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破晓时分，在美国圣迭戈与墨西哥边境城市，有20多名西班牙裔男女聚集。他们正在为稍后的任务做准备，打算在太阳完全升起之前出发前往墨西哥。

今天他们只有一个任务：寻找失踪的人。

这群人来自一个名为“沙漠秃鹰”（原文：Aguilas del Desierto，英译：Eagles of the Desert）的志愿组织。其成立的目的是为迷茫无助的家属们，寻找那些企图跨境到美国的拉丁美洲人的下落。秃鹰在沙漠这样的环境中视觉特别敏锐，这有利于它们寻找猎物。这些“秃鹰”也一样，只是他们的目光都是用来寻找命丧于沙漠的人。而今天他们就是因为接到了来自两个家庭的求助，这两名失踪人员是跟随同一个人口走私犯，大约于10个月前杳无音信的。

滚滚黄沙中的白骨

在沙漠上找到或是注意到骨头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长期接受阳光照射的关系，骸骨都会被漂白，与周边的棕色沙土相比非常醒目。而就在这一天，他们这群为家属而努力的“秃鹰”志愿者找到了很多人骨部分：肋骨、肩胛骨、锁骨、数块脊椎骨及下颌骨。在这些骨块旁边有一条深色的裤子，一双9码（26.5厘米）的阿迪达斯男士球鞋及一个黄色的钱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写着“Filadelfo Martinez Gomez”（菲拉德尔福·马丁内斯·戈麦斯）及其出生日期“1992年8月8日”。由于暂时没有办法证实这些骨头与证件有任何关系，“秃鹰”们就直接为收集到的骨头标上了一个编号。从此，这些骨头的身份就是“170422145”，直到能确认其身份。

志愿者们是在树下找到这些骸骨及随身物品的。他们相信戈麦斯与其他大部分跨境者一样死于脱水。在这片可以说是美国的“秘密墓地”的区域中，这种死亡方式是很常见的。2000年以前，只有数名企图非法入境者的尸体于亚利桑那州南部被找到。不过，200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79名。原因是美国的加州及得州边境加强了巡逻，企图非法跨境的人只好选择三条路线里最危险的一条：途经亚利桑那州。到2010年，共有224具尸体被找到。虽然2016年有记录的尸体只有169具，不过这并不代表非法入境的人数减少了，而是有更多人选择了走更危险的路，亦有很多人跨境死去却一直没有被找到，甚至以后都不会被寻回了。选择西南边路线的人比较少，但这条路线的死亡率每年都在增长。2017年，一共有412名企图非法跨境者死于西南边境，比前一年的398人又多了。由于边境巡逻队伍加强了边境防护措施，更多企图跨境的人不得已选择更为险峻、偏僻的路线，因此不少搜索队及法医等相关专业人士都相信，未来非法跨境者的死亡人数依然会继续攀升。

到底有多辛苦？到底有多危险？一般来说，从亚利桑那州的那条路线跨境，7~10天就能从墨西哥走到美国边境。由于边境栏杆的作用是防止车辆直接驶过，因此栏杆相对较矮，比较好翻越。难的是对抗天气！在四周都是沙漠、烈日当空，甚至每天都可达40℃高温的天气里行走及爬山，并不是易事。一个成年人要走完这近129公里的路程大约要10天，而每天需要约4升甚至更多（接近7.5升）的水。假设，只需要7天就走完，共要53~57升的水。每升水约有1千克重，即7天共需要57千克重的水，按常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根本没有可能带着57千克的水去跨境吧！这也是这么多入境者中途死亡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命丧在美国这个“秘密墓地”后没有办法通知家属，而家属也无法前往见他们最后一面，因为家属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哪里离世的。

法医人类学家登场

一般“秃鹰”们在沙漠环境找到的尸骨，在被交到停尸间后都会按照尸体的情况分配给法医病理学家或法医人类学家。法医人类学属于应用人类学，在学术定义上，为体质人类学的延伸。

人，经历了千万年的进化，被视为精于适应环境的生物。体质人类学家深信人的身体会因为环境因素或压力而做出一些调整。在法医人类学领域中，法医人类学家会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应用到法律层面。英文的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中的“forensic”可以翻译为法证或法医，怎样翻译应视工作内容而定，是处理有关尸体、医学的材料，还是一般证物辨识等。而“forensic”这个词的词根来自拉丁文的“forum”（或是变化后的“forensis”），有法庭、法院的意思。换句话说，任何与“forensic”有关的科学，都是以呈现证物、证供到法庭、法院为目标。也就是说，事件背后的对与错及有罪无罪都一定不是重点，能够有效呈现最接近事实真相的线索及蛛丝马迹才是王道。

