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冲击
——区域化新动向与东亚生产网络新趋势[1]
伴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扩散以及对2020年秋冬或将暴发第二波疫情担心的不断加剧，世界大有掀起一场更大规模反全球化潮流的趋势。很多国家以阻止境外疫情输入为由，采取了封闭国门的措施，一些发达国家甚至提出反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试图“鼓励”它们回归国内。这种不断强化的“政治干预”，必将冲击冷战结束以来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作为其重要一环的东亚生产网络也出现调整趋势，与此相关联，东亚区域一体化也将出现新的动向。
一 “有形之手”干预国际分工体系
疫情暴发以来，很多国家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出口限制措施，主要针对口罩和防护面罩等医疗物资以及相关药品和呼吸机等医疗设备。而且，不仅自由贸易受到了强烈的政治干预，横跨世界的国际分工体系也成为一些政治家们的改造目标，美国就是典型代表。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贸易便成为美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有力武器。美国已经远离甚至抛弃了多边协定（如WTO）主义路线，以维护“美国利益”为核心，组织推动重新谈判区域特惠贸易协定（将NAFTA变成USMCA），特别是积极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借助关税促使产业链迁回国内，以此带来就业机会、实现经济振兴，最终“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是特朗普总统清晰的执政路线。很显然，疫情应对也同样会被纳入该路线。
（一）日本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2020年4月，日本政府推出的一项新经济政策引发了全球瞩目，它被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等知名国际媒体以“日本政府宣布斥资二十亿美元援助企业从中国撤回”为题进行重点报道。[2]然而，事实上该内容属于断章取义，它只是日本经济产业省提出的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的一部分，该预算包括四项内容，即“防疫及研发新药、维持就业、复苏经济以及构建强劲经济结构”，总计预算规模高达83193亿日元，是报道金额的37.8倍。而且，这项旨在维护日本国内供应链稳定的政策金额为2486亿日元，并非报道所提及的2200亿日元（20亿美元）。[3]
很显然，日本政府上述政策虽有国家安全保障因素的考虑，但政策目标仍是确保供应链安全，而非鼓励日企撤出中国。这也可以视为2012年日本企业为分散风险而实施“China+One”战略的延续，当时背景是由于钓鱼岛争端问题而使中日两国关系迅速降温。而且，反向思维的话，如果真是为推动日企离开中国，那这些资金就是杯水车薪，很难发挥出真正作用。截至2019年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已经突破1300亿美元（1303.09亿美元），[4]中国是日本的第四大投资对象国。
而且，据日本外务省统计显示，当前在华常驻日本人约为12万人，虽然自2013年以来有所减少，但以商务人士为主的驻华日本人最近呈现出稳定趋势。再从企业数量来看，中国也是海外日企数量最多的国家。截至2017年年底，在华日企数量超过3.2万家，约占海外日本企业总数的43%，远远超过第二位的8600家在美日企。[5]
另外，由于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企业占比很高（占日企海外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0%），不仅投资规模巨大，而且构建了庞大的生产体系和复杂的供应链体系，如丰田、本田、日产等日系汽车企业带动为其提供零部件配套的日系供应商，在广州、天津、武汉等地形成了日系汽车产业集群。
（二）疫情之下美国加大市场干预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是彻底服务于“本国优先”目标，甚至毫不掩饰、不遗余力地维护美国利益。以《北美自贸协定》为例，白宫公开宣称USMCA新协议为美国创造了超过68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和17.6万个就业岗位。[6]出于同样逻辑，特朗普政权对中美贸易摩擦寄予更大期待，希望以此作为自己连选总统的靓丽成绩单。
疫情给美国政治干预市场提供了充分理由。疫情大规模暴发之后，美国政府曾以疫情为由，在3月底和4月初两次援引《联邦国防生产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命令通用汽车公司制造呼吸机，并禁止3M公司向外国销售口罩和医护用品，甚至还指示海外美国企业也要将口罩及呼吸机等重要医疗物资优先出口美国。一些国家批评美国此举实属“强盗行为”。
伴随美国国内各地感染人数不断攀升，对相关药物及防护装备的需求也迅速飙升。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各政治派别的议员便把供应链安全提上讨论议程，批评美国大批医疗物资依赖向中国采购存在巨大风险。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近一半的个人防护医疗设备——包括口罩、护目镜和手套等均从中国进口。
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一些议员动议政府应协助将相关产业迁回美国。如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和马萨诸塞州进步派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墨菲等人向参议院提交议案，要求制药公司首先要向五角大楼报告从中国采购原材料数量，以便国防部调查药物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也将其重要性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认为此次疫情暴露的依赖其他国家廉价医疗产品和物资来源是美国经济的战略弱点。一些议员提出应由美国政府支持确立专项贷款，以帮助企业将供应链迁回美国，同时还应对这些企业予以税收减免的奖励。
