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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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一带一路”中共同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蒙俄三国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实现中蒙俄三国合作共赢、协同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当今世界单边主义抬头、国际局势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进一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不仅对中蒙俄三国更加紧密协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促进彼此经济发展、相互间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北亚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发展、应对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也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北疆,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始发地。历史上,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的草原丝绸之路,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连接东西方经贸、文化的大动脉,为促进“古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发挥重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又是我国向北开放的最前沿,是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排头兵”,也是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节点。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通过“文化先行”的方式,加强中蒙俄三国在文化自信和价值理念上的沟通,以“文化相通”推进“民心相通”,对于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实现中蒙俄三国的互利共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历史角度看,草原文化在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繁荣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内蒙古作为草原民族的摇篮和草原文化的发祥地,历史上多个游牧民族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和草原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随着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沿丝绸之路不断西迁,为东西方的民族交往、开通和繁荣丝绸之路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几年来,内蒙古不断加强国内外的文化往来,以草原文化为主题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取得了长足发展,增进了国内外民众对内蒙古的印象与感情,为其与周边省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共同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纽带。这些都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别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带来积极影响。

因此,深度挖掘草原文化蕴含的丰富内容,深刻剖析内蒙古历史文化对当代经济社会可持续良性发展仍将产生积极影响的精神智慧资源,通过文化交流加强中蒙俄三国之间的民族相亲、文化相通,不仅会增进中蒙俄三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也为进一步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合力,创造有利的人文发展软环境。

中蒙俄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重点建设的六条走廊之一,纳入总体建设规划,其意义十分重大。随着国际形势的日渐错综复杂,通过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重大委托课题“发掘内蒙古历史文化,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中各子课题的多领域、多方位、多视角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第九子课题组组织实施的“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项目,深入研究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现状、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这对于加强我国与俄罗斯、蒙古国的战略合作,巩固我国的北部边疆,全面助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这一重大问题,对于总结借鉴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汲取内蒙古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价值观念,更富有成效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内蒙古自治区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发掘内蒙古历史文化,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课题设计中,将第九子课题确定为“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意蕴在于,在发掘内蒙古历史文化总体框架内,将对内蒙古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草原丝绸之路及其历史作用当作重要学术课题加以研究,旨在通过厘清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经济社会价值,及其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和当代意义,从而在今天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接轨(历史与现实接轨)中,弘扬草原丝绸之路的人文精神,使其更好地融入以“互通”为旨向和途径的“一带一路”建设。因此,该项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社会和学术价值,对于更好地服务内蒙古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这一科研工作的目的在于深度研究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文化精神,并通过挖掘内蒙古厚重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智慧,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具有前瞻性、创新性、针对性和应用价值的学术理论观点与政策建议。同时,为完成课题研究,还完成了两篇研究报告(即《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报告》《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之研究概论》)。该项成果是在两篇研究报告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对当代的多重启示和意义,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目标与之高度契合,以历史文化渊源和围绕经济走廊建设而进行的综合性应用研究,解决当前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两篇研究报告为《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的最终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报告》认为,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它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承载东西方的商品异地交换,丰富了欧亚大陆的贸易品种等商业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条商路,实现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融、文明大碰撞,促进人类文明的演进和提升。该研究报告的宗旨和目的,就是对接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挖掘草原丝绸之路传承与发展的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以及在当今国际环境下中蒙俄三国如何以史为鉴,构建更加合理、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与平台,实现三国发展思路的有效对接,凸显内蒙古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人文优势及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内蒙古通过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推动内蒙古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

《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报告》在内容方面主要涉及:(1)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地域范围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地缘对接,包括草原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概念比较、草原丝绸之路的地域范围及其历史上的作用、中蒙俄经济走廊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地缘对接、内蒙古在草原丝绸之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地位。(2)草原丝绸之路传承发展的核心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当代价值,着重阐述草原丝绸之路的开放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当代价值、草原丝绸之路的诚信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当代价值、草原丝绸之路的互助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当代价值、草原丝绸之路的包容精神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当代价值等。(3)草原丝绸之路价值观认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包括草原丝绸之路的民族文化观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草原丝绸之路的宗教文化观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草原丝绸之路的游牧文化观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草原丝绸之路的商业价值观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草原丝绸之路的生态观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4)草原丝绸之路商业理念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重点体现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尊重与平等理念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以及草原丝绸之路的商业与发展理念及其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等的深度探索。(5)深入阐述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协议实施以来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较为全面系统的政策建议等。