法医人类学其实到现在都依然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最早的法医人类学记载是来自南宋时期宋慈的《洗冤集录》（约公元13世纪）。这名中国法医学即鉴定学之父，在这本著作内详细记录了如何查案、详细验尸程序及推断死因的方法。在那个时代，他的观察力实在惊人！书中有些描述及步骤到今天依然有效。由于当时的办案人员不是全职的，而验尸的仵作及接生婆亦不被当时的官府相信，因此办案人员必须在验尸及解剖时，知道如何分辨意外及蓄意造成的死亡，以及如何分辨死时及死后创伤。

另外，宋慈亦详细记录了如何从尸体分辨男女及死亡时间，如下（已翻译为现代汉语）。

当然，一般尸体的腐化程序受不同环境因素影响。与现今技术比较，虽然宋慈所写的未必与今天的法医学完全吻合，但你不得不惊讶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对法医学的执着、观察度之高及细心的程度。他们已经会分析各种天气、气候对尸体造成的影响，特别是“昆虫活动”的情况。

同样，西方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法医人类学这一专业只限于解剖学家、手术医生及一些在博物馆和大学任教的体质人类学家研究。在这段时期，相关的研究很少，应用到案件中的机会亦很少。直到19世纪末，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德怀特（Thomas Dwight）多次发表有关用法医人类学推断性别及年龄的研究论文，因而被冠上“美国法医人类学之父”之名。随后，不同的研究及学者陆续出现。到今天，2008年出现了法医人类学的科学工作组织（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for Forensic Anthropology，简称SWGANTH），为这个专业制定各种准则及指南，令这门科学研究在现今臻至成熟，同时不会与社会的现实情况脱节。

法医人类学家的使命——为无言的逝者发声

法医人类学家在收到骸骨后，就会以辨认骸骨或为其寻找正确身份（positive identification）为重要任务。这与一般的法医，或称为“法医病理学家”不同，后者主要以寻找死因为主要任务。而法医人类学家有时也可从骨头上观察到死亡方式及死因，但这两者都不是最主要的工作。另外一个工作中的区别是，法医病理学家处理带有软组织的尸体，不太会接触严重腐化甚至已经骨化的尸体，而法医人类学家则相反，多接触严重腐化及骨化（甚至木乃伊化）的尸体。于沙漠中寻找到的“170422145”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接收到“170422145”后，法医人类学家会从骸骨找到俗称“Big 4”的有关死者的数据——性别、年龄、种族、身高，再加上一些生前的痕迹——生前创伤、慢性疾病、生前活动痕迹，就可以为骸骨的主人设立一个档案，这样就有望寻找到骸骨主人的家人。因此，亦有说法形容法医人类学是一门“之前—之后”（before-after）的专业：“之前”即死者生前做过甚至经历过的事都会影响骸骨，“之后”即死后能从骸骨上看到什么。除此之外，法医人类学家更擅长寻找及复原人体骸骨，并分析任何能协助尸体身份辨认的特征及线索。

传统上，法医人类学家只会在找到接近或完全骨化的尸体，又或者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不允许解剖时，被传召提供“Big 4”的推断。而今天，法医人类学的应用不仅仅停留于此，应用范围随着需求而改变，包括创伤分析、死后葬仪学分析、推断死后时间、应用到灾难性事件、为国际法检控提供证据，甚至用于调查在世的人。因此，现今的法医人类学家不能只学习关于法医人类学的专业知识，更要明白人类过往文化及多样性的历史，于不同地域游走，了解各种可能会间接影响骨头演变的生物、文化因素。法医人类学家只有在了解这些层面的信息后，才能准确解读所有找到的线索，借助骨头上留下的痕迹，进而了解及聆听骨头的故事。而法医人类学家的职责就是要为无言的逝者代言，把他们的故事公之于世。