美国政府一些人抓住了这个机会，积极策划新的干预手段。白宫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多次明确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将全球产业链迁回美国国内的一次机会。他甚至恫言，美国医疗供应体系随时可能因中国关闭大门而中断，“疫情表明我们未必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甚至亲密盟友——向我们提供所需物资”。6月初，纳瓦罗又透露，特朗普总统将支持一项规模高达2万亿美元的推动制造业工作岗位迁回美国的刺激计划。其实，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国会已经批准超过3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资金。[7]一系列事实表明，本轮政治对市场干预力度将超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三）加速全球价值链重塑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供应断裂，暴露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这将进一步增强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思潮和逆全球化的民意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是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构建起庞大、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使生产变得更细分和碎片化。2005年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了详细描述这种模式特征的著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他告诉人们，世界各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实现了重新分工，相互协作、优势互补，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然而，托马斯·皮凯蒂却在其《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财富不平等现象呈扩大趋势，尽管作者并未明确反对经济全球化，但显然对现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以此为背景，西方社会反思和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不断高涨，并成为欧洲反移民运动、英国脱欧，甚至特朗普践行“美国第一主义”的社会基础。
融入国际分工体系，让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力量迅速发展。基于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在全球的蔓延拓展，世界货物及服务出口总量也迅速扩大，1995—2017年增长3倍以上，其中，新兴市场国家货物出口量更是高达原来的6.5倍。[8]当然，这也造成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1980年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GDP中占比仅为22.9%，到2000年也仅为25%。但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化开始加速，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世界占比突破34%，2015年更是接近40%（38.8%）。相反，发达国家在世界GDP中占比迅速下滑，2017年的日美欧总占比降至52%，比2007年减少了11%。[9]
毋庸置疑，此次疫情将像中美贸易摩擦一样，被特朗普总统用于推动企业把生产迁回美国，这无疑将推进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步伐，如何应对这种潮流，对于深深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的世界各国形成了严峻考验。美国已经改造了NAFTA，它不仅为其附加了很多条件，甚至连名称也变成《美墨加协定》（USMCA）。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近日撰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10]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堪称是继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对全球体系的第三次重大冲击，且程度之深也将远远超过前两次。
二 东亚生产网络及其GVC逻辑
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是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真正原因。长期以来，相较于欧盟及北美一体化趋势而言，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展及效果并不显著，但由于各国采取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措施，尤其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代表，使该地区深度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生产加工中心。作为东亚的四大主体，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之间形成了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特征，其运行逻辑便是全球价值链体系。
（一）生产网络为根基的东亚崛起
