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一 国际—国内互动的研究框架
本书试图利用国际—国内互动的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产业的市场化转型。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学研究领域，国际—国内互动模型一直缺失。苏长和曾指出：“政治理论一直缺少国内—国际的整体理论模型，无法解释国内社会中出现的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力量向内作用而产生的诸多新现象，从而出现理论退化的趋势。”[44]“在国际政治领域，国际政治理论一直只被看作国家理论在全球范围的运用或者放大，而对外关系则在多数情况下被视为国内政治经济的简单延伸而已，至于利用完整的国内—国际结合理论阐释国内政治经济或者对外关系，这类研究则极为缺失。”[45]
（一）有关国际与国内互动的研究文献：
海伦·米尔纳和罗伯特·基欧汉在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时指出，在强调国际化对国内影响的学术研究中，认为国内对国际经济体系影响的不同回应方式，缘于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强调国内政党结构（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的影响；二是强调国内劳工市场、金融市场组织程度的影响；三是强调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强”“弱”（如有研究者以一国是否有长期的职业官僚传统作为其国家制度强弱的标准）的影响。[46]而海伦·米尔纳提出了国内利益偏好、国内政治制度和信息分布影响国际合作的分析框架和作用机制。[47]而国内政治对国际化的抗拒，也体现为三种途径：一是阻止国际价格信号与国内价格信号的完全自由联动；二是提高国内联盟以及相关政策的改革成本，使得国际化虽然影响大，但其成本高到使人们放弃改革的意图；三是利用相关的战略来引导国内力量应对国际化的影响。[48]还有研究者试图同时将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双向互动整合成一个分析框架，如罗伯特·帕特南的双层博弈模型。[49]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和迈克尔·希斯考克斯等人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罗纳德·罗戈夫斯基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兴衰对国内利益再分配的影响。他在《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一书中分析了贸易的扩张与衰落对国内政治联盟形成的影响。他指出：国际贸易的扩张，会增进国家内部相对充裕要素持有者的利益，而国家内部相对稀缺要素持有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进而形成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持有者之间的各种政治联盟；国际贸易的收缩，会减少国家内部相对充裕要素持有者的利益，而国家内部相对稀缺要素持有者会因此受益，进而也形成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土地要素持有者之间的各种政治联盟。[50]在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分析的基础上，迈克尔·希斯考克斯进一步证明国内要素流动程度（即生产要素跨行业转移的成本）的高低会影响联盟类型：国内要素流动程度高时，更易形成以阶级为联盟的政治；国内要素流动程度低时，更易形成以行业为联盟的政治。[51]
还有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借用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国家自主性”概念，来分析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合作。西达·斯考切波认为国家自主性指的是：“（国家）作为拥有领土和人民控制权的一种组织，国家可以表达和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仅仅反映社会集团利益、阶级利益或社会的利益。”[52]但国家自主性的概念因其不够精确、缺乏微观基础等特点而广受诟病。为此田野借鉴理性选择主义视角，对国家自主性给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定义：“国家自主性是中央政府核心决策者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与其自身的偏好[53]之间的一致程度。”[54]
国家自主性包含国内结构与国际制度/体系两个维度：“在国际上，国家自主性取决于国家在权力分配中的位置和它对国际机制与组织的内嵌性；在国内，国家自主性则是国内结构的函数，特别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55]国家自主性与国内结构的关系，在比较政治学学者的努力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而国家自主性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则被关注得较少。这主要因为：以往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往往把国家视为单一行为体，而比较政治学者对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够重视，导致缺乏一种将国家自主性与国内政治、国际体系同时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在国际上，莉萨·马丁等曾呼吁将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的互动作为研究重点进行分析；在国内，田野等学者在分析国际制度对国家自主性的影响方面做出了贡献。田野指出：“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来摆脱某些社会行为体（如国企）对其的‘俘获’，从而找回自身的自主性。”“而当国家行为体的意愿与国际制度的功能要求相一致，而与一些社会行为体的偏好相冲突时……国家行为体可以将国际制度的约束刚性作为政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源泉，更有效地推行那些与某些社会行为体偏好不相一致的政策，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56]在中国与世界接轨阶段，中国国内政府部门就是充分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制度，获得了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
（二）有关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文献：
