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2.2.1 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理论是研究产业可持续发展和产业演进规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2.2.1.1 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源自卡逊（R. Carson）[125]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此书描绘了农药污染环境的可怕景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随后，沃德和杜博斯（B. Ward and R. Dubos）[126]以及著名国际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127]先后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和《增长的极限》两部著作，明确提出了“持续增长”和“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目为《我们共同的未来》[128]报告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对其做出系统的阐述。至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和重视。
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方面的协调统一，也就是要求在产业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追求社会公平。关于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讲究经济效率，是指在产业发展中鼓励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且对于经济增长不仅要关注数量增长，还要重视质量提升，因为经济数量上的增长是有极限的，而依靠技术创新，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才是科学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只有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可持续的；关于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关注生态和谐，是指产业发展不能超越环境和资源的承载力，产业只能在保护环境和保证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寻求发展，将产业发展控制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对于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消耗量必须小于再生量，对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能够得到替代资源的有效补偿；关于产业可持续发展要求追求社会公平，是指在产业发展中经济增长是基础，生态保护是前提，社会进步才是终极目标，要通过产业发展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创造自由、平等、公平的社会环境，实现社会系统的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对于木材产业而言，在其高端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产业规模的扩张、产业质量的提升，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社会进步的和谐一致，这正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
2.2.1.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源自弗农（R. Vernon）[129]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982年，戈特和克莱珀（M. Gort and S. Klepper）[130]以时间序列数据和生产产品厂商的数量为依据，建立了产业演进分析模型，成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雏形。随后，克莱珀[131]正式提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一个产业应视作一个完整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从成长到衰退应视作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产业初创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产业的生命周期与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发展曲线类似，都呈“倒U”形。
产业初创阶段又被称为“产业萌芽期”或“产业导入期”，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某些生产渐渐成型，逐步具备产业的基本要素，形成新产业的过程。新产业形成的诱因是新技术、新发明的产生及其广泛应用，新产业形成的标志是该产业具备了一定的生产规模、拥有了特定的生产设备、吸引了一批从业人员，且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产业的初创阶段，由于新产业刚刚诞生，产业内企业的数量不多，产品的市场需求狭小，在产品研发方面需要投入高额的费用，大部分企业不盈利甚至亏损，加之技术和市场需求的高度不确定性，此阶段企业的投资风险较高。
产业成长阶段又被称为“产业扩张期”，是指在产业形成之后，通过不断获取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扩大产业规模和提升产业发展质量的时期。产业进入成长阶段的动因是该产业技术渐趋稳定，产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市场需求不断提高。产业进入成长阶段的标志是有大量企业和资源流入该产业，产业产品逐渐从单一、低质向多样、优质的方向发展，产业内出现了生产厂商之间的相互竞争局面。在产业成长阶段，消费者特点和产业竞争状况渐趋明朗，生产厂商依靠简单地扩大生产规模已经不能够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和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此阶段市场投资前景良好，是企业投资的最佳时机。
产业成熟阶段又被称为“产业成熟期”，是指产业能够充分满足市场需要，达到供需平衡，产业规模扩张的空间日趋减小的时期。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少数大型生产厂商垄断了市场，且彼此势均力敌，各个生产厂商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且该产业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产业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市场需求增长率不高，产业的技术水平、目标市场、产品质量比较稳定，产业的消费者特点和竞争状况非常清晰，产业的盈利能力开始下降，产业的增长势头可能出现下降甚至停止。在产业成熟阶段，生产厂商之间的竞争逐渐由价格手段转为非价格手段（如通过技术创新改善产品性能、提高产品质量等）。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和市场的垄断导致新产品和产品新功能的开发更加困难，因此产业的进入壁垒较高。
产业衰退阶段又被称为“产业衰退期”，是指产业由稳定到衰落直至消亡或转型升级的过程。产业的衰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过程。产业进入衰退阶段的标志是产品老化，与时代发展脱轨，市场显现出颓废态势，市场需求增长率下降，大部分企业亏损，生产厂商大量退出该产业。产业进入衰退期的结果有两种：一是产业自身不被市场需求，导致产业进入消亡期，这种情况往往会产生新兴产业取代原有产业的市场价值和市场地位，产业将更替发展；二是创新不足，新产品更新能力差，没有开发出合适的稀缺原材料替代品，导致产业发展停滞，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推出新产品、完善产品的新功能或开发出稀缺原材料的替代产品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入下一生命周期继续成长。
木材产业的高端化发展是符合产业生命周期演进规律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为划分木材产业的高端化发展阶段、分析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
2.2.2 创新理论