2018年，包括中日韩以及东盟（ASEAN）在内的东亚地区名义GDP为23.17万亿美元，再加上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为24.1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已经突破28%。然而，1999年，即便包括印度等南亚各国在内，东亚的GDP也仅为7.8万亿美元，而且，当时日本一国的GDP就达4.6万亿美元，占比超过一半。很显然，就是在这20年之间，东亚实现了经济快速崛起。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东亚生产网络”是东亚崛起的关键原因，相比欧美日等传统世界制造中心，它又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
第一，全球跨国制造公司将东亚视为生产基地。以世界500强为代表，世界制造业巨头纷纷把东亚作为其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构成，这不仅拉动了东亚地区的对外以及对内的贸易发展，同时，更使之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一环。加之，东亚各国具有差异化显著的产业发展水平，这也有利于形成区域内生产分工体系。于是，在区域内贸易方面，逐步形成了以零部件、加工产品为主的中间产品贸易特征。2010年东亚的中间产品贸易占比就已经高达60%，而同期欧盟的中间产品贸易占比为50%，北美自贸区甚至仅为40%左右。
第二，基于这种全球制造中心的特点，东亚对外贸易形成“大量出口最终消费品和大量进口中间产品”的显著特征。以作为东亚生产网络核心的中国为例，其对欧盟出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约为3成，对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市场出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更在3成以下；相反，中国从欧盟和北美进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均在4成以上。同时，中国从日本与东盟的进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超过6成，从韩国进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更是超过7成。此外，日本、韩国对东盟出口贸易中的中间产品占比也都超过7成。[11]
第三，与欧盟及北美自贸区经济圈建设中显著的政府协调性特征不同，东亚经济圈则是以依靠典型的生产分工型为特征。在欧盟和北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各国政府间的政治协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东亚，各国政府的政治协调，特别是作为地区大国的中日韩之间非常困难，只有东盟国家之间的政府协调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可以说各种政府协调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但是，显然生产分工弥补了该不足。由于各国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在全球价值链上互补性特征显著，东亚发展成典型的生产网络体系。中国及东盟各国通过打造开放型经济体，以“打开国门”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资；相反，日本和韩国则扮演了“供应商”以及“投资商”的双重角色，利用其身处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地位，以FDI方式与中国和东盟形成了紧密的产业关联。
第四，“雁型模式”特征依旧明显，且今后仍具拓展空间。据日本学者小岛清的分析，日本对东亚各国直接投资先后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等阶段，[12]这种不断升级转型的投资方式对东亚产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东亚雁型发展模式，东亚生产网络形成了鲜明的“四极体制”：以中国为主、东盟为辅的生产加工中心，日本和韩国则充当了生产加工的中间品供给中心。以中国2010年对外贸易为例，其对美、欧贸易均呈顺差，分别达2159亿美元和1190亿美元；相反，中国对身处价值链“上游”的日本及韩国，则呈现出贸易逆差的特点，逆差额分别为125亿美元和919亿美元。[13]此后，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生产便逐步向东南亚甚至南亚转移。
（二）东亚生产网络的“四极体制”
在区域一体化水平上，东亚地区显然还难以比肩欧洲的欧盟（EU）以及北美的《美墨加协定》（USMCA）。如《里斯本条约》框架下的欧盟，各国不仅享有自由贸易、一致的对外关税和对外贸易地位，各国公民可以在经济圈内自由居住或工作，甚至使用单一货币等。但是，东亚的最大优势在于构建起高效、低成本的生产网络，形成了横跨各国的国际分工体系。就突出特征而言，这个生产网络形成了“四极体制”，主要包括中国（含中国台湾及香港）、日本、韩国和东盟。
首先，中国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已达约1万美元，不仅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8年进出口总额4.6万亿美元），对内直接投资也稳居世界前列（2018年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才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原因。可以看到，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逐步成长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以区域内中间品贸易为例，2000年，横跨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之间的中间品贸易总额为2358亿美元，其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为962亿美元，占比41%。作为生产加工中心，其进口中间品额度是一项重要指标，这一年中国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进口中间品660亿美元，尚不及东盟地区中间产品进口总量的721亿美元。但在中国加入WTO的9年之后，在总额5278亿美元的区域内中间品贸易中，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355亿美元，占比约64%，相比2000年增长了23%。再从中间品进口状况来看，中国从日、韩及东盟进口2266亿美元，远超东盟的1243亿美元，甚至是后者近两倍规模。[14]
