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结
本文对棺椁形制舍利容器的肇端与武则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首先依据考古发现的舍利容器遗物，重新确认了棺椁作为舍利容器的出现始于武则天时期。
在此基础上，针对武则天在显庆五年施造法门寺真身舍利金棺银椁的记载，做了进一步的考证。可以看到，虽然文献上无法证实棺椁形制的舍利容器确实创制于武则天，但高宗为了迎奉法门寺的真身舍利进行了细心的安排和优厚的准备，真身舍利及其带来的祥瑞引发了全社会的狂热风潮，就在那时武则天喜舍制造九重金椁银椁舍利容器，因此武则天创制之说，可能性极大。
最后，关注了仪凤年间武则天将长安光宅坊所感得舍利颁布这一事件，依据潞州梵境寺《大唐圣帝感舍利之铭》，讨论了通过这项全国性活动，拟棺椁的新形制舍利容器广泛传播的可能性。
附表 考古发掘的唐代棺椁形制舍利容器
续表
续表
[1]本文为日本科学研究费补助金项目“則天武后期の佛教美术に关する研究”（项目编号：19K00183）成果之一。本文又得到“台湾奖助金”2019年（编号：MOFATF20190053）的赞助与支持。中文校对得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马歌阳博士生的协助，谨此致谢！
[2]慧皎《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大藏经》五〇，第325页中～下栏），道宣《广弘明集》卷一（《大藏经》五二，第99页下栏），《广弘明集》卷一一（《大藏经》五二，第168页上栏），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四（《大藏经》五〇，第637页中栏）中均有相关记载。据《高僧传·康僧会传》记载，当康僧会请求感应时，安置的容器是“铜瓶”，经过三七日既入五更后，忽然在瓶中有声，果然获得舍利。
[3]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刘来成）：《河北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在石函内藏有萨珊银币和金、银、玛瑙、水晶等一共5657件，其中包含小型的银瓶1件和琉璃瓶5件，但未发现舍利。
[4]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5]“绢”，徐苹芳先生作“绡”，杨泓先生也同样作“绡”（杨泓：《中国佛教舍利容器艺术造型的变迁——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例证之一》，《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
[6]《大藏经》五三，第586页下栏～第587页上栏。
[7]杨泓：《中国佛教舍利容器艺术造型的变迁——佛教美术中国化的例证之一》，《艺术史研究》第2辑，2000；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4期；杨泓：《中国古代和韩国古代的佛教舍利容器》，《考古》2009年第1期。杨泓先生在2004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除徐苹芳先生所举《法苑珠林》的记载之外，《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也有相同的记载。如后所述，对此“金棺银椁”，后者云：“数有九重”，由此可见，此时武则天所制作的舍利容器，内外共达九重之多。此外，法门寺大历十三年（《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亦记“二□亲造九重宝函”（《金石萃编》卷一〇一，《石刻史料新编》三，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669页上），《佛祖统纪》卷三九中“（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大正藏》四九，第367页中栏）可见相关记载。
[8]冉万里：《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第159～162页。冉先生还指出，武则天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只限于外套装，直接安置舍利的核心容器仍以琉璃瓶、金银瓶为主，核心容器采用棺的形式即瘗埋舍利方式的完全中国化到9世纪前半叶才完成。
[9]“弘静”，《法苑珠林》作“慧辩”（《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中栏。全文下同）。
[10]《大正藏》五二，第407页中栏。如前人所指出，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八也有同样记载，云：“至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以龙朔二年送还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师诸僧与塔寺僧及官人等无数千人，下舍利于石室掩之。”（《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下栏～第587页上栏）。关于该记载的《法苑珠林》卷次，徐苹芳和杨泓两位先生均作“卷五十一”；据《大正藏》的校勘，明版作“卷五十一”。
[11]对于“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陈金华先生认为，武则天喜舍其所寝的衣帐，加之绢一千匹，恐不妥。Chen Jinhua，Monks and Monarchs，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Kyoto：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2002， p.120.
