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学习苏联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苏联的学习主要是在接受革命理论方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的学习，就是接受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苏联为榜样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学习更为直接和全面。 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始终不断地总结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始终不断将苏联经验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和借鉴密切相关。 具体而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6年底的这七年可以看作是一个时期，即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有了更多的认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特别是1956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基本完成，工业化有了一定基础，经济建设的任务不像解放初那么紧迫，可以有更多的宽余时间去鉴别、选择，学习苏联比较有针对性。所以不会那么盲目，而是有条件地选择。作为苏联方面来说，当时苏联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已显露出来，这也促使我们反思。 毛泽东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到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的时候，这种思想更加明确。

（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发展的机遇，通过实施国家电气化计划和国家工业化计划等，大力引进先进技术，迅速地提高了苏联经济和科技实力，经过40年的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为13.2%，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年均经济增长为16.1%。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新建1500多个大工业企业，在苏联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拖拉机、汽车、飞机、化工和电力制造业等新的重要工业部门。 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已经全面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工业产值已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战”结束后，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优势总体上仍旧得以保持。第四个五年计划（1945—19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1.9%，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1.3%。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军事、经济和科技大国。

苏联经济建设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表现在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上，主要有：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重工业为先导，全面带动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重视计划，将整个国家的生产、生活、供给、消费全部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中；重视积累，在国民收入比例中不断提高积累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强调发展速度，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强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等。这些经验既是苏联几十年经济建设实践的系统总结，也是苏联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经济快速发展与整体跃升。

苏联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经过多年战乱，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十分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毛泽东把当时的中国经济状况概括为“一穷二白”。 “‘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社会主义的苏联已经有了成功的经济建设经验，就必然促使中国加快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步伐，尽快把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学到手，这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内在动因。

（二）号召学习苏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曾把苏共当成“最好的先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深入人心的学习苏联的高潮。 这个学习，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有不少失误。毛泽东后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很少。 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决定按照这一模式建设中国。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向苏联学习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在文章中指出：“苏联共产党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而且，这种学习是“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7月4日，刘少奇在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说，“现在我们要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及进行经济建设，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7月6日，刘少奇就专门向苏联学习建设经验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列举了学习的内容和形式。9月3日，刘少奇访苏回到北平后在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①这就要全方位地学习苏联。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报告，再次强调学习苏联。他说，“过去中国人民的革命，就是学习苏联。今后同样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他高度称赞了苏联模式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知识。 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在苏联都有完全新的一套理论，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至于苏联进步的政治科学与军事科学那就更不用说了。苏联的文化完全是新的文化。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刘少奇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苏联模式作了全盘肯定，并且要求把这一模式作为建设中国的指导方针。 实际上，刘少奇的莫斯科之行，拉开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序幕。

周恩来也是“向苏联学习”的积极倡导者，他发表了不少有关学习苏联的讲话。1952年11月6日，周恩来在首都各界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大会上说：更好地学习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对于我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两年后，周恩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赫鲁晓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说：“中国人民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了保证这种建设的成功，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经常号召的那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五年来的无数事实都表明了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正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苏联学习的光荣任务。”

（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苏联的全面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苏联的学习，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各行各业各界各部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要以苏联为榜样，按苏联的模式、经验，或进行建设或予以改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49年12月，毛泽东亲自访苏，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斯大林祝贺寿辰，同时与斯大林举行最高级会谈，就进一步发展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交换意见。 中苏之间经过反复协商和艰苦谈判，斯大林和苏联最终妥协并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废除1945年的中苏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初步解决了两国间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将两国间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开辟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阶段。《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规定：“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联系。”中苏两国缔结条约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政治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同时，本着该条约的精神和有关条款，在各个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1.经济方面

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苏同志如兄弟般的密切关系建立并得到不断加强，苏联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对华经济援助，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有利于苏联的国家利益。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方式和途径可以分为低息贷款，援建重点项目，发展双边贸易，开办合股公司，提供技术资料，派遣苏联专家，协助编制经济计划等。首先是低息贷款。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共产党将贷款部分用于进口军事物资和装备。苏联又先后两次向中国提供贷款。中国共产党将苏联贷款集中使用在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国防工业等基本建设的重点项目上，既在军事上保障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又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