其次，日本不仅是东亚生产网络的“供应商”，同时，投资该地区的日本企业也是重要生产参与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企业就大举投资东南亚，利用当地的廉价经营成本。70年代之后，日本又开始投资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的亚洲四小龙（NIES）。截至1994年，日本累计对东盟五国投资达428.7亿美元，对NIES投资326.8亿美元。[15]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日本开始对华投资，但真正大规模投资则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截至2001年，日本对华累计投资100.4亿美元，到2018年该数字为1237.7亿美元，17年之间总投资1137亿美元，年均67亿美元。加上对韩国投资的391.5亿美元、对中国（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相关投资的484亿美元以及对东盟投资的2289亿美元，截至2018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累计投资额高达4402亿美元。另据外务省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在亚洲地区投资的日本企业数量为5.2万家，总占比超过70%。[16]再从日本贸易来看，2018年日本对亚洲出口44.7万亿日元，占出口总额一半以上。其中，对中国大陆出口15.9万亿日元（此外，对中国香港3.8万亿日元和对中国台湾4.7万亿日元）、对韩国出口5.8万亿日元、对东盟出口12.6万亿日元，很明显，日本以零部件为主的中间产品出口主要面向东亚生产网络。[17]
这里，虽将东盟和韩国称为东亚生产网络的另外“两极”，但在综合经济力量方面，它们确实要远远逊色于中日两国的影响力，但韩国对东亚地区投资、东盟在接受投资等领域近年增长强劲，如韩国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逼近500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大陆投资47.7亿美元（加上香港则为82.5亿美元）；而东盟接受直接投资则一路攀升，到2017年已经达到1370亿美元，主要来自欧盟（254亿美元）、中国（包括港澳台为215亿美元）、日本（132亿美元）、美国（54亿美元）和韩国（53亿美元）。韩国在出口方面，2018年对中国出口1621亿美元、占比27%，且半导体占韩国对华出口的约3成；对东盟出口1001亿美元、占比17%；也就是说，对中国和东盟出口约占韩国出口的近半。[18]
（三）中间品贸易与“附加值链”
从全球贸易视角来看，东亚生产网络为全球提供大量最终消费品。以2016年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4310亿美元，向欧盟27国出口3860亿美元，这些出口均以最终消费品为主，中间产品占比均低于40%。此外，东盟向美国和欧盟的出口规模均为约1450亿美元，且同样以最终消费品出口为主。这一年全球出口总规模156699亿美元，而中国和东盟向美国和欧盟出口占比就达7%。[19]
与对外以出口最终消费品为主的特征不同，东亚区域内贸易则是以中间产品为主。由于东亚各国及地区之间建立起紧密的生产分工关系，也就是各产业的生产工序被配置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形成跨国或地区的国际分工体系，这就使得中间品贸易逐步成为区域内贸易的主体。2017年，东亚的区域内出口贸易额攀升至22622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高达15027亿美元，占比为66%（见图1-1）。
图1-1 东亚区域内出口构成及其演变（1990—2017年）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123頁。
1990年，东亚区域内出口贸易额为2909亿美元（约为2017年的1/8），其中，中间产品贸易额1575亿美元，占比为54%。也就是说，由于当时亚洲四小龙经济都在快速增长，中国也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就呈现出以中间品为主的特征，这显著区别于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区域内贸易。
除了以中间品为主的区域内贸易特征之外，“附加值链”也贯穿于东亚生产网络。为了更好分析全球价值链体系，OECD组织开发出附加值统计（OECD TIVA）的概念。它不仅有助于分析一国出口中附加值占比，还可以依据原产地规则来区分一国进口中的附加值情况；而且，由于掌握了两国贸易中的原产国附加值，就可以作为两国间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判断依据，可以分析本国附加值出口的最终需求地，以及可以追踪各国附加值路径以及最终需求国家及其内容。
以日本对美国出口附加值追踪为例，可以看到，东亚生产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计显示，2015年日本对美国货物出口额为1370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的附加值为1201亿美元（见图1-2）。然而，事实上这一年从日本出口美国的附加值链贸易规模为1493亿美元，也就是说，除了上述1201亿美元直接从日本出口美国之外，还有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美国的291亿美元附加值。其中，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以及东盟等东亚生产网络出口美国的日本附加值为167亿美元，此外还有从北美自贸区（NAFTA）的墨西哥与加拿大出口美国的71亿美元、欧盟出口美国的30亿美元。显然，东亚是日本附加值间接出口美国的重要地区，占比超过一半（57%）。
图1-2 2015年日本对美国附加值链贸易构成（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127頁。
由此可见，2015年从东亚生产网络出口美国的日本附加值就达1368亿美元。而从区域内附加值链来看，日本对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韩国、东盟的附加值出口额为2463亿美元，其中最多是中国大陆（913亿美元），占比近四成。
