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教育促进儒学普及

我们能看到上述东汉时期儒学普及在文物上的表现，与当时的官私教育有密切关系。

汉代人的学习途径主要有四：入官办学校、随私人问学、承袭家学和入伍从军。朝廷设立的太学是当时级别最高的官办学校。通《春秋》的文翁在成都市修起的学官是典型的地方官办学校，这所官学教儒家经典，文翁“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23]。这里的“明经”是明儒家经典，而非其他经典。文翁的这所地方官学可能是汉代地方第一所官学，以至于“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按崔寔《四民月令》的说法，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24]。“五经”是大学的教科书，对儒学在社会上的普及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私学自孔子创立之后，历代不绝，东汉时典型的私学例子是京兆挚恂在南山以儒术教授。他“不应征聘，名重关西”，将作大匠马严的儿子马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25]马融在当官的同时，也设私学教授诸生，本传说他“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26]。郑玄先在太学受业，“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学成回家后，“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27]。承袭家学在当时是少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曲阜孔家。延熹七年（164）《泰山都尉孔宙碑》明确写到，孔子第十九代孙泰山都尉孔宙“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28]。他儿子孔谦“修春秋经，升堂讲诵”[29]。另一个儿子孔融则“性好学，博涉多该览”[30]。本传未言他有外师，当是家传。西汉成帝时褒成侯孔霸的七世孙，东汉灵帝时曾任洛阳令的孔昱，也是“少习家学”[31]。孔昱与孔融一辈，传中未载是否为亲兄弟，即使不是亲兄弟，也是本家兄弟，所习家学，当有共通处。当然，孔家亦不都是家学，外出学习者亦有之。如孔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同游太学，习《春秋》”[32]。他儿子“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33]。从文字看，家业也包括家学。

以上三种方式，一般平民基本享受不到，平民最有可能的机会是入伍从军，对此邢义田有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在汉代地方郡国学校尚未普及以前，一般平民的识字率是不可能高的。地方学校设立以后，能入学的多半也是当地豪门或官吏的子弟。[34]他引用了西汉文翁和东汉任延设立学校的例子。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起学官于成都市，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县邑吏民见而荣之，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35]。富人出钱求之，其结果必然是减少了一般平民的机会。东汉建武时，任延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36]。这是专为掾史子弟设立的学校，一般平民并无机会。汉代的农人绝大多数只可能是文盲。汉代军队中的“籍”和“符”都使用文字，文盲自然没办法了解尺籍伍符为何物。由冯唐的话可以推想，入伍服役可能是汉代一般百姓识字和受教育的一个重要机会。[37]

学习首先是识字，对于想为吏的人，有明确的识字要求，自汉初就有《史律》以律令的形式确定之，著名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就有。[38]汉代认字课本最常见的是《苍颉篇》和《急就篇》。识字之后，除了各种专业技能的学习，一些人主要学习的内容是儒家经典。

造墓工匠承袭家学的可能性较大，这里的家学与上文传授文化知识的家学不同，主要是传授专门的技能。当然，家长或师傅在把自己掌握的技术传授给子孙或徒弟的同时，也会把自己的文化知识、思想意识等传给他们。传世文献中未见工匠集团传授家学的记载，考古发现中也未见明确的文字记载，但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推测。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原有《从事武梁碑》，惜已不存。洪适《隶释》卷六中录有全文，其中说道：“良匠卫改，雕文刻画，罗列成行，摅骋技巧，委蛇有章。”[39]卫改能成为良匠，应非仅靠天赋，还应学有所承，他也会把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再传下去，虽然我们不知道他的师傅是谁，也不知道他传给了哪些人。碑文中没有提到武梁祠画像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武梁祠虽然倒了，但石材还在，我们还能看到上面的画像，其中就有儒家乐道的三皇五帝和经史故事。从事武梁去世的同一年，即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今山东兰陵县城前村建了一座画像石墓，该墓中用两块立柱石刻了长篇题记。与武梁碑不同的是，这篇题记没有提到墓主和工匠，主体文字写的是墓里的画像内容与布局，从“后当”写到“堂盖”[40]，虽然原墓经后人改造利用，但大部分石材到考古发掘时，仍在原位[41]。这种以画像内容为主体的题记，用了“前有白虎青龙车，后即被轮雷公君”之类的文辞，既便于记忆，也便于建造同类画像石墓，更便于在同一工匠集团内部传授。山东嘉祥宋山永寿三年（157）许卒史安国祠堂题记中也提到画像内容，其中说道：“上有云气与仙人，下有孝友贤仁。遵者俨然，从者肃侍。”[42]这样的文句也便于记忆和传授。由于许卒史安国祠堂早被古人拆毁，我们无从知道其中画像的具体内容，但“孝友贤仁”画像与儒家经史故事有关应无问题。总之，虽然总体上讲，汉代的工匠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有限[43]，但其中有少数不仅能识字，还受过一定的儒学熏陶，并能写简单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