其次是援建重点项目。苏联援建中国的重点项目分两批，第一批援建包括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的50个重点项目，第二批援建项目是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项目，同时还帮助中国35个国防工业企业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并给予其他技术援助。第三是发展双边贸易。1950—1951年间，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也处于瘫痪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贸易对中国经济的恢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价格上，苏联也给予了比较优惠的条件。第四是派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培养留学生。 经济建设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科学技术人才。 苏联有关材料统计，到中国工作的高级专家1951年为557人，1952年为258人，1953年为395人，按这个统计，不算1950年，苏联来华专家已达到1210人，被派往苏联的中国专家在各行各业都成了中坚力量、技术骨干，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0世纪50年代，共有1万多名苏联专家先后来华帮助工作，他们分布在中国从中央到基层的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受到各界干部、群众的尊重。五是派遣各类人员赴苏，直接到苏联去学习。 其中短期学习主要是各界派出的访苏团体，通过较短时间的参观、考察来学习苏联的经验。50年代前期中国所派赴苏访问的团体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达到创纪录的程度长期学习包括到苏联各个企业接受培训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也包括到苏联各类学校学习的留学生。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先后有28000名中国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赴苏联培训。“一五”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个企业中，几乎每个厂的厂长、总工程师和一些熟练工人都曾到苏联接受过专业培训。此外，留苏学生也很多，最多时达到6000人左右，而在同一时期，去西方国家留学的则几乎没有。

除了继续向苏联学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外，中国还向苏联学习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关于如何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如何建设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向苏联学习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向苏联学习制订五年计划的过程就是学习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的过程。五年计划是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在实施五年计划中逐步形成的。中国从来没有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经验，仅靠苏联的援助也不能制订出翔实的五年计划。因此，1952年8月—1953年5月，中国派代表团赴苏联学习。 代表团成员主要是由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富春以及能源、冶金、国防工业部门和军队方面的领导组成。可见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走上苏联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代表团在苏联通过学习和实地考察，详细研究了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和五年计划的内容。 除此之外，苏联专家还给中国代表团成员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授课。袁宝华曾谈到：“苏联计划委员会的14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员分别给我们讲课……我们十几个人，分头把听课内容详细记下来并加以整理，编辑成一本书，就是后来由国家计委出版的《关于经济计划的问题》。”通过学习和实践，中国逐步积累了制订经济计划的经验。 在向苏联学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形成，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工业化道路也逐步形成。

2.政治方面

尽管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与苏联不同，但是中国已经在政治体制上学习苏联模式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执政党和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经验建立了“党政合一”的关系模式。中国的国家机构是以苏联为榜样设置的。 国家机构的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的设置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处理的。 在向苏联学习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逐步向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从体制的横向运行来看，权力集中于“议行合一”的政府，所谓“议行合一”，一般是指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不是三权分立；从体制的纵向运行来看，权力集中于中央；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看，权力集中于执政党。 因此，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之前，中国与苏联模式相似的政治体制已经开始形成。

3.文化方面

一是在理论上，注重学习苏联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政协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向苏联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毛泽东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学生、普通群众推荐的最权威的教材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在党员干部中大规模宣传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运动。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苏联模式的理论。 该书是在斯大林的授意和亲自参与下完成的。斯大林本人不仅亲自撰写了书中的哲学部分《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参与了该书的校订工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斯大林本人的著作，该书是对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总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一度被苏联和英、美、法、德等国的共产党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该书出版后，联共（布）中央还要求所有的社会科学著作的观点、立场都必须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保持一致。斯大林出版该书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推广苏联模式。因此，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学习苏联模式。

毛泽东强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他称赞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因此他力荐干部们阅读该书。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就把该书定为“干部必读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该书的第九至十二章和结束语被定为各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第九至十二章的主要内容是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这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56年间还是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的主要教材。通过学习，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得以在党员干部、高校师生中宣传和普及，这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清除了障碍。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深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