三 区域化新动向推动生产网络调整
近年来，伴随着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世界经济开始出现区域化特征。在东亚地区，伴随着全球各种贸易摩擦风险的不断提高，加之地区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国际分工体系向东南亚甚至南亚地区拓展的趋势越加显著。在此次疫情冲击下，区域化为背景的东亚生产网络调整也将加速。仅以日本企业而言，2020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社“百名社长问卷调查”显示，有7成日企高管表示将“重新调整供应链”，建立更具灵活性采购模式以及实施分散布局成为企业战略调整的核心。[20]
（一）企业重新布局应对环境之变
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干预压力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以中国台湾企业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部分供应商已闻风而动，开始调整其战略布局，此举不仅会影响国际分工体系，更会带来东亚生产网络的调整。
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TMC）迈出新的步伐，一是准备加强对美国市场开发，二是强化台湾作为生产据点的地位。由于美国强力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台积电不得不在中美高科技摩擦问题上被迫站队，尽管华为订单占到该公司营收额的15%，但美国客户订单占比高达60%。加之，考虑到美国新技术创新的强大实力，台积电高层把目光投向了美国。它计划于2021年开始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建设新工厂，以应对美国超威（AMD）等半导体企业以及军用半导体的庞大需求。拥有7纳米量产技术和5纳米新技术的台积电近日宣布，尽管疫情严重，其2020财年仍将增收18%。
以中国台湾为重要据点，以此来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这成为大批台湾IT企业的战略选择。据统计，2019年1月至2020年5月，189家中国台湾企业申请在岛内投资，其额度高达7614亿新台币（约合258亿美元），[21]大幅超过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规模（41亿美元）。投资转移趋势显著，这种动向主要是受三大因素影响：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二是台湾当局推出了优惠政策，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18年9月，美国启动“第三轮”对华追加关税措施，IT相关的服务器和通信设备从中国大陆出口美国关税从零提升至10%，2019年5月又提高至25%，但从中国台湾出口美国则仍能维持零关税。2019年1月，蔡英文当局专门针对在大陆投资企业推出系列投资优惠措施，包括在中国台湾投资企业在工厂用地、外籍工人就业以及融资利息补贴等政策。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加快企业回归台湾，这主要是出于对“中美脱钩”的担心，包括美国加大对中国大陆企业制裁措施。
作为全球第三大电子设备代工企业（EMS），广达电脑也开始在中国台湾北部桃园市新建工厂，投资额150亿新台币。该公司一直为美国脸书（Facebook）和谷歌等美国科创巨头提供数据中心使用的服务器，此前曾是在中国大陆生产零部件，再出口美国和墨西哥进行组装，今后将改在中国台湾生产零部件。此外，鸿海精密工业（即富士康公司）旗下的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群创光电，也宣布将投资701亿新台币在中国台湾建厂，将在中国大陆组装工序转回中国台湾，实现在当地的一贯制生产。
（二）价值链体系创新尝试更加活跃
对于一些国家因疫情而试图干预全球产业链的做法，商界人士是持批评态度的。瑞典企业联合会安娜·斯特林格（Anna Stellinger）近日就表示，“政府若要鼓励企业实现有效的多元化和培养韧性，上策是让商业恢复正常，取消出口禁令，为航空运输创造便利条件，并确保企业能够将具备关键才能的员工派至其他国家”。[22]事实上，企业也在通过构建新价值链体系等相关措施，来应对新压力。
美国苹果公司堪称全球价值链的领跑者，2007年它推出世界第一款智能手机iPhone，这不仅开启了一场新的通信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它还推动了生产方式革命，依靠国际分工体系而实现了无工厂化经营。苹果手机由富士康公司在中国生产，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它开始了新的战略转型。一是分散生产基地，避免过度集中在中国。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苹果新的无线耳机AirPods产品在越南的生产已经全面启动，预计2020年4—6月的供货量将达数百万副，占到整体的3成左右。二是大力扶持新的代工企业，以形成竞争而降低成本。2011年开始，苹果就与中国大陆企业立讯精密工业建立交易，2017年又将上述无线耳机订单委托立讯。2019财年，立讯营业收入已经达到625亿元，净利润47亿元，其中苹果业务占到营收的6成左右。[23]三是继续研发核心产品，扩大对价值链的控制权。6月22日，苹果公司宣布将在其个人电脑Mac上搭载自主开发的CPU（中央处理器），告别2006年以来使用的英特尔CPU。苹果公司自称这是“历史性的1天”，完成了乔布斯15年前留下的“作业”。[24]
与苹果等美国企业比较起来，华为等中国企业将遭受更大压力，因为要应对来自美国的全面制裁。首先，华为未雨绸缪，在新产品研发上极力摆脱美国的影响。不久前，在日本专业调查公司Fomalhaut Techno Solutions配合下，《日本经济新闻》分析了华为新一代高端机型“Mate30”5G版，它发现相比4G版，新产品所使用的中国产零部件大幅提升了16.5%，达到41.8%；相反，美国零部件只剩下玻璃壳等极少部分，占比降至1.5%；与此同时，日本企业零部件使用量也有很大提高。其次，大量储备尖端部件，以实现安全过渡。同样是《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华为已经储备两年份的美国半导体尖端产品，主要是赛灵思公司的“FPGA”可编码型芯片、英特尔以及超威半导体的服务器CPU产品，这些都属于美国企业占据垄断优势的领域。最后，加速培育新的供应商，如手机芯片方面，华为已经与全球第二大IC设计企业联发科技（Media Tek）、中国大陆紫光集团旗下的紫光展锐（UNISOC）强化合作。作为中国大陆最大半导体代工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公司（SMIC）也准备替代台积电来承接华为订单，华为荣耀手机芯片“麒麟710A”已经由原定台积电12纳米制程技术制造转为中芯国际采用14纳米技术制造。尽管可能面对沉重的转型之痛，但作为全球5G专利最领先企业，华为自身的技术优势极有可能成为其华丽转身的杀手锏。