一些学者分析了中国与世界互动对中国国内的影响[57]（江忆恩、秦亚青，王正毅、郑永年、苏长和、田野、张小明、陈拯等）。谢淑丽指出“1978年以前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在与国际经济力量的较量中占据上风，但1978年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在中国国内变迁中开始占据显要地位”。[58]1978年后中国与国际体系（全球资本主义）的互动过程，被广泛地使用“请进来”“与国际接轨”“走出去”来描述其不同阶段的特征。[59]秦亚青认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在加入联合国之前是革命性国家；在加入联合国之后开始向现状性国家转变。在成为现状性国家的30年中，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认同，已经从利益性认同，转向观念性认同。[60]而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结果，曾经有四种不同的预测，分别是崩溃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中国威胁既有国际体系）、以融促变论（中国被国际体系改变）、脱钩论（中国无法融入而重新选择退出国际体系），苏长和则提出包容性合作论来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61]
二 本书研究框架：国内—国际互动中的发展与安全
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很宏大的议题。这类研究若要取得进展，需要对一些具体的领域做更细致的研究，从而积累中国与国际体系如何互动的微观案例，整理出一些相对中观[62]的因果机制。本书认为分析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企关系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本书主要是对国内政府部门、能源国企与国际力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便是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府部门与能源国企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了国内政府部门对能源国企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能力，进而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变迁。
从方法论角度看，提出一个分析框架，需要相对简洁才行，需要能用尽可能少的变量来解释尽可能多的现象。这样一来，选择哪些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就非常重要。影响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因素看起来有很多，但本书并没有选择在有些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如能源供求形势、能源民企等，而是主要选择了国内政府部门、能源国企和国际力量三个因素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出于分析框架的简洁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以下理由。
本书没有把能源供求形势作为解释变量，是因为：能源供求形势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是否要扩大能源供给的决策，但政府到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还是强化对能源产业的行政控制方式来扩大能源供给，却是都有可能。能源短缺既可能导向推动市场化的政策，也有可能导向强化行政主导的政策，最终采用何种政策，则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国内政府部门的认知。如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能源供给普遍短缺，这时国家引入了市场化的尝试；但在2003年后国家能源供给形势再次紧张时，国家并未有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而是强调国家应该对能源产业保持绝对控制力（2006年国资委文件）。同样是能源短缺，国家的政策选择却不一样，说明能源供求形势，虽会影响国家扩张能源供给（在能源供给短缺时）或是缩减能源供给（在国家能源供给过剩时）的政策，但与国家是否推动能源产业市场化之间却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且能源供给的短缺或者过剩，本质上其实不在能源本身，而在于国内能源企业是否具备足够的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或“走出去”获取资源的能力。所以国内政府部门、能源国企和国际力量分析框架的解释，其实已经将能源供给的短缺或者过剩包含进去了。
本书没有把能源民企因素作为解释变量，是因为就总体而言，中国能源产业主要是以国企为主，民企所占份额较少。而且民企的影响力，相对于国企来说太小。而相对于外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及国际力量可能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的影响，外资等国际力量也是比能源民企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与上面那些变量相比，本书选择了三个行为体的行为作为重要变量：一是国内政府部门因素，二是能源国企因素，三是国际力量因素。
国内政府部门的经济战略目标变化和政府部门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内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国内政府部门在能源产业的决策主要是围绕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进行，但其在能源领域施行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能源国企和国际力量的具体情势的影响。
能源国企是影响中国能源产业的极为重要的行为体。在中国能源产业，全民所有制是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国有能源部门占据主体或垄断地位，再加上现在的能源国企往往是从当初的能源工业管理部门演变而来（如中石油是由石油工业部演变而来，煤炭国企大多是从地方矿务局演变而来，原来的电力工业部变为国家电力公司并拆分成现在的两大电网国企和五大发电国企），到今天还保有行政身份，具有较强经济控制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国有能源工业部门又往往是能源工业市场化改制的主要对象。所以能源国企因素是影响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变量。
