在草原地区，来自中亚、西亚的外族人已经和草原上的人长久地生活在一起，从习俗、喜好、生活习惯等方方面面都发生着相互影响。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一号唐墓出土的金银器，“均为清一色的产自波斯和粟特的金银器……墓主人可能是来自营州的波斯或粟特移民”[17]。这些来自西亚、中亚的民族，首先选择生活在与自己习俗差别较小的草原地区，并将自己的文化与习俗在草原传播。通过草原的演化，这些文化逐渐进入中原，融入中原文化。

草原上的民族交往更加深入，影响也更深远。唐和回鹘交替管控契丹地区，因此契丹族群中，回鹘人和中原人普遍存在。辽朝建国时，太祖皇后述律平即回鹘后裔，可见回鹘文字、宗教、习俗等对契丹民族的影响。“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审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辽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鹘糯思之后。”[18]述律氏生在契丹右大部，这是一个皇族和后族以外的部落。述律氏最终跻身后族行列，并非偶然。回鹘强大时一直控制着契丹，派遣使者监控其地。 《辽史·仪卫志》载：“遥辇氏之世，受印于回鹘。至耶澜可汗请印于唐，武宗始赐 ‘奉国契丹印’。”[19]《辽史·世表》又载：“契丹王屈戍，武宗会昌二年授云麾将军，是为耶澜可汗。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奏契丹旧用回鹘印，乞赐圣造，诏以 ‘奉国契丹’为文。”[20]正是在回鹘监控契丹的时期，大量回鹘人进入契丹领地，并拥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回鹘西迁后，这部分回鹘人留了下来，依靠以前在契丹社会的特殊地位站稳脚跟，势力逐渐强大。述律平的父亲婆姑梅里担任遥辇氏汗国的阿扎割只，其权力及在契丹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其与耶律氏的通婚不如说是二者在政治上的联合。所以，述律平嫁给耶律阿保机后，就确立了述律氏的后族地位。《资治通鉴》记载：“初，奚、契丹羁属回鹘，各有监使，岁督其贡赋。”[21]辽朝建立不久，即根据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为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22]据《辽史》记载，天赞二年（923年）和三年（924年），即有伊朗高原的波斯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大食国遣使来贡。[23]天显八年（933年）六月，“甲子，回鹘阿萨兰来贡”[24]。据《辽史》《辽史纪事本末》等文献记载统计，有辽一代219年间，回鹘向契丹朝贡64次，平均每三年零五个月一次。[25]《契丹国志》载：“契丹时，（回鹘）三年一次朝贡，进献玉、珠、乳香、斜合、黑皮、褐里丝等。”[26]辽朝政权为接待回鹘商旅，在京都南门设置了“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27]辽重熙十六年至十八年（1047—1049年），辽兴宗耶律宗真为生母章宣皇太后特建的“释迦佛舍利塔”，即庆州白塔，塔身浮雕中有“胡人入辽”画面：雕于第一层窗棂之下东南方向的为，狮前有一胡人牵引，中为一契丹人，后仍为一胡人，深目、高鼻，头戴帻头，卷须，脚穿高靴；西南向雕一麒麟，也由一胡人牵引；西北面为两人捧一盘，盘中放珍宝等供物。这一浮雕内容直观形象反映了回鹘文化对辽朝的影响。

回鹘地区生产的西瓜及“回鹘瓜”也传入契丹。胡峤《陷北记》述其北行时曾见上京一带有西瓜种植：“自上京东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东行，地势渐高，西望平地松林，郁然数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指中原地区）冬瓜而味甘。”[28]《松漠纪闻》和《契丹国志》详尽地记述了“回鹘豆”:“回鹘豆，高二尺许，直干，有叶无旁枝，角长二寸，每角止两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黄，味如栗。”[29]随着丝路的不断繁荣，高昌、龟兹、于闻、甘州、沙州、凉州等西域诸国的使团，每三年都会到辽上京一次，人数有四五百。他们带来细毛织就的丝织品，辽朝回赠物品的金额也不少于40万贯。辽墓出土了许多伊斯兰风格的琉璃珠、玻璃器等，都是中亚的名产品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辽朝的见证。契丹商人也沿草原丝路不远万里来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把北宋人穿的“番罗”以及精美的“蜡光绢”传到西亚和中亚地区，并对阿拉伯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阿拉伯人自10世纪起，一直称中国为“契丹”。即使辽朝灭亡，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这些所谓的“契丹军械”，实际是辽朝灭亡一个多世纪以后，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国时传入阿拉伯国家的，可见契丹在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影响深远。