同时,注重借助大量草原丝绸之路沿线的史料、文献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精准提炼草原丝绸之路与今天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契合点,以实现古为今用、古为我用,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建言献策。作为草原丝绸之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节点区域,应该更加突出内蒙古的地位和作用,对此将上述问题作为调研重点。此外,运用史料与实证紧密联系、基础研究资料与应用研究资料紧密结合、草原丝绸之路文物考古调研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实地调研考察(部分区域)紧密配套等方式,从草原文化、文明的角度深入挖掘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意义、启示,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建设性的思路和建议。经过努力,上述学术目的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报告》中得以实现。

另一篇研究报告即《草原丝绸之路在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之研究概论》,是对以往“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研究内容的概括性分析报告。它不同于一般意义和操作上的学术综述,在于它涉及学科内容的广泛和复杂,而且迄今未有过一篇这样的学术概述。虽然由于主客观的多重影响,目前不可能就“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这一重大学术命题形成扎实全面的研究成果,但从这一概论基本可以窥见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历史影响及内蒙古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历史作用之一斑,对完成《内蒙古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研究》大有裨益、不可或缺。

该项研究成果在上述两篇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分为上、下两篇,共包括九章研究内容。另外,还附录有“中蒙俄经济走廊大事记”。

上篇共三章,即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中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弘扬其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作用等学术问题。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概念、地域范围及其历史变迁,草原丝绸之路在亚欧大陆的历史影响及其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内蒙古在草原丝路上的地位及其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问题。第二章主要阐述了蒙古民族精神传承的基本要素及其形成,蒙古民族精神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启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下的中蒙俄区域合作问题。第三章主要阐述了蒙古族的尊重与平等理念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价值与意义、蒙古族的商贸观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蒙古族的生态观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蒙古族的法制观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意义问题。

下篇共六章,即第四章至第九章,主要围绕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认真总结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启动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经验,提出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阐述了新形势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挑战与机遇问题。其中,第四章主要围绕“政策沟通”方面,就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三国在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进程中“政策沟通”与政策对接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就目前在“政策沟通”、政策创新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与阐述,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第五章主要围绕“设施联通”情况,详细阐述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铁路、公路、航空、合作平台与物流枢纽、能源通道、口岸建设六个方面联通的现状以及发展规划,深入分析了中蒙俄经济走廊设施联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对策建议。第六章主要围绕“贸易畅通”情况,立足“一带一路”倡议对国际贸易格局和我国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阐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在促进贸易互通中发挥的作用和具有的巨大潜力,同时阐述了草原丝绸之路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巨大推动作用。第七章分别分析了中俄、中蒙深化金融合作的现状、机遇、问题以及发展思路。第八章阐述了通过旅游、教育、医疗以及媒体传播手段,夯实了中蒙俄三国“民心相通”的基础,架起增进交流互信的桥梁,并针对三国在“民心相通”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的、具有微观指导性的对策建议。第九章阐述了世界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至2020年5月底中蒙俄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受到的严重冲击,以及中国目前在疫情进入新常态阶段正在有序递进式推进“复工复产复学复商复市”,充分彰显了中国宝贵的团结合作抗疫经验和伟大的抗疫精神。

我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对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诸多合作项目无法继续推进,主要受资金、技术、人员不能到位的影响而使项目推迟或者延缓实施;二是,影响食品的进出口和边民互市贸易;三是,旅游服务业严重受挫。

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孕育于挑战之中,找到区域合作的支撑点,即可化挑战为机遇。那么,这一机遇,给我们提供了如下几个有利因素:一是,随着中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全面推开,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好转,矿产、煤炭、能源国家价格下降,特别是煤炭价格的持续下降,恰好为中国带动蒙俄上述资源的出口带来契机,并由此拉动我国国内相关产业的复苏,带动就业发展;二是,有利于推动与推进中蒙俄三国边境地区突发应急事件的合作与交流;三是,有利于中蒙俄三国在传统医药“防未病”领域科研合作与产业合作;四是,通过三国自查自检,可以发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生产、供应、调集资源等的短板与弱项,促进相互借鉴,共同投资发展短项;五是,为区域合作机制制度的系统化梳理和预判提供了重要契机。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间范围可以定位为青铜时代至近现代,空间范围大致框定为北纬40°—50°的这一区域,自然环境以草原为主要地貌特点,活动的人类群体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类型。其主体线路是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的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北陆的欧洲地区。沿线经过的主要古代城市有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元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元上都遗址)、集宁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遗址)、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丰州古城遗址)、德宁路(今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傲伦苏木古城遗址)、哈喇浩特(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吉纳旗黑城遗址)、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哈剌和林遗址)、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塔拉斯(今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托克马克(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等地。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最重要的起点是内蒙古长城沿线,也就是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连接点。在草原丝绸之路上,活动的人类群体主要是游牧民族,自青铜时代起,先后有卡拉苏克、斯基泰、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主要民族。