国际力量也是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力量。1978年以来中国能源产业改革，也是中国不断融入世界过程的一部分。国际上的能源产业市场化潮流、中国能源产业对国际资金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依赖，以及后来国际能源资本和权力结构对中国能源产业造成的威胁感等，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
中国的中央政府部门，正好处在国际力量和能源国企的中间，一方面是国际力量，另一方面是能源国企。国内政府部门在能源战略目标和执行能力方面受到这两方面的影响，同时国内政府部门也试图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对于这种相互作用的机制，在本书第二章以及案例章有更详细的论述。
在这种框架下，本书提出以下假说：
假设1：国内政府部门在能源领域主要追求的目标是能源产业发展（效益）和能源产业安全，是在发展与安全两个目标中进行权衡。
假设2：能源国企和国际力量对中国能源产业效益和能源产业安全有重要影响，并借此而影响了国内政府部门对能源产业市场化的态度。当能源国企效益严重下降，国际力量对中国能源产业助益大且安全威胁小时，国内政府部门会在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安全之间选择发展；当能源国企盈利能力上升，国际力量对中国能源产业助益小且安全威胁大时，国内政府部门会在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安全之间选择安全。
假设3：当国内政府部门在能源产业的战略目标中选择发展时，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会得到大幅推进；当国内政府部门在能源产业的战略目标中选择安全时，就不再那么执着于市场化，而是更注重以各种方式来维护能源安全。
三 主要创新点
本书的贡献主要有几点：一是第一次比较清楚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原因，增进了对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理解。本书主要是从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几大重要行为体间博弈的角度，分析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被推进或被暂缓的原因。以前与中国能源政治相关的学术著作，要么只是单就石油、电力、煤炭、风电中的一种来写（如梁波、夏珑和史胜安、芮怀川），要么虽写了整个能源领域，但成书较早（如李侃如1988年出版的有关中国能源政治的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而且大多数研究只是描述改革措施有哪些，还有哪些不足，而对其中的政治经济互动分析较少。本书则增进了对这方面的理解。
二是借鉴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视角（开放经济政治学研究路径），指出了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之前的研究，要么单纯强调国际体系（如霸权稳定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强调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或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如第二代IPE学者），而对国际因素如何影响国内制度变迁（而不只是一国对外经济政策），虽然越来越重视，但总体上还是探讨得不够充分，尤其是对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政企关系探讨得不多。本书则以中国能源产业作为案例，考察了在开放经济状态下，从国际力量如何影响国内产业市场化变迁（特别是国际力量如何影响了国内政府部门与能源国企之间的政企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国内互动如何影响国内政企关系。
本书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首先，本书在国际力量方面，并没有选择一个主要的主体来分析。这是因为与国内能源国企作为能源产业主体不一样的是，在国际上，影响国内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主体，并没有这么“单纯”，很难只找出“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变量。而作为解释的理论或者解释的框架，就是要用尽可能少的变量解释尽可能多的事实。本书的分析框架的简洁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次，本书力图指出国际—国内互动如何影响了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但这种互动模式是否可以被用来解释其他产业的政策模式变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四 对一些质疑的回应
有的读者可能会质疑，在1993—2002年中国已经对能源产业进行了很多的市场化，那么在下一阶段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大幅度的市场化了。这种质疑没有考虑到几个因素。一是1993—2002年中国虽在能源产业推动了大幅度的市场化，但只是部分地达到当时政府的目标，还有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当时政府的预期，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市场化没有进一步推进。如电力产业市场化虽然在2002年进行了厂网分开的大改革，但政府部门认为应该完成的许多市场化任务没有完成（如对电价的改革）。二是1993—2002年中国政府进行的一些市场化推进，在2003—2012年出现了反复，如在煤炭产业所有制改革方面，2003—2012年国内政府部门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建设大型煤炭集团，整顿小煤矿，煤炭企业所有制改革方面出现了重新国有化趋势。三是很多其他产业在1993—2002年进行了大幅度的市场化，而在2003—2012年保持并深化了市场化程度，而能源产业却并非如此。所以如果有人认为前一阶段进行了大幅度的市场化改革后，后一阶段就没有必要继续推进市场化，那为何很多其他产业在前一阶段推动大幅度的市场化后，在后一个阶段依然在继续推进这种市场化，而能源产业却没有？
有的研究者可能认为笔者忽略了对非国有的企业作用。除了国有企业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确实都在中国能源产业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而本书的国际力量中已包含了外资企业。本书为从更具有IPE特点的国际—国内互动角度来分析中国能源产业发展，为更清晰地分析这种互动是如何产生的而不得不选择最能影响互动的行为体。在国内的能源企业中，总体而言能源国企要比能源民企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大很多，所以在国内影响政府能源政策的行为体中，笔者选择了能源国企，而没有选择能源民企。但这并不表明笔者认为能源民企在中国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就不起作用（实际上在某些时候还是有较为重要的作用），而是通过对政府、能源国企、国际力量之间的互动，就可以把能源政策制定的逻辑讲清楚。能源民企虽然有作用，但相对能源国企、国际力量和国内政府部门还是比较被动。所以本书分析框架并没有把能源民企纳入其中。