辽朝汉人韩氏家族相伴辽朝始终，既将中原儒家文化传向草原，也将契丹文化融入自身。神册三年（918年），阿保机下诏在契丹境内修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因此，在辽朝佛教的早期，中原的儒学文化和道教同时得到传播。辽宋澶渊之盟后，双方交流更加频繁，中原儒家思想进一步影响辽朝。辽代佛教的绝大部分寺院、佛塔是按照中原样式修建的。另外，辽朝著名的辞书《龙龛手镜》，就是为了让辽朝的佛门弟子更好地学习中原佛经才创制的。随着契丹西迁、西辽建立，这一影响必将进一步传播。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图勒伽尔古城，“考古发掘中有筷子、契丹文字材料、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可说明西辽时这里曾有契丹人居住”[30]。

三 元代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作用

（一）草原统一政权的建立，消除了不同政治势力对草原的割裂

蒙古汗国与元朝的建立，使得草原地区置于统一的政权统治之下，更加便利草原地区人民的交流与交往。不只是物资与人员往来频繁，宗教、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惯都在东西方之间广泛地传播开来。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诸部，结束草原上各部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草原统一的政权。之后，迅速向南扩张，还对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发动了三次西征。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告诉诸子：“大地辽阔，江河众多，你们可以各自统治自己的封国。”西征迅速扩大了蒙古汗国的领地。为管理这些领地，成吉思汗西征回来后，将这些土地和人口分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后在此基础上产生相对独立的四大汗国——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组成西道诸王，蒙古汗国的西征极大地改变了亚欧内陆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成吉思汗的西征缘于中亚的花剌子模劫持了成吉思汗的商队。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国王是摩诃末，旧都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库尼亚乌尔根齐），新都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其领土范围东北达锡尔河，东南抵印度河，西北至阿塞拜疆，西南为波斯湾。成吉思汗十分重视对中亚的贸易，他和蒙古贵族都渴望通过贸易获得异国物品。然而，成吉思汗的商队进行贸易时，在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齐穆尔）被劫持，货物被没收。为报复花剌子模的行为，也为打通蒙古通往中西亚的贸易通道，成吉思汗分兵四路大举进攻花剌子模。西征过程中，为方便行军，蒙古军队对草原上的通道进行整饬。1220年，蒙古大军攻占讹答剌城，随后攻占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撒麻耳干，1221年攻取玉龙杰赤，横扫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1223年，哲别、速不台军进入南俄，在伏尔加河大败斡罗思诸侯与钦察人的联军，然后回师。成吉思汗死后，1229年窝阔台即位，成为第二代大汗。1231年起兵大举伐金，1234年灭亡金朝。1235年起，遣拔都统军西征，以速不台为主将，先破不里阿耳、钦察，继陷斡罗思中部和南部的所有城市，1240年攻占基辅，由此进兵波兰、匈牙利、捷克及奥地利部分地区。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蒙古军队加强对草原通道的管理，保障物资与军事信息传递的同时，也为人员往来、商贸交往提供了安全保障和便利条件。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行“汉法”之策，定赋税，置仓廪，括户籍，行交钞，设驿站；在漠北创建和林城，于缺水处凿井。《元朝秘史》记载：“自坐我父亲大位之后，添了四件勾当：一件平了金国，一件设了驿站，一件无水处教穿了井，一件各城池内立探马赤镇守了。”由于成吉思汗与窝阔台的经营，西征不仅扩大了蒙古汗国的势力范围，也进一步打通草原通往中亚和西亚的通道。

