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

瑞士的政治历史大致符合这种情况。其公民由71%讲德语的人、23%讲法语的人和6%讲意大利语和罗曼什语的人组成。自19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瑞士能在日益由语言统一的民族国家——讲德语的德国、讲法语的法国、讲意大利语的意大利等占主导地位的欧洲继续存在。对于那些将一种共同的语言视为现代民族国家基础的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欧内斯特·盖尔纳而言，瑞士代表着一项重大的干扰。他因此选择将其视为正常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失常（Gellner 1964：174；Gellner 1983：119）。对于那些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968[1922]：397）那样强调共同的政治历史作为民族情感来源的人而言，瑞士则成为比较研究“裁判所”的“证人”而大受欢迎。[52]

正如其他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瑞士与比利时、加拿大、西班牙以及西方其他多语种国家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因为瑞士的四个语言群体中没有一个曾经争取过政治独立[53]，或者争取与自己的群体为主导的多数民族的邻国实现统一。这不是因为给语言少数群体以自己的自治省份从而满足其自治的愿望：瑞士各州的边界不是以语言来划分，法语—德语边界在大部分情况下从北到南贯穿各州，意大利语也是这样的情况。伯尔尼州、弗里堡州、格劳宾登州和瓦莱州都是多语言州。更确切地说，族群差异似乎与政治无关。没有任何单一语言的重要政党；要想找一个代表讲法语的人的瑞士法语地区党（parti romand）[54]将会是巨大的失败。没有一个主要的政治组织会试图仅代表四个语言群体中的某个语言群体的利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瑞士完全缺乏族群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情况与由各种语言群体构成的中国汉民族的情况相似。

因此，最好将瑞士理解为一个多族群国家建构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国家被想象为几个要求尊严和政治权力平等的语言共同体构成的综合体（Dardanelli and Stojanovic 2011）。从1848年起始的现代瑞士开始，在中央政府和联邦行政机构中，讲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人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相同甚至略高。自其19世纪末期成立以来，不同的语言群体在一个政治屋檐下和平共处成为官方民族主义的主要焦点。对于今天普通的瑞士人来说，这是他们相当自豪的原因之一。因此，瑞士在国家建构的身份认同和政治整合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为了理解这是如何产生的，我将分析志愿性组织在两个关键转折点中的作用，这两个关键转折点具有各个地方的国家建构历史的特征。第一个转折点是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就瑞士而言，它发生在1848年的短暂内战之后，当时一个联邦国家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存在的由独立小国构成的松散联盟。第一个联邦政府废除了最后的中世纪特权，依据宪法授予所有公民平等地位，并建立了联邦政府和军队。第二个转折点，我聚焦于新的联盟结构可能出现的重大政治危机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士就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在瑞士的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对德国还是对法国忠诚的冲突的影响下，不同的语言群体在政治上疏离。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代表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点，在此期间，历史可以走另一条道路，朝着族群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国家可能被重组为三民族（tri-national）的实体，甚至可能沿着语言界线分裂。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多族群的志愿性组织所提供的向心拉力对理解其原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