熊彼特作为创新理论的奠基人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其形式包括开发一种新的产品、使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给来源，以及创造一种新的组织。此后，熊彼特又先后出版了《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及民主》等著作，进一步论证了“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创新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随着学者们研究的深入，创新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不断的拓展，创新的研究对象也从产品扩展到了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层面。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作为创新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被逐步纳入创新理论的研究范畴。
2.2.2.1 制度创新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融合了熊彼特创新理论和制度经济学两个学术流派的观点，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和戴维斯（L. E. Davis and D. C. North）提出。1971年，诺思等发表论文《庄园制度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提出有效刺激个人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年，诺思和戴维斯合作出版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对制度创新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被认为是制度创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作。随后，拉坦、林毅夫等制度经济学家对制度创新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诺斯和戴维斯的制度创新理论。诺斯和戴维斯分析了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并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制度创新的动力和制度创新的基本过程进行研究。关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相似性，诺斯和戴维斯认为制度创新类似于技术创新，可以被看作一种制度上的新发明，往往需要在已知的备选方案中进行筛选，并且不同产业的制度创新能够相互带动。关于制度创新的动力，诺斯和戴维斯认为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原因产生了潜在获利的机会，但由于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无法解决技术的外部性问题，也不能够有效防范市场风险等，潜在的利润无法实现，这样就催生了制度创新的需求。当潜在的利润大于克服制度创新障碍所需支付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产生。这里所说的制度主要是指所有制、分配制度、法律政策等政治经济制度。关于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和戴维斯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组成“第一行动集团”并发现制度创新的机会，“第一行动集团”提出制度创新方案，“第一行动集团”选择制度创新方案，组成“第二行动集团”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预期的收益，“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实施制度创新方案。随后，又指出个人、团体和政府都可以担任制度创新行为的“第一行动集团”，所以制度创新可以在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级上进行：个人的制度创新不需要付出组织成本和强制成本，团体的制度创新需要付出组织成本但不需要付出强制成本，政府的制度创新则既要付出组织成本也要付出强制成本。
（2）拉坦的制度创新理论。拉坦（V. W. Ruttan）主要从制度创新供给的视角研究制度创新的影响因素。他认为知识的储备和所需支付的制度创新成本是影响制度创新供给的主要因素，知识储备越多制度创新的设计和实施就会越好，制度创新的成本越高就会更多地制约制度创新行为。有时候，制度创新所需支付的成本可能是巨大的，比如克服既得利益集团政治权力、实施政治制裁、改变立法等都需要支付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的成本。随后，拉坦进一步强调制度创新主体在制度创新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创新是创新主体通过设计新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来解决既得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只有当制度创新主体通过制度创新获取的预期收益高于所支付的制度创新成本时，制度创新的供给才能够得到保障。
（3）林毅夫的制度创新理论。林毅夫将制度创新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和强制性制度创新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创新是指个人或组织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实施的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发生诱致性制度创新，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创新、制度需求的改变、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等都能引发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产生获利的机会。为争取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必须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强制性制度创新是指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等外在的强制力推行制度变革的一种制度创新方式。因为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所以“搭便车”现象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如果把诱致性制度创新作为制度创新的唯一来源，则会引起社会中制度的供给偏离制度的最优安排。因此，需要国家干预的具有强制性特征的制度创新来持续为制度供给提供补救。
本书从制度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出发，明确制度创新是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有力保障，分析木材产业制度创新的内涵和特点，并在制度创新理论的指导下，评价木材产业制度创新的水平，刻画木材产业制度创新的演进轨迹，揭示木材产业制度创新的演进规律，同时从优化制度结构和完善制度安排的视角出发，探寻与技术创新协同促进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策略。
2.2.2.2 技术创新理论
熊彼特（J. A.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将开发新产品和采用新的生产方法等作为创新的主要内容，为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受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该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国家进入了近20年的经济增长“黄金期”，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不能解释其原因，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57年，索洛发表论文《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指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率的决定要素之一；随后，曼斯菲尔德（E. Mansfield）[132]，卡曼和施瓦茨（M. Kamien and N. Schartr）[133]延续熊彼特的观点，强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技术创新，提出很多关于技术创新的模型，推动了技术创新理论的长足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将其划分为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1）新古典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以索洛（S. C. Solo）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明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并提出技术创新的两个条件是新思想的来源及其后期的实现和发展。