[12]《大藏经》五二，第213页下栏。亦可参见《法苑珠林》卷四〇，《大正藏》五三，第602页。
[13]琉璃瓶与金瓶的内外关系，抑或有相反的可能，即金瓶→琉璃瓶（内存舍利），姑且存疑。
[14]朱捷元、秦波：《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74年第2期。
[15]关于法门寺塔的传承和贞观年间所发生的感应故事，有以下记载，如：法门寺塔，俗称为阿育王寺、阿育王塔。据传，此塔一旦关闭，需经过三十年才能打开。若将舍利向众人开示，则可以生出福分。贞观五年（631），太宗下诏开塔取出舍利之时，一位盲人忽然重获光明，故众人从都城内外涌向法门寺塔。那时有人因为看不见舍利，极为懊恼，但烧着拇指并绕塔，就能看见了。参见《大正藏》五二，第406页下栏。
[16]“绢五十匹”，《法苑珠林》作“绢五千匹”（《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中栏）。
[17]《大正藏》五二，第406页下栏～第407页上栏。
[18]《大正藏》五二，第407页上栏。
[19]《大正藏》五二，第407页上栏。
[20]“云”，《法苑珠林》作“雲”（《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下栏）。
[21]《大正藏》五二，第407页上～中栏。
[22]“周”，《法苑珠林》作“西域”（《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下栏）。
[23]“佛顶骨”，《法苑珠林》作“佛束顶骨”（《大正藏》五三，第586页下栏～第587页上栏）。
[24]《大正藏》五二，第407页中栏。
[25]杨泓：《中国古代和韩国古代的佛教舍利容器》，《考古》2009年第1期，第75页。
[26]“碗”，《文渊阁四库全书》作“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1986，第622页下栏）。
[27]《唐会要》卷四八《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991页。《长安志》卷八也有相同的记载：“横街之北，光宅寺。仪凤二年，望气者言，此坊有兴气。敕令掘得石函。函内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置七宝台，因改寺额焉。”（《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第113页下栏）。
[28]《大正藏》五〇，第872页下栏～第873页上栏。
[29]Chen Jinhua，Monks and Monarchs，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pp.118-126.高濑奈津子：《則天武后による儀鳳の舍利颁布—山西潞州の梵境寺儀鳳三年舍利塔銘をてがかりに—》，气贺泽保规编《隋唐佛教社会の基层构造の硏究》，汲古书院，2015。
[30]陈金华先生依据《石刻史料新编》所著录《山右石刻丛编》卷四（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辑《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第15012页）的录文。除此之外，高濑先生还指出顺治年间的《潞安府志》卷八《建置志》和光绪年间的《长治县志》卷四《金石志》也著录相关铭文。
[31]傅斯年图书馆《梵境寺舍利塔铭》（编号：00920）；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大唐圣帝舍利之铭》（编号：TOU0614X）；中国国家图书馆《舍利塔铭》（馆藏信息：章专863）。前者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颜娟英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32]“弘”，乾隆二十八年吴九龄修，蔡履豫纂《长治县志》卷四《金石志》（以下略称《长治县志》）作“宏”，据此高濑先生也同作“宏”，但这应当是为了避清高宗弘历名讳。
[33]《长治县志》和高濑先生均作“弘”，可能理由同上。
[34]“扃”，高濑先生作“局”。就此承蒙南华大学文学系的郑阿财先生的指正，特申谢忱。
[35]《长治县志》和高濑先生均作“剥”。
[36]此时将舍利安置的“旧塔”，如陈金华先生所指出，应为隋文帝在仁寿二年（602）颁布舍利而建造的塔。参见Chen Jinhua，Monks and Monarchs，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 p.125。关于此次颁布所含的意义，参见拙稿《則天武后と阿育王——儀鳳年間の舍利颁布と〈大云经疏〉をめぐっ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4号，2020年3月。
[37]来新夏、赵波主编《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金石志》第9册，学苑出版社，2011，第153页。
[38]I-mann Lai（赖依缦），The Famensi Reliquary Deposit：Icons of Esoteric Buddhism in Ninth-century China，Doctoral Dissertation，London University，2006，pp.74-75.赖依缦先生对笔者惠予指教，至于水晶棺椁是属于武则天朝所做的想法，是韦陀（Roderick Whitfield）先生口头所说，他的文章中并没有确切的论述，谨此敬致谢忱。见于薇《圣物制造与中古中国佛教舍利供养》，文物出版社，2018，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