元朝驿站的建立，进一步完善、固定了草原上的通道。1260年，长期经营汉地的忽必烈即位称汗，建元中统，是为元世祖。元朝在欧亚草原上设立了大量的驿站，“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31]，其目的是“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但在客观上却对古已有之的草原丝绸之路起到加强联系、促进沟通的重要作用。四通八达的驿站极大地促进东西陆路交通的发展，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元一代，各路驿站始终处于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政府时时维护驿站和驿道，并提供充足的财力、人力保障，使往来的行人安全和物资供给得到保证。正如《元史·兵志》“站赤”条所说：“于是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则有饮食。”[32]从中亚、欧洲来到中国的漫长路途上，使者和商人日夜通行都能够保证安全，这在许多中外游记文献中有记述。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开展的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实物证据非常丰富。例如，在亦集乃路故址额济纳旗黑城南墙外侧，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遗址；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明水墓地中，出土了纳石失辫线锦袍和绣有狮身人面像的刺绣图案；在内蒙古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顶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在内蒙古包头燕家梁遗址、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代青花瓷器，使用的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蒙古时代四大汗国中的钦察汗国、伊尔汗国均位于中西亚和东欧，考古发掘证明当时存在非常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例如，从俄罗斯考古学家在钦察汗国境内的考古发掘来看，在新、老萨莱城曾有大量中国商品，如绸缎服装、经过装饰加工的青铜器、古钱币、青花瓷器、磁州窑系褐瓷器等遗留物。[33]

（二）城市的繁荣

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设在怯绿连河上游（今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西南）。成吉思汗常年东征西讨，大汗的汗廷一直没有固定的地点。蒙古汗廷仍是游动的毡帐，大汗的毡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蒙古的汗廷。成吉思汗西征攻陷讹答剌、撒麻耳干、马鲁等城池时，俘虏了大批能工巧匠，仅撒麻耳干一地就曾掳获有手艺的工匠多达三万人。这些被掳掠来的工匠成为建造永久汗廷驻地的前提条件。1235年，窝阔台汗开始在鄂尔浑河上游修建哈剌和林城，并于哈剌和林城周围建立四季行宫，哈剌和林也就成为蒙古历史上第一座都城。和林（Qara qorum），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城内有万安宫以居大汗，另有回回区和汉人区两个居民区，还有市场和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

漠北的和林、漠南的上都是两座最著名的城市。上都是元朝的夏都，周长达十数里，分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有汉式宫殿大安阁、蒙古帐幕式宫殿失剌斡耳朵，以及商肆、住宅、孔庙、佛寺、道观、清真寺等。元宪宗二年（1252年），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他选择漠南的金莲川（滦河上源，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修建开平城作为自己的藩府。有元一代，上都城一直是草原与中原联结的中枢纽带，对维系草原与中原的共同繁荣起到重要作用。漠南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重要的军事要地和沟通大漠南北的交通枢纽。因此，漠南地区的汗廷在当时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重要的交通中心、商业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上都城位于连接漠北和林等地的交通枢纽，向西从丰州经宁夏、河西走廊连接中亚。从上都至大都有东西二道相连，是长城以北地区连接中原的主要通道。元代有识之士甚至认为，上都“控引西北，东际辽海，南面而临制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34]。

哈剌和林、上都的商业十分发达，它们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城市。上都成为当时的草原商业中心之一，时人记载上都“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当时的上都市场繁荣，不仅是中国南北方经济往来的中心，还吸引了众多异域商人、文人墨客。元朝诗人曾描述“老翁携鼠街头卖，碧眼黄髯骑象来”[35]。从漠南地区发现的大量元代文物，也证明了元代商品交流的繁荣。如今，承载昔日荣光的上都城已经成为废墟，但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如今被提名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闪耀着独特的光彩。元上都遗址作为一处优秀的文化遗产见证了草原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随着蒙古贵族攫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和人口，草原上出现了称海、集宁、应昌、全宁、察罕脑儿等多座城市。

