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会生活的跨族群性质

所有这些协会每年都在全国各地举行年度会议，主要是在不为普通公民所知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协会的成员们就会熟悉后来成为国家领土的其他地区。大多数协会都认真确保每个州都包含在这个轮换会议场所的体制中。其中绝大多数——公共利益协会等是重要的例外——也由各州轮流担任主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轮换会议地点和主席的制度仅限于瑞士联邦范围内，不包括来自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协会或会议。因此，即使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类似性质的组织进行交流和偶尔接触，这些协会的网络仍然局限于瑞士领土。

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整合了不同的族群群体？赫尔维蒂社团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下面的内容借鉴了Im Hof and Bernard 1983：15ff.）。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在该社团的会议上使用法语遭到强烈反对，因为法语象征着法国宫廷及瑞士社团决心要与之斗争的绝对主义秩序。这种抵制渐渐消失，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讲法语的成员受到了欢迎。1790年，该社团的大会通过热烈鼓掌欢迎第一次用法语发表的演讲。遗憾的是，关于该社团成员的族群背景我们知之甚少。然而，记录表明，在1829年联邦步兵协会的2 000名成员中有1 200（或60%）是日耳曼人（该族群占人口的70%）。公共利益协会共631名成员中有127名讲法语者（Im Hof and Bernard 1983：20），这再次反映了瑞士整个人口的族群构成比例。

这些运动发展出了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愿景？启蒙运动的理想随着“赫尔维蒂主义”（Helvetism）的意识形态而在瑞士境内大为盛行。缺乏绝对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国家形态以及在城市公民范围内的自由的小型实验，倾向于促使开明的瑞士人最积极地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然而，这些滋养了瑞士在世界历史中起作用的愿景的主要思想却来自外部：卢梭赞扬了受到英雄的阿尔卑斯山地形保护的瑞士牧民和农民的自然民主。席勒1804年创作的《威廉·退尔》成为爱国剧作家们的经典。[55]

这个早期的爱国运动具有独特的共和感。共同体的边界从未以族群或语言来界定。反之，所有那些曾经并且继续与周围的封建帝国做斗争的人士和瑞士城邦的爱国精英，都属于促成新的社会秩序的进步共同体。这种典型的作为进步的现代历史观念在各种传说和故事中得到体现，而新成立的学术研究院中的瑞士历史教授们则神圣化并教授这些传说与故事。约翰内斯·冯·穆勒（Johannes Non Müller）的《瑞士历史》（Histories of the Swiss）成为标准的爱国和进步作品大约有一个世纪。相关的协会在传播这种新的历史观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研究学会成立于1811年，1841年则成立了瑞士历史研究总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爱国主义协会没有大发展，因为之前就存在的民族情绪最终找到了它的组织化表现方式，正如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 1996）对瑞士案例所做的解释那样。瑞士这一“进步和现代性将获得特权地位”的地方作为祖国的观念是一个新的观念，这一新观念与根深蒂固的瑞士各州的身份认同之间几乎没有连续性，这种州的身份认同产生于长期的瑞士各城邦之间的争斗，或者与生活在各州的个人在18世纪之前思考和感受到的宗教信仰相关。虽然一些早期的爱国者们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而成为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承载者，但大多数瑞士人原本就将他们对新社会的愿景限制在他们各自的州（Kohn 1956：24—25）。当然，有些协会，特别是赫尔维蒂社团，则遍布全国各地，因为它们的目标是克服瑞士的社团因各州的分割而碎片化。然而，许多赫尔维蒂社团的成员也是（也许主要是）各州的政府、协会和进步俱乐部的成员。相应地，甚至赫尔维蒂社团充其量也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者：它的目的是将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古老的寡头秩序，而不是将相互脱节的各个州打造成一个国家机构。简而言之，这些原始的民族主义组织跨越地区和语言鸿沟并不是因为它们受到民族主义的驱动，而是因为民间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社会基础——普遍的识字率、城市资产阶级或受过教育的农村精英、早期工业化——已在旧联邦的整个领土上发展起来。

以天主教会和联邦的阿尔卑斯山中心地带的保守派为核心的反启蒙联盟网络反对这些协会，并且断开了与这些协会的联系。这些保守派旨在遏制和制服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并将信仰、对传统秩序的遵守以及与欧洲其他天主教国家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联合置于爱国主义、理性和平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