草原丝绸之路是几千年来连接东西方经济贸易的大动脉,它的发展与繁荣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达到顶峰。在窝阔台汗时期,正式建立了驿站制度,元朝形成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驿站网络。这些驿站既是元朝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政府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时的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三条主线。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帖里干”道属东道,起始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区;“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治所位于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集宁路古城)、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白塔村丰州古城遗址)、净州路(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剌和林。由于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是草原丝绸之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近几年,在这些草原城市的遗址中,相继发现了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内蒙古各地还发现了从中原辗转交换来的大量瓷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还出土了四万余枚铜钱,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了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在中国北方大草原上,类似于元上都、集宁路、德宁路、净州路这样的草原商贸城市有很多,它们成一线分布于蒙古草原的东部边缘地带,是东西方商贸交易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原向西方输出商品的桥头堡。草原丝绸之路的发达,为开放的元朝带来高度繁荣,使草原文明在元朝达到极盛。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到欧洲,从而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承担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长、辐射面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文化线路。关于文化线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文化线路宪章》中有明确的概念定位:“任何交通线路,无论是陆路、水路,还是其他形式,拥有实体界线;以其自身所具有的特定活力和历史功能为特征,以服务于特定的、十分明确的用途;且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它必须是产生于、也反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往来,以及贯穿重大历史时期的人类、国家、地区甚至大陆之间的货物、思想、知识和价值观的多维度的持续的相互交流;它也因此必须促进了其所影响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杂交融合,并通过其有形的和无形的遗产反映出来;与线路存在相关的文物和历史关系,必须已经构成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系统。”以上述国际通行的文化线路概念考量草原丝绸之路,无论从规模、影响与包含的文化内涵来讲,它的遗产优势明显高于其他文化线路。所以,可以把草原丝绸之路的遗产价值做如下定位:草原丝绸之路是青铜时代以来沟通亚欧大陆最主要的商贸大动脉,它是集系统性、综合性、群组性于一身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庞大又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线路。

草原丝绸之路东端起点在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自东向西分布了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遗址。这些古代城市遗址是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实物载体,以此为中心,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从而形成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华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的精粹。

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中,最为典型的是,有元一代,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密切交流交融,相互辉映,形成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格局新风貌新高峰,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使以多元文化为特色、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导的中华文化绵延不衰,源远流长,卓尔不群。其中,蒙古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和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民族传承发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理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经过千锤百炼,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将为今天的“一带一路”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和智力支持。为此,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向着伟大理想去奋斗。

2014年9月1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说,中方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积极响应,即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发展之路”)倡议对接,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化,研究三方跨境输电网、电信网络建设,开展旅游、智库、媒体、环保、减灾救灾等领域务实合作。

中国、蒙古国、俄罗斯作为亚欧大陆上疆域广阔的三个国家,长期保持着友好合作的关系,为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奠定了基础。首先,中蒙俄三国面临区域发展的迫切性。其次,三国发展经贸合作有着独特优势:政治互信优势、地缘优势、文化认同优势和互补的经济结构优势等,这些都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会促使三国的贸易合作领域不断扩大,进而辐射到周边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一带一路”倡议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中国北部边疆的沿边经济带之一,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对构建和谐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都有着重大意义。草原丝绸之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四条通道之一,是连接古代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曾经对东西方的商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蒙俄经济走廊覆盖整个北亚、中亚乃至欧洲大陆,这与古代草原丝绸之路的走向基本一致,区域也多有重合。所以,草原丝绸之路是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内在动力,成为“一带一路”主线的重要补充。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途经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分别是沙漠丝绸之路(又称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从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就在内蒙古地区,具有浓郁、深厚的草原文化特征,是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和连接东西方经贸、文化的大动脉,也是连接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的重要交通枢纽,曾为促进古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

除了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内蒙古还有另外一条重要贸易文化交流通道,那就是被誉为新丝绸之路的“万里茶道”[1]。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穿越中蒙俄三国的国际商道,是17世纪后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茶叶经陆路输出至俄罗斯和欧美各国的贸易通道。它从福建武夷山起,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向北延伸,横跨西伯利亚,通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欧洲。

如今,草原丝绸之路、万里茶道仍然是内蒙古自治区与国外经济文化贸易交往的重要通道,在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同样发挥着重大作用。