索洛模型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研究的里程碑。新古典学派还对技术创新中的政府干预进行研究后指出，当技术创新的供求出现市场失灵或技术创新不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时，政府应通过法律、税收、金融等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2）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以曼斯菲尔德、卡曼和施瓦茨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强调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曼斯菲尔德研究了技术创新与新技术模仿之间的关系，解释了技术模仿对新技术推广的影响，认为新技术的模仿比率、新技术的相对盈利率、新技术需要的投资额、新技术被采用的时间间隔、旧设备的可使用年限和采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销售状况等是影响新技术推广速度的主要因素。卡曼和施瓦茨等综合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强度和垄断程度三个因素对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企业的规模越大技术创新的市场空间就越大，市场竞争越激烈技术创新的动力就越强，垄断程度越高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
（3）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以弗里曼和纳尔逊等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是企业自身的单独行为，而是需要由国家创新系统全面推动的。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创新资源配置、影响创新资源使用效率的行为主体、社会关系网络及运行机制的综合系统，在此系统中，各技术创新主体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新技术的产生、引进、扩散和应用。
本书从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思想出发，明确技术创新是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直接动力，分析木材产业技术创新的内涵和特点，并在技术创新理论的指导下，评价木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效率，刻画木材产业技术创新的演进轨迹，揭示木材产业技术创新的演进规律，同时探寻与制度创新协同促进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技术创新策略。
2.2.3 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又称为“协同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三大基础理论之一。1965年，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H. I. Ansoff）[134]首次提出了“协同”的概念。他认为“协同”是组织间相互影响、共同成长的关系，强调“协同”的核心是通过资源共享创造价值。随后，日本战略专家伊丹广之（Itami Hiroyuki）[135]进一步对“协同”的概念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把协同的概念分解成“互补效应”和“协同效应”两部分，认为“协同”是资源发挥最大效能的方法。1973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136]在“协同”概念的基础上创建了“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理论等为基础，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时，从无序状态转变为有序状态的共同规律。“序参量”是协同理论的重要概念，该理论认为序参量控制着系统的演进阶段，决定着系统的演进结构和演进程度。序参量的大小可以表示系统的有序程度：当系统无序时，序参量为0；当外界条件变化时，序参量也变化；当外界条件到达临界点时，序参量增长到最大。不同系统的序参量其意义也不相同。
近年来，协同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物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2000年，美国学者葛洛（P. Gloor）[137]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协同创新”的概念。他认为协同创新是将具有自我激励的人员组成网络小组，小组成员具有共同的愿景，通过交流创新思路、创新信息和工作需求及进展状况，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随后，陈劲等[138]进一步完善了“协同创新”的概念，认为“协同创新”是各创新主体积极合作、合理配置创新资源、实现共赢的过程。协同创新可以从整合和互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整合是指对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互动是指与创新主体的行动同步、匹配。协同创新本质上是将资源进行有效的汇聚，通过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推进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共享创新资源和创新成果，减少创新资源的浪费和分割，进而有效提升创新的效率。协同创新是当今世界创新活动的主流趋势，是整合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有效途径。
创新是实现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特别是二者的协同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木材产业的高端化演进。协同理论为分析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协同的必要性，探索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2.2.4 复杂系统理论
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3年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 V. Bertalanffy）[139]提出的“复杂性”概念。他指出生物有机体具有整体性、有机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等特点，强调必须将其当作一个复杂系统研究。随后，1984年世界著名的复杂科学研究中心——圣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成立，该研究所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对生物、理化、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复杂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复杂系统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末，钱学森[140]从巨系统、复杂巨系统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三个层面开启了我国关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
复杂系统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自成系统，又都隶属更高层级的更大系统。低层级的小系统相对于更高层级的大系统而言，都是子系统，是构成的单元或要素，而高层级的大系统又可以看作子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复杂系统是开放的，不同层级的系统层层相属、环环相扣，系统之间、系统与外界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系统之间远非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协同发展的。
产业本身符合复杂系统的特点，其高端化发展、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均可视为复杂系统的子系统。本书在复杂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复杂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产业高端化发展子系统、制度创新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度，分析木材产业高端化发展中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演进轨迹，探寻其协同演进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