当发生灾难或大型事故时，有关的法医工作组都是由多个法医学专家组成的“多元法医团队”，配合有关单位做人道救援工作。团队成员包括法医病理学家、法医人类学家、齿科法医及生物学家等，以提供准确的科学鉴定，从而协助进行身份鉴定。同时，警察亦会做指纹辨识及文件鉴定（如护照等）的工作。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范畴亦包括人道调查及救援工作，如国际法庭上有关战犯的裁决。法医人类学家有时候需要到乱坟岗起坟，去研究这些死者的死因、他们生前是否被虐待等。这些都不是法医病理学的研究范围，所以我们法医人类学家很有存在的必要性！

法医人类学家注重人骨学的培训与研究，再加上有人类学背景，我们可以全面地对眼前的情况做出批判性思考。法医人类学所运用的考究方式，皆有赖以前的诸位人类学家利用前人的骨头研究得出的结论。由于每个族群的生活、饮食及环境因素都有所不同，因此此类研究必须要在多个族群中施行，在部分西方国家，法医人类学家都是法医病理学家的秘密武器。有些尸体可能在被解剖后也无法找到死因，就会被交到法医人类学家手上，务求可以尝试找到任何蛛丝马迹。因此，法医人类学家的工作虽然跟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有相同亦有不同，但我们绝对紧密合作、互相尊重，从来不会轻视彼此。在我认识的法医人类学家当中，几乎每一位都观察过不同的尸体解剖，甚至曾于殓房工作。我们都会去了解法医病理学家的工作方法、程序及步骤。

法医人类学家及法医病理学家，连同齿科法医都会被传召到法庭上作为专家证人。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之外，法医人类学家与其他法医专业人士最不一样的是，如有需要，我们要协助战争罪案及大型伤亡事件的调查工作。法医人类学是人道主义色彩很浓的专业。这也说明一点，法医人类学的能力其实非常有限，我们未必能从社会层面改变什么，甚至没有太大能耐去推动政策性的改变。不过，我们关注“人”，无论是在世的人还是已经离世的人，无论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有罪的战争罪犯，无论是否是被社会推到边缘的人。我们关注的是，每个来到这个世界生活的人，有没有受到有尊严的对待。

可惜的是，不是所有的尸体都能有圆满结局。回到前文的故事，就在“秃鹰”们这次行动之前数月，志愿者们在沙漠的四堆人类骸骨附近找到了一部手机。他们把手机捡起来并拿回去充电后尝试检查电话中的内容。幸运的是，手机没有设置任何密码或解锁装置，因此志愿者们很轻易地找到了最后通话记录的部分。他们发现最后一通通话就是打给“911”的紧急电话，并且长达11分钟。志愿者们拨到“911”，亦从警察处取得此次通话的录音。在录音中，志愿者们清楚听到跨境者以西班牙语问警察能否为他提供饮用水，并告诉接线员他就快要死了。“911”把电话转接到边境巡逻队，而据说巡逻队也曾出去寻找过这名男子，却没有收获。或许你会觉得，他们不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我们在此暂且不评论，不过绝对值得关注。而“170422145”因为旁边有身份证等文件，能够有效进行及加速身份辨识程序。除了用骨头建立档案，以了解有关骸骨主人的基本资料之外，有身份证则较容易找到死者的家属，从而可以用DNA去做比对，确认骸骨的身份。

虽然家属们依然在等待DNA检验结果，但从骸骨档案及随身物品来看，这堆骸骨是戈麦斯的概率颇大。家属们说，他们觉得因为现在知道了戈麦斯的去向，即使结果是他已经死亡，依然觉得有种安慰感。

国际红十字会（ICRC）发表的一份报告“The ICRC Report: The Missing and Their Families”（《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失踪者及其家属》）指出，家属如果不知道其失踪的家庭成员是生还是死，他们永远无法开始疗伤的过程，他们对失去亲人一事依然会惊恐万分。报告更指出，死伤者后代的人生也会因为这事件带来的愤怒、邻居及亲戚的嘲笑，以及事件处理中的不公平、不公正而感到困扰。

给家属一个确切的答案代表他们能正式哀悼戈麦斯并将他埋葬。因为有科学及法医学的协助，“170422145”可以得到一个重新拾起身份的机会，而这个身份是死者一直以来都在使用的。与将骸骨编号为“170422145”相比，寻回其一直在用的身份是对死者的尊重、对家属的尊敬，同时亦赋予骨头应有的人性。法医人类学家利用专业成为家属与死者的桥梁，为家属寻找答案，是人权，是义务，亦是公义。

真相，不能起死回生，但能让无名逝者的声音被听见，即使跨越了生死界限也绝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