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是多民族交汇融合聚集区,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繁荣发展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北部边疆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繁荣的重要前提,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成为现实且得到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北开放的现代出发点。内蒙古地势狭长,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内与黑龙江等8省区毗邻,是我国向北开放的前沿,是连接蒙古国与中国京津唐工业基地、渤海经济圈、东北工业基地的必经之道,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内蒙古以策克、甘其毛都、二连浩特、满洲里等19个口岸为基点的向北开放带,连接边境地区与内地,联通蒙古国、俄罗斯,不仅是我国向北开放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也实现了与“一带一路”的对接。立足这一区位优势,内蒙古不仅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特别是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贸前沿、物流前沿、金融前沿、文化前沿,也是蒙古国、俄罗斯对接中国的战略节点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北开放的现代出发点。

其二是,在繁荣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重要的通道作用。2011年,国家出台《促进内蒙古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鼓励内蒙古自治区扩大与中亚地区国家的开放水平,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开展政府间互访、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双边多边合作。与内蒙古毗邻的蒙古国、俄罗斯两国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经济增长速度快,是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被看好的区域。内蒙古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前哨,是全国拥有口岸数量较多的省区之一。目前,中俄陆路货物运输量的65%,中蒙陆路货物运输量的95%,都经过内蒙古口岸。满洲里和二连浩特分别是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和对蒙古国的最大口岸,以这两个口岸为重要节点的交通运输通道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是我国通往欧洲最便捷的运输通道。特别是“苏满欧”“郑满欧”“广满欧”和“中俄”集装箱班列的开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跨欧亚发展带对接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物流大通道的作用,是辐射力较强的西部经济增长极。

其三是,呼包鄂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新的增长极。2010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发布的《2010中国城市群发展报告》显示,西部地区拥有10个潜力城市群,包括南北钦防、关中、天山北坡、兰白西、滇中、黔中、呼包鄂、银川平原、酒嘉玉等。呼包鄂城市群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虽然人口只有700多万,但在2013年经济总量便已突破万亿大关,被誉为黄河流域极具成长潜力的节点城市群。在此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着力促进形成呼包鄂榆城市群。2011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的18个重点开发区域,呼包鄂榆就是其中之一,随后上升到国家级区域城市群,成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国家级区域发展的新增长极。从地域上看,呼包鄂榆地区位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包昆通道纵轴的北端,是沟通华北和西北的重要枢纽。它不仅是实现中国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关键连接带,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引领力量。

其四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凝聚文化合力。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合作,文化层面的相互尊重是重要前提。因此,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构想,就需要构建稳固的、沿线国家认同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从某种程度上说,丝绸之路可以被视为一个文化概念,因为它吸纳、融合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各民族的优秀文化,见证了中国早期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内蒙古在这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在欧亚大陆草原带,草原文化随着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不断西迁而得以传播,草原民族的生活习俗和物质文化对中亚地区的游牧文化及欧洲地区的文化形态造成强力冲击,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桥梁。从现实角度看,内蒙古自治区在中蒙交往中始终发挥着其他地区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在地理上与蒙古国相邻,彼此之间民族相亲,语言及文化相通,宗教相似,在自然环境、民俗、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着许多相同的背景,在文化交流与发展上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不仅会增进中蒙两国人民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相互沟通,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深化区域合作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合力,创造了有利的人文发展软环境。

其五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基础保障。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有不少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尤其是,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区,虽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然生态环境容易遭受破坏。近几年,内蒙古把“两型”社会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努力处理好经济建设、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同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公路、铁路、机场等重大项目建设,努力形成内通外畅、运能充分、布局合理、安全便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内蒙古在发挥与沿线国家和地区道路联通等方面的优势之余,积极主动与相关各方开展矿产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合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该项课题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遵循了如下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

一是,逻辑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最普遍、最有效的科学武器之一,它科学地反映了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最普遍、最深刻、最基础的规律与本质。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研究也要遵循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运用事物的普遍联系原理、内因和外因相互关系原理、质变和量变相互关系原理、发展的观点等,作为研究的方法论遵循。

二是,历史分析法。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分析事物要把它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联系和比较,才能弄清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历史分析法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分析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和演变,分析和总结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预见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未来,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法。

三是,系统研究法。从系统观念出发,把草原丝绸之路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及其活动看成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内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个要素,以及与外界环境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

四是,比较研究法。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草原丝绸之路面临的发展问题进行比较分析和考察,从宏观上把握草原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本质,寻找其异同(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与其他经济走廊的异同),探求草原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以及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实经验和客观规律。

五是,实证分析法。以经验或调研为依据,运用一些分析工具,如个量分析与总量分析、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借鉴草原丝绸之路繁荣发展乃至衰落的历史经验,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1]也被称为“丝茶驼路”。见马永真《从草原丝绸之路到“丝茶驼路”——论呼和浩特回族驼运业的历史贡献》,载《回族驼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