（三）统一的国家，促进更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和文化传播

交通便利加上没有政权割据的阻碍，草原成为诸多文化的汇聚之地。很多人不只在草原上做生意，还选择留在草原上和蒙古人一起生活。生活在中亚地区的很多色目人家族迁到漠南草原后和蒙古诸部一起生活。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宗教、习俗等带到漠南草原，丰富了漠南草原的文化生活。漠南地区地近中原，让这些家族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逐渐理解并接受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元人文集《养吾斋集》收录的一篇碑文中记载，生活在弘吉剌部家族的色目人被任命到福建做达鲁花赤，其家族长期生活在当地，相互通婚，习俗与文化相互交融。[36]另外，还有原阿力马里信仰景教的中亚贵族，被安置在弘吉剌部领地的松州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他们也把景教带到这一地区。该家族的子孙按檀不花被弘吉剌部万户派往山东济宁做达鲁花赤，景教信仰也被带到济宁，同当地的佛教、儒学相互交融，交错共处。据《乐善公墓碑》碑文所讲：“其先阿里马里人氏，□□藩曾王父讳岳雄，佐太祖特授□睦哥职事，佩金虎符。王父讳别古思袭前职，仍佩金虎符。父按檀不花。国初侍忠武王勋绩日闻於朝，佩金符中顺大夫济宁府达鲁花赤，后改府为路，进少中大夫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本路诸军奥鲁劝农事。在任四十余年，惠泽在人。”[37]

阿里马里，《元史》写作“阿力麻里”，位于天山北麓，故城在今新疆霍城县。[38]岳雄家族生活在元代松州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该家族与弘吉剌部关系极为紧密，岳雄“入侍密近”[39]，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授玺书虎符，岁时持圣训谕宏吉烈部”[40]。岳雄在弘吉剌部地位颇高，“班济宁忠武王（按，即按陈）下，诸驸马皆列坐其次，事无大小，一听裁决”[41]。蒙古灭金时，曾受命“摄忠武职，统宏吉烈一军下河南”[42]。

济宁路同福建汀州路一样为弘吉剌部在中原的又一分邑，封赐时间更早。弘吉剌部拥有得任陪臣为达鲁花赤的权力，因此岳雄的子孙有机会到济宁路出任达鲁花赤。至元十年（1273年），按檀不花出任弘吉剌氏中原封地济宁府达鲁花赤。按檀不花家族信奉景教，其次子骚马是景教掌教司官：“管领也里可温掌教司官，重修也里可温寺宇。”[43]1988年，按檀不花的祖父居住的松州地区，曾出土一块刻有景教十字架的瓷砖，长46.5厘米，宽39厘米，厚6厘米，碑面施白釉，釉色乳白泛黄，图案及文字用褐彩。墓志正中绘十字架，十字架上方左右各有一行古叙利亚文，下方左右各有四行回鹘文，底绘莲花纹。根据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Hamilton）和牛汝极的解读，可知这是药难（约翰）部队一位将军的墓志铭，他死于1253年。山东《钜野县志》的金石史料表明，这个家族信奉景教的同时，也是佛教寺院的大施主，出资修缮孔府，建儒学堂，推崇儒学文化。该家族与蒙古、汉族都有通婚记载，文化交融可见一斑。

道光本《钜野县志》收录了一篇元统二年（1334年）由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胡祖广撰写的《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先茔神道碑》。据碑文所讲，“武略将军、济宁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府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知河南事秃公先世唐兀人，居大河之西”[44]。唐兀人，元朝时称党项人为唐兀人，属色目人。元朝中央和地方有不少重要官员是唐兀人，元宿卫军中唐兀军也是由党项人组成的。该家族在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投靠成吉思汗。“帝嘉其诚，不忍离逖尔，其徙居东北，俾密迩皇家，式慰厥忱。”[45]弘吉剌部首领按陈在“平西夏，断潼关道”[46]，立有大功，因此该家族归入弘吉剌部统领。他们最初生活在弘吉剌部的应昌地区，“时有居应昌虎门口，号赫思公者，今监郡祖也”[47]。应昌为弘吉剌部万户的驻地，是弘吉剌部治下的核心地区。弘吉剌部按陈死后，其子斡陈继承万户，斡陈死后纳陈继承万户。