二是大量翻译苏联的作品，以此广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各方面的先进经验，介绍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进步的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的前期，中国翻译出版数千种和数千万册苏联书籍。 其中，仅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苏联书籍的中译本达1216万册。 在所有苏联书籍中，发行量最大的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内，便出版发行了272余万册。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方面的书籍也被大量地翻译出版。

此外，大批的苏联电影也被翻译过来，在中国放映。从1949年到1953年，有200多部电影先后在全国放映，观众高达1.8亿人次。为了向国内介绍苏联，让干部群众学习苏联，中国的报刊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社论、评论、通讯等，介绍苏联各条战线的成就和经验，阐述学习苏联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意义。 至于组织各种报告会、研究会和展览等，更是经常采用的方式。 据有关报刊披露，仅仅中苏友好协会一个系统，在从1949年10月到1954年8月的近5年之内，便组织了19.6万余次报告会和讲演会，听众达4300万人次，还举办了11.8万余次图书展览，参观者达1.23亿人次。通过这些活动，中国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苏联产生了十分美好的印象，因而更加热情地开展学习苏联的运动。

4.教育方面，特别是高等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解放区的各类干部学校和普通大学。这些学校无论是在教育理念上还是教学内容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向苏联学习了。另一部分学校是国统区的大学。国统区的大学秉承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理念。 从总体上看，国统区的大学是西方式的，实行通识教育；解放区的大学是苏联式的，实行专才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按照苏联的大学模式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

一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以苏联的高等教育制度为蓝本，对全国的数百所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这次大改组、大调整中，实行多年的欧美模式被彻底摒弃，一切均按苏联经验办，如将所有高校分成三大类，即综合大学（设文理学科），专门学院（按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和专科学校，强化专业意识，使大学生一入校便开始接受划分得很细的专业训练。

二是实行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教学内容统一化。在指导思想上，苏联的高等教育统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大学就设置了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体系，制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产党创立的大学如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均已经对学生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并在大学统一开设政治课，对大学生进行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中国革命史教育。 在教学内容上，参照苏联高校的教学内容，对全国所有高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改编或修订，推行标准化和统一化。不少高校或专业搬用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 如，东北农学院就将所有140多门课程的苏联教学大纲和教材翻译过来，不仅供本校的各专业使用，而且分发给全国各个农学院。

三是广泛开展学习俄语的群众运动，在整个教育界乃至各行各业掀起了“俄语热”。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头两年里，全国即开办了12所俄语专科学校，在校生达到5000多人。此外，还在57所高校设立了俄语专科和俄语训练班。 东北的所有中学，北京和其他城市的中学都开设了俄语课。

（四）学习苏联的积极作用

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对当时中国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是解决了中国经济、文化建设起步阶段经验严重缺乏的困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开端，避免了大的弯路和曲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困难，主要是缺乏建设经验。 但是如果不向苏联学习，不利用苏联的经验，全靠自己摸索，就可能走弯路，经历大的曲折。 正因为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的不足，使当时的中国少走了不少弯路。事实上，以苏联经验为蓝本的“一五”计划建设，基本上是成功的，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苏联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援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改变了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和经济衰败局面，恢复和稳定了生产，保障了军民的供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苏联提供的经济援助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对于新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都有重要意义。

二是在苏联的经验中，确实有很多好的、先进的，对中国有用的经验。如在科学技术方面，苏联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比之当时科技十分落后的中国，先进得多。事实证明，学了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使得中国的工业水平迅速提高。

三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各界各部门。他们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的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所说的人才，不仅指去苏联留过学，接受过培训的各类人员，也包括在中国国内接受过苏联专家的帮助，或在学习苏联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各种人才。 其中不少人在改革开放后，仍然活跃在中国建设的事业中。

四是学习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成为这种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尽管50年代中苏友好合作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但当时中国开展的学习苏联的运动，大大加深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好感，扩大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这反而更促进了中苏关系的发展。也正因为如此，全面学习苏联的运动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