地方政府在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是什么？是否被忽略了呢？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地方政府与其他能源相关行为体的互动很精彩，但我在本书中并未过多着墨。这是因为中国能源政策，主要的决策都是中央政府来做，地方政府更多是执行者。虽然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总体上还是处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本书只写到2012年，2013年后能源产业的市场化进程还在进行中，有很大不确定性，所以本书并未涉及。
五 本书结构
本书结构如下：第二章先是描述中国能源产业经历的变革，指出中国能源产业经历了初步市场化阶段（1978—1992年）、大幅度市场化阶段（1993—2002年）、转向能源安全阶段（2003—2012年）。接着分析了影响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国内政府部门因素、能源国企因素、国际力量因素，建立起本书的分析框架。
第三、四、五章分别以石油产业、电力产业、煤炭产业为例，分析了国内政府部门、能源国企与国际力量之间的互动对中国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和石油（这两类占了总消耗的将近90%），二次能源主要是电力，所以本书主要以煤炭、石油、电力为案例进行分析。
最后是结语，在总结前面几章的主要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概括和提炼。
[1]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将能源价格等议题视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2] Liewelyn Hughes，Phillip Y. Lipscy，“The Politics of Energy”，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6，2013，pp.449-469.
[3]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划分都是大体的。实际上煤电油等产业市场化的步伐，虽然存在很多一致之处，但也有些不是太一致的方面。本书将它们按照市场化的进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只是就其总体状况而言，并非指该阶段所有的时间内和所有方面都是如此。如此处第三阶段的市场化放缓，是总体上相对于之前的大幅度市场化而言，并非强调在该阶段能源产业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进一步市场化。
[4] 原文用的是能源工业市场化，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5] 李晓西主编：《中国传统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史丹主编：《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
[7] 杨鲁、田源：《中国电力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物价出版社1991年版。
[8] 叶泽、张新华：《推进电力市场改革的体制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9] 姜玉春、蔡军田主编：《中国石油通史：卷四》，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年版。
[10] 王丹：《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路径：寡占竞争与规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 严绪朝主编：《中国石油大重组：面对市场的机遇和挑战》，石油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12] 《国企震撼》编委会编：《国企震撼：中国石油重组与上市实录》，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
[13] 张海韵主编：《大聚变：98中国石油石化大重组纪实》，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韵主编：《走向改革前沿：99中国石油石化重组与改制参考》，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
[14] 林卫斌、方敏：《能源管理体制比较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5] 史丹主编：《中国能源工业市场化改革研究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6] 李晓西主编：《中国传统能源产业市场化进程研究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7] 朱晓艳：《大部制下中国电力管制机构改革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版。
[18] Lixia Yao，Youngho Chang，“Energy Security in China：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itions”，Energy Policy，Vol.67，2014，pp.595-604.
[19] Lixia Yao，Youngho Chang，“Shap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the Impact of Domestic Reforms”，Energy Policy，Vol.77，2015，pp.131-139.
[20] Kenneth Lieberthal，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21] Shaofeng Chen，“State-Managed Marketization：A Revisit of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0，No.2，2012，pp.29-60.
[22] Shaofeng Chen，“Motivations Behind China's Foreign Oil Quest：A Perspective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Oil Companies”，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3，No.1，2008，pp.79-104.