据碑文所讲，纳陈于1255年率领弘吉剌部随蒙哥汗伐宋，经略山东、河南等地时立有战功，于1257年袭封万户。己未年（1259年）,“纳陈驸马受命统所部定山东，收河南”时赫思随军参战，为纳陈驸马出谋划策，深受信任。大军驻扎巨野时，纳陈因感局势不稳，“公（赫思）受命留昌邑”，以稳定局势。赫思与“所领与编氓杂处”，深受信赖，追随者纷纷担心其重回北方草原，为稳定人心，“后北使屡促召，竟不往”。他坦言：“吾世族河西，朔漠本非乡里。从军转徙，幸宁于兹。土沃民和，牛羊稼穑，自足以养。今老矣，复不能逐水草居也。”由此，该家族世代定居济宁。但家族成员一直与鲁王保持紧密联系，如秃满台不仅精通诗书，还精通蒙古语，被选到鲁王身边任职。“鲁王嘉其□，以书达于朝”，推荐他做了分邑的达鲁花赤。秃满台办学校，崇尚士风，重视农业，整顿吏治，兴水利。黄河水患一直是巨野的一大隐患，他修坝防洪，排除内涝，保障农业生产，百姓因此安居乐业。

四 明清万里茶道的开通与中蒙俄交流

万里茶道是从福建武夷山出发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的一条漫长的丝茶贸易往来运输通道。从广义来讲，万里茶道仍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途经我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8个省（自治区），再穿过蒙、俄等国，全长1.3万千米，我国境内的线路长度为4760千米。此时，在这条商贸通道上，茶叶超过丝绸成为商品贸易的主角。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17世纪，我国砖茶在俄国和欧洲形成稳定的市场，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地步。因此，这一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又被称为“茶叶之路”“万里茶道”。

这条运输路线从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起，沿西北方向穿江西、经湖南至湖北，然后自汉口一路北上，纵贯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入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再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万里茶道经过的地域沿途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横跨1万多千米，经过江南、中原北方、阴山漠南草原、蒙古国漠北戈壁、西伯利亚荒原。万里茶道虽然以茶叶命名，但茶叶只是这条商贸道路上的主要代表商品，而不是全部。通过这条通道运输的商品数量和种类非常多，尤其是大量的日用百货，应有尽有。例如，另一大宗产品——丝绸，始终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上最主要、持续时间最久远的商品之一。此外，还有粮食、生烟、陶器、瓷器、面粉、金属器皿和寺庙使用的供佛用品、蔗糖等。在万里茶道这条漫长的国际贸易通道沿线上，许多城市和村镇因此兴盛、发达。

归根结底，草原丝绸之路的兴起与传统绿洲丝绸之路的原理是相通的，都是基于物质产品需求而产生互通有无的商贸行为。商贸繁荣往往起因于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一地生产一种物品，另一地生产另一种物品，但由于人的需求是趋同的，所以需要交换，就涉及交通运输和商业买卖，由此产生各种贸易之路。这种贸易之路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实际上，从广义范围来说，万里茶路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其带来的茶叶，使草原民族的生活得到改变。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不只在物的交流上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同时，文化与族群间更深入的交流与交往，深刻地影响了沿线乃至更广阔区域的人类历史，为人类文明特别是欧亚草原地带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做出重要的贡献。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后在亚欧大陆兴起的又一条伟大的国际商道。它是现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经济交流之路，也是联结中蒙俄三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万里茶道是典型的大型线性文化遗产，时间上历史悠久，空间上跨越亚欧大陆，资源上涵盖自然、文化和综合资源三大类别。它涵盖自然遗产、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多种类型，是多种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结果，也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化复合体。万里茶道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展示了其沿线各城市在文化产业大繁荣背景下的辉煌成就，也展示了它们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探讨万里茶道文化发展面临的共同课题，整合资源，对于增进万里茶道沿线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一带一路”的沟通和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