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混搭：文化与心理研究的新思维

文化在生活环境中会聚，会导致什么心理反应呢？这一问题为热衷于研究社会变迁和全球化后果的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让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大数据挖掘、计算机模拟、开展大型调查等方式探讨文化混搭的宏观效应，也让研究人员能通过田野观察、焦点访谈了解人们对文化混搭的在地体验，甚至在实验室内控制文化混搭的环境，检验文化混搭与行为的因果关系。已有大数据研究发现在中西文化混杂的环境中，人们会利用中国和美国的社交媒体实现不同的社交功能（Qiu，Lin，& Leung，2013），例如，利用美国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偏好，利用中国社交媒体交换信息。也有计算机模拟研究发现外来的文化威胁会使社会更严格地要求人们遵守内群体的文化规范，更倾向于不惜动用个人资源惩罚违纪行为（Roos，Gelfand，Nau，& Lun，in press）。亦有调查研究发现接触多元文化能提高创意思考的能力（Leung & Chiu，2008）。此外，田野观察和访谈研究发现人们会因为抗拒全球化而抵制跨国连锁企业（Thompson & Arsel，2004），因抗拒资本主义垄断城市经济而支持农夫市场（Thompson & Coskuner-Balli，2007），更有研究证实当很不同的文化在实验中同时呈现时，人们会特别留意文化间的差异（Chiu et al.，2009），并会通过防止外来文化污染和蚕食内群体文化来肯定自己的存在意义（Torelli et al.，2011）。要之，文化混搭这一课题为研究文化的变迁和维护及文化会聚的行为影响，提供了多层次、多方法的研究机遇。

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是文化与心理研究的主流范式（Chiu，Ng，& Au，2013）。由文化混搭引发的社会心理现象，暴露了它们的盲点，激励学者们以崭新的观点，重新审视文化与心理间的关系（Morris，Chiu，& Liu，2015）。文化间的差异是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共同关注的对象。跨文化心理学留心全球众多文化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研究寻找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差异的维度（Bond & Smith，1999）。例如：在某些文化中，个人目标的重要性凌驾于实现集体目标之上；在另一些文化中，则反过来更重视集体目标，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一维度便可以用来解释这些文化间的异同（Triandis，1995）。又如：某些文化较强调遵守规范，另一些文化则较重视表达个性，严肃与宽松便成为解释这些文化间异同的维度（Gelfand，Nishii，& Raver，2006）。文化心理学关心的是文化与心理的共构过程。通过比较研究，文化心理学家尝试了解生长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如何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文化的熏陶和教化，形成不同的思想、情感、动机和行为；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特色，又如何在社会互动中促使群体文化传播、延续和再生（Markus & Kitayama，1991）。

然而，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都夸大了社会化的效能，错误地认为人们在群体生活中会不知不觉地全盘接受和内化内群体的文化，自然而然地流露与内群体文化相符的思想、情感、动机与行为（Morris，2014），忽略了人们会主动建构内群体文化（Zou，Tam，Morris，Lee，Lau，Chiu，2009），并在环境需要的情境下，策略性地表现或压抑与内群体文化相符的行为（Morris，Hong，Chiu，& Liu，in press）。跨文化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也夸大了社群内文化的单一性，认为社群内存在单一的主流文化，大多数社群成员都内化了社群内的主流文化。因此，社群成员被视为单一主流文化的载体，其行为的平均趋势，能反映社群的主流文化价值（Morris，2014）。

强调动态建构的多元文化心理学是文化与心理研究的第三波浪潮（Hong & Chiu，2001；Hong，Morris，Chiu，& Benet-Martínez，2000）。它完善了上述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偏差，提出人们在社群生活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习得文化中的规范，建构文化知识（Kwan，Yap，& Chiu，in press）。他们把建构的文化知识储存在记忆中，当在生活情境中遇到适合使用这些知识作为解读经验和指导行为的工具时，便会把潜睡在记忆中的文化知识唤醒，运用它实现当下的目标（Chiu & Hong，2007）。例如，一个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汉族人习得汉族的婚嫁礼仪，这种文化知识被储存在这个汉族人的记忆中，当在婚礼上看到“红双喜”这一文化符号时，潜睡在记忆中的文化知识便会被唤醒，指导他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符合汉族婚嫁礼仪的言谈举止。可是在参加回族人的婚礼时，出现在婚礼上的回族绣品却会提示他压抑熟悉的汉族婚嫁礼仪知识，避免在婚礼上出洋相。要之，文化动态建构论强调人们在生活中主动建构文化知识，并灵活运用文化知识实现目标，表现出动态而非刻板的文化行为。文化动态建构论也强调人们学习和使用文化知识的能动性（agency），认为一个能干的文化成员，不但对其社群文化的核心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并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文化知识来解读当下的经验和处理即时的问题，而且能敏锐地利用环境线索洞悉常用的文化知识是否适用于当时当地，灵活地运用或抑制这些知识，做出合宜中节的行动决定（Chiu & Hong，2005）。