[23] 梁波：《中国石油产业发展范式变迁的组织社会学分析（1988—2008）》，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24] 资产专用性指的是某种东西用于某种用途后，变为其他用途的困难性的高低。如煤炭开采很多设备很贵，且只能用来采煤，一旦不用于采煤，其价值就很低，这是典型的高资产专用性。
[25] Mark Allen Groombridge，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Bargaining：the Restructu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78 to 1995，Doctoral 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1998.
[26] 孔博：《解读中国国际石油政策》，裴文斌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
[27] 武建东主编：《深化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绿皮书》，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28] Ramana，M.V.，Eri Saikawa，“Choosing a Standard Reactor：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 in Chinese Nuclear Policy”，Energy，Vol.36，No.12，2011，pp.6779-6789.
[29] Huaichuan Rui，Globalisation，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Case of the Coal Industry，London：Routledge，2004.
[30] 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周云亨：《中国能源安全中的美国因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 李鹏：《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中国电力出版社2005年版；李鹏：《李鹏论产业经济》，中国电力出版社2013年版；李鹏：《李鹏论发展中国电力工业：1979—1993》，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年版；李鹏：《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上下册）》，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李鹏：《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中国三峡出版社2003年版。
[32] 黄毅诚：《能源部：1988—1993》，大连出版社1993年版；黄毅诚：《秋语》，中国电力出版社2012年版。
[33] 王涛：《中国油气发展战略》，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王涛：《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盆地石油会战》，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34]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办公厅编：《李人俊与中国石化工业》，中国石化出版社2000年版。
[35] 高扬文：《三十年的足迹》，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高扬文：《我当煤黑子的头儿：五年五个月零五天的工作记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6] 张国宝：《电改十年的回顾与思辨》，《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1期。
[37] 郭芳等：《“风电三峡”内幕》，《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2期。
[38] 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一二三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9]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0] Thomas Moore，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reface.
[41] 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42] 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Quote from Thomas Moore，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44.
[43] [美]玛丽·加拉格尔：《全球化与中国劳工政治》，郁建兴、肖扬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44] 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
[45] 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
[46] Robert Keohane，Helen Milner 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7-10.
[47] [美]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
[48] Robert Keohane，Helen Milner eds.，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21.强调国内制度强弱影响的文献，参见Peter Katzenstein，Between Power and Plenty：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7；Peter A.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John Zysman，Governments，Markets，and Growth：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4；[美]彼得·古勒维奇：《艰难时世下的政治：五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政策比较》，袁明旭、朱天飚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49] 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50] [美]罗纳德·罗戈夫斯基：《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51] [美]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2] 田野：《探寻国家自主性的微观基础：理性选择视角下的概念反思与重构》，《欧洲研究》2013年第1期。
[53] “偏好”是什么？偏好与利益怎么区分？海伦·米尔纳的解释是：“行为体利益代表了它的根本目标，很少变化。经济行为体的利益是最大化收入，而政治行为体的利益则主要是最大化保住政治职位的机会……政策偏好源于利益。偏好是指特定的政策选择，行为体相信在某一议题上，这些政策或是能够最大化收入，或是能够最大化再次当选的机会。尽管所有政治行为体具有相同的利益，但它们的政策偏好会根据各自的政治情势而不同，比如政党归属或选区特征等。对经济行为体也是一样。利益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由利益决定的行为体的偏好会根据情势和政策领域的不同而变化。偏好是变量，而利益不是。”参见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曲博译，王正毅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页。
[54] 田野：《探寻国家自主性的微观基础：理性选择视角下的概念反思与重构》，《欧洲研究》2013年第1期。
[55] 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9，转引自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56] 田野：《国际制度与国家自主性：一项研究框架》，《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57] Alastair I.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国家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王正毅：《理解国家转型：国家战略目标，制度调整与国际力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郑永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 1期；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陈拯：《内发的变革：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互动的自主性问题》，《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张小明：《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田野：《国际制度、国内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8] 苏长和：《国内—国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
[59] 郑永年：《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 1期。
[60]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
[61] 苏长和：《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
[62] 中观指的是既不过于宏大，又不过于琐碎。如很多中程理论就是中观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