很显然，各国企业正在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愈加强大的政治干预，苹果、华为等品牌商大胆尝试进行价值链体系创新，台积电、中芯国际等代工企业或供应商则积极调整战略布局。今后，在半导体制造装置及零部件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日本企业、在DRAM存储以及NAND存储方面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韩国企业等也将参与进来，一场国际分工体系大调整、全球价值链体系创新即将到来。
（三）区域化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
很多观点认为，此次疫情暴露了全球价值链脆弱性的一面，这将成为逆全球化的推力。其实，自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就已经开始发生异动，两个突出特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商品从中国转移到了东盟诸国，形成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热潮；再者，北美的墨西哥向美国出口高附加值商品数量也在迅速增长，表明一些高端制造业转移到该国。这种事实似乎证明，全球各大贸易集团之间的政治分歧，确实在导致全球供应链走向区域化特征。[25]
早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东亚生产网络调整转型就已经对中国贸易带来部分结构性变化。一些统计显示，2015—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主要以箱包、鞋类、毛衣为主（分别从2015年的64%、54%和38%，下降至2017年的58%、48%和33%）。[26]相反，从东南亚地区出口美国的这类商品呈增长趋势，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更具有优势，当然，这与中国环境意识提高以及产业升级密切相关，以此为背景，中日韩三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出现显著增长的势头，且制造业特征也非常显著。
在对东盟投资中，日韩企业的制造业特征显然比中国企业更为突出。近年来，中日韩三国企业都在不断扩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如日本2012年对东盟投资就已达146亿美元，2013年甚至高达247亿美元，日本对东南亚投资明显以制造业为主，这6年间仅制造业投资就高达404亿美元，年均67亿美元。中国2012年对东盟投资177亿美元，当时制造业仅为8亿美元；但2013年中国对东盟仅制造业投资就超过30亿美元，总额122亿美元；2016年达到一个峰值，为241亿美元，制造业投资攀升至37亿美元（见图1-3）。韩国对东盟投资在2013年突破43亿美元，规模是2012年的3.3倍；2016年韩国对东盟投资攀升至65亿美元；与日本相类似，韩国也是以制造业投资为主，6年间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总额136亿美元，年均23亿美元。[27]
图1-3 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2012—2017年）
资料来源：东盟事务局，转引自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291頁。
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双重冲击下，中国出口面临的压力正在逐步增大，加之，中国国内相关生产要素比较优势也在衰减，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将更趋向于将产业链转移出去，东南亚甚至南亚各国成为重要目标。
中国正在从传统的“世界工厂”转向新型的“世界市场”，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38万亿元，已经逼近美国约40万亿元的市场需求，这种社会转型也将逐步改变过去以“投资、消费和出口”为主的“三驾马车”型发展模式，消费占比将有大幅提升，这也符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最近，中国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出台负面清单并在市场准入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如降低行业准入条件、加大外资持股比例、支持外资从参股到控股等，在逆势中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在此背景下，一批新的跨国公司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如特斯拉、埃克森美孚、巴斯夫、宝马等跨国企业正在抓紧投资中国，代表性项目包括特斯拉上海设立的超级工厂，项目总投资500亿元；埃克森美孚在广东惠州投资的大型独资石化项目，涉及金额高达100亿美元等。2019年6月，中国宣布取消加油站零售业务限制之后，壳牌公司在中国的加油站业务得到快速增长，最近它与中海油合作的南海石化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美元，成为壳牌全球也是中国最大的合资化工项目。
正如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多次重申的，作为世界最大开放型经济体的中国，不会关闭对外开放的大门，相反，在新一轮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营商环境将持续改善，外资限制将进一步减少，相关政策将更具透明度，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更加有力，以此为基础，中国经济将加速转型。
