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多族群国家建构工程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周围“真正的”民族国家中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获得了部分瑞士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追随。在战争期间，紧张不安的气氛升级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在瑞士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政治联盟在沿着语言分裂界线进行调整。第一次严重的危机在与德国皇帝有亲戚关系并公开同情德国的军官威勒（Wille）当选为陆军上将后爆发，陆军上将的职位仅在战争期间产生。接下来的一些政治丑闻向讲法语的公民表明，讲德语的精英们显然倾向于德奥同盟国，并且仅仅是口头上支持瑞士官方的中立原则（Jost 1986：746；du Bois 1983：80ff.）。不仅精英阶层将族群政治化，而且军队的官兵也如此行事，在军队里讲法语的新兵抱怨讲德语的军官试图坚持的普鲁士式的训练。在双语城市的街头爆发了小规模的骚乱，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说“错误”的语言可能是危险的（du Bois 1983：68，78）。

族群民族主义也在知识分子中获得了支持。1916年亲法知识分子圈成立了讲法语爱国主义者同盟（Ligue patriotique romande），威廉·沃格特（Villiam Vogt）等同盟内的著名人物宣扬对讲阿勒曼尼语瑞士（the Alemannic Swiss）的仇恨[例如在他的著作《两个瑞士》（Les deux Suisses）中就如此宣称]。该同盟不仅抱怨国家政府的亲德外交政策，还抱怨中央政府和军队中对讲法语者的歧视（du Bois 1983：82）。讲德语的知识分子迅速作出回应，创立了瑞士德语协会（Deutschschweizerischer Sprachverein）并映照沃格特的观点，比如在《风暴中的声音》（Stimmen im Sturm）杂志中刊文攻击瑞士法语区（du Bois 1983：85）。

然而，这种极端主义并没有主导战争期间有关瑞士外交政策调整的辩论。情况恰恰相反。自两代人之前成立瑞士联邦政府以来，一直统治着联邦政府的多族群政治精英们，试图通过沿着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设计的民族主义轴心调整政治感情来镇定各种极端的情绪。在1917年一位亲德联邦委员辞职后，他们通过选举亲协约国的讲法语人士古斯塔夫·阿多（Gustav Ador）为联邦委员，使联邦委员会的七名委员中讲法语的委员占了三名，从而精心地重新平衡了瑞士的外交政策。总而言之，他们的这种绥靖、和解和妥协的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通常情况下，在丑闻的情绪浪潮消退之后，普遍的、跨族群民族主义的征兆就有所显现：威勒将军在法语城镇受到热烈欢迎，讲法语的陆军分队则在本国的德语区列队行进。

在捍卫多族群民族主义和对抗族群竞争及冲突的挑战取得最终胜利的过程中，跨族群的诸协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新赫尔维蒂社团（New Helvetic Society, NHS）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协会成立于1914年，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振兴瑞士民族主义，以反对日益增长的族群沙文主义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新赫尔维蒂社团制定了一个一致的反击族群民族主义和反宣传计划，其中心是瑞士作为“意志国家”的观念。

1915年，新赫尔维蒂社团开始出版发行一份爱国主义的星期日周报，以对抗在本国阿勒曼尼语地区取得某些影响的德语报纸。该社团还推出一份双月刊——《瑞士同志》（Swiss Comrade），向年轻的公众喊话，传播同样的爱国精神。在战争期间，还开办了新闻办公室，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大约2 000篇文章。该协会在全国各地组织会议、集会和演讲，其中包括诗人卡尔·斯皮特勒（Carl Spitteler）的著名演讲，他劝告他的同胞保持团结，并记住他们的先辈所传下来的兄弟情谊。在一份德语报纸和一份法语报纸的编辑之间所展开的题为“让我们保持瑞士人这一身份”的讨论，与新赫尔维蒂社团发表的知识分子康拉德·法尔克（Konrad Falke）的文章《瑞士文化意志》一样，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其主席贡扎格·德·雷诺德（Gonzague de Reynold）经常参加本国不同地区的会议（Im Hof and Bernard 1983：17）。其他协会，如瑞士军官协会、公共利益协会以及教授和讲师协会，都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尽管它们没有开发出与新赫尔维蒂社团相当的全面宣传工具。

这些协会的活动有效地抵消了政治领域中出现的离心力。[58]同样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微观政治黏合剂，将跨族群精英凝聚在一起，并且防止政治联盟和个人友谊网络沿着语言分界而破裂。瑞士跨族群志愿性组织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在1848年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转折点之后会形成包容性的权力结构；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没有沿着语言界线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