多元文化心理学进一步指出，个体对其社群文化的构想，会因他们的具体生活和文化经验而有所变化。例如，高校毕业生较多地接触中产阶层或精英阶层的文化；反之，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则较多地接触普罗大众的文化。来自不同阶层的人，缘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对社群文化的核心内容，很自然地会进行不同的建构（Stephens，Markus，& Phillips，2014）。同样，社区中流动性较强的人，与流动性较低的人相比较，其对社群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有不同的构想（Chen，Chiu，& Chan，2009）。因此，在同一社区中，人们对其社区文化内容的建构和想象，并不单一。

在一个多种文化杂处，或社会文化正处于高速变动中的社会，人们接触到多种多样的文化。例如，在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随着海外资本大量的流入而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现代科技得到高度发展并广被采纳；大量民工到城里寻找工作机会，把农村文化带进都市；但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增长，都市的消费文化开始渗入农村。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华洋杂处、古今文化会聚的环境中。在接触到多元文化后，人们会习得不同文化的知识，能自然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因应文化线索的指引，激活相应的文化知识，做出适当的行为决定（Hong et al.，2000）。例如，在回汉杂居的地区，回族人经常接触回族和汉族的文化，习得两种文化的知识，在回族的聚会中自然地运用回族文化知识做行动指引，在与汉族人交往时，则自发地运用汉族文化知识做行动指引。因此，熟悉多种文化的人，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灵活地转换文化框架，在文化潮流的交汇处逐浪远航（Leung，Lee，& Chiu，2013），甚至把来自不同文化的知识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文化（Leung et al.，2008）。

总的来说，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能以简约的维度，概述文化间的异同；文化心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能较细致地描述文化如何影响心理与行为；多元文化心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能更细致地描述潜藏在个人大脑中的文化构念如何在特定环境中被激活，进而影响个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行为。这三个研究范式的焦点不同，却为了解文化与心理的共构关系提出了相互补足的观点（Chiu et al.，2013）。

文化混搭及其产生的社会心理现象，把文化与心理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了一步（见本辑谢天的文章）。由于文化的传播和人口的流动，文化混搭已成为生活环境的常态，而非变局（Chiu et al.，2011）。多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时空呈现，让人们更注意到文化间的差异（Chiu et al.，2009），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思考和解读生活经验（Torelli et al.，2011）。人们不但能选择启动和运用哪种文化知识，而且能将文化的知识传统变成思考和反思的对象（Chiu，Gelfand，Yamagishi，Shteynberg，& Wan，2010）。文化在环境中，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在互相影响：有时相互启发，有时相互角力。释迦之学与中土哲学砥砺切磋而萌生禅宗，佛道思想与儒学合流而启发宋明理学，皆是文化互相启发的例子。至于20世纪初，国难方殷，西学东渐，励志报国之士，或建议中体西用，或主张全盘西化，针对中外文化的消长、东西方文化的取舍，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此外，长期浸淫在多种文化中的人才会对文化混搭有强烈反应（Torelli et al.，2011）。例如，香港的“上海滩”、内地的“上下”，都以糅合中西文化元素为设计主题，它们设计的时装和家具，得到不少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消费者的支持。又如，当游览历史文化遗址时，发现遗址内出现泛滥的商业活动，虽然游客可能只是初次接触遗址内的文化遗产，但也可能会对遗址内的商业活动感到不满，认为商业文化在遗址内泛滥，会污染遗址代表的历史文化。

因此，文化混搭及其社会心理现象，促使学者们上承多元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传统，深入认识文化间互动的形式和类别以及它们造成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后果（Morris et al.，2015）。有学者将关注这些研究课题的心理学研究称为会聚心理学（polycultural psychology；Morris et al.，2015）。在本辑中，作者们将会聚心理学在心理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如何启迪新思维、揭示新现象和启示未来研究路向做了很详尽的论述，为会聚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垦土播种。