[1] 张玉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2] 《日本政府宣布斥资二十亿美元援助企业从中国撤回》，东京华人网，2020年4月10日，https：//www.tokyocn.net/article-356151-1.html[2020-06-01]。
[3] 経済産業省『令和2年度補正予算（概要）』、2020年4月、https：//www.meti.go.jp/main/yosan/yosan_fy2020/hosei/pdf/hosei_yosan_gaiyo.pdf[2020-06-26]。
[4]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の直接投資（残高）』、2020年6月22日、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2020-06-26]。
[5] 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2019年11月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3338.html[2020-06-01]。
[6] 《特朗普的成绩单：政策框架和前景展望》，FT中文网，2020年2月11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86032？adchannelID=&full=y&archive[2020-06-01]。
[7] 《白宫称联邦失业救济金“阻碍”就业》，FT中文网，2020年6月15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88137？archive[2020-06-26]。
[8]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19/pdf/2019_gaiyo.pdf[2020-06-06]。
[9]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平成30年版』、2018年7月、166頁。
[10] 《新冠疫情可能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FT中文网，2020年5月18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7704？archive[2020-06-01]。
[11]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2013年版』、2013年10月24日、57頁。
[12] 小島清「雁行型経済発展論·再検討」、『駿河台経済論集』第9巻第2号、2000年、102—111頁。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统计快讯 2013年12月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总值表》，2014年1月10日，http：//www.customs.gov.cn/tabid/2433/InfoID/690424/frtid/49564/Default.aspx[2020-06-28]。
[14] 柳瀬「東アジア生産ネットワークの変化と震災余波」、『住友信託銀行調査月報』2011年5月号、2頁。
[15]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日本の直接投資（報告·届出ベース）2004年度で更新終了」、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2020-06-28]。
[16] 外務省『海外在留邦人数調査統計（2018年）』、2019年11月、https：//www.mofa.go.jp/mofaj/toko/page22_003338.html[2020-06-29]。
[17] 財務省『貿易統計（2018年度）』、2019年3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happyou.htm[2020-06-24]。
[18] JETRO『世界貿易投資報告2019年版』、2019年10月、3頁。
[19]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124頁。
[20] 《7成日本企业家表示要调整供应链》，日经中文网，2020年6月2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management-strategy/40766-2020-06-02-04-41-00.html[2020-06-06]。
[21] 《台湾IT产业加快从大陆回归步伐》，日经中文网，2020年5月26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0687-2020-05-26-09-29-28.html？start=1[2020-06-28]。
[22] 《全球供应链这一次终于要被摧垮了？》，FT中文网，2020年6月11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88096？adchannelID=&full=y&archive[2020-06-26]。
[23] 《中国立讯正在成为“第二个鸿海”》，日经中文网，2020年6月28日，https：//cn.nikkei.com/china/ccompany/41035-2020-06-28-04-40-00.html？start=1[2020-06-28]。
[24] 《苹果15年后完成乔布斯留下的“作业”》，日经中文网，2020年6月24日，https：//cn.nikkei.com/industry/itelectric-appliance/41047-2020-06-24-04-43-00.html[2020-06-28]。
[25] 《打造供应链韧性不应导致贸易壁垒》，FT中文网，2020年6月15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88146？archive[2020-06-28]。
[26] 《产业链外迁，中国怎么办？》，FT中文网，2020年5月13日，https：//m.ftchinese.com/story/001087645？adchannelID=&full=y&archive[2020-06-28]。
[27]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令和元年版』、2019年7月、https：//www.meti.go.jp/report/tsuhaku2019/2019honbun/